5160-赶考-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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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绳墨也，尺度也。古代社会尚讲规矩，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规矩的问题，更要谋求一整套科学的立法体系和执法体系。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法制建设方面，登上了更高的一层台阶。
1989年9月，江泽民同志就任总书记只有3个月，就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江泽民同志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这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法治国家”而非“法制国家”，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大创造。“法治”和“法制”在中国普通话里，发音完全一样，意思却大不相同。“法制”是指法律制度，是一个名词，而“法治”则是一个名词与一个动词的连接，指依法治理。
中国人对法制并不陌生。从春秋战国时期，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到清朝的戊戌变法，历代皇帝无不实行“法制”的革新，但这种革新不得损害统治集团的“人治”，一旦有所损害，变法便会前功尽弃，变法的鼓动者往往人头落地。商鞅被五马分尸，参与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有的远走异国，有的被砍头示众。以此看来，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都是超越法律之上的，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所以封建朝代的法制，也只能是人治的代名词。
法治国家则完全不同，不允许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超越法律之上或处于法律之外。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已经达到的境界。即便保留君主制的英国和日本，也无不如此。发达国家之所以称为发达，这是标志之一，也是动力之一。
所以，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非常深刻的寓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说“没有依法治国，也没有社会主义”。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表达和“人治”彻底决裂的决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有完整的法律体系。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宣布：“加强立法，提高立法水平，到200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这不是哪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求比较完备的法制，没有完备的法制，就没有成熟的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是一种人治的权力经济。对法不仅没有迫切的要求，而且具有排斥性。因为官员的意志大于法。如果有法，反而约束了官员的意志。
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就如阳光雨露空气，又如布帛菽粟，须臾不可离开。没有法就没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靠法去调节和规范。而政府不是凭意志去干预，而是靠法去调节和管理。法是准绳，政府可以依法告企业，告老百姓，企业和老百姓也可以依法状告政府。法成为各行各业的行为准则，什么企业法、税法、投资法、破产法、保护法、仲裁法，等等。
总之，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所有的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土里刨食”的农夫，都时时处处生活、行动于法中，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所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立法、执法部门都必须依法办事，不折不扣受到法律的约束。
从“人治”到“法治”，这是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象征。上至国家高层领导，下至基层单位、部门，要保证其决策的正确实施，不出现重大失误，决不能寄希望于个人的开明和作风、品质上。邓小平早就说过，关键是制度，制度不好，坏人就会钻空子，好人无法工作；制度好，坏人就无法横行。他还说，切不可把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那是很不健康、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毛泽东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收拾长达10年的混乱局面，连他自己也感到无能为力了。
综观中国共产党高层决策的历史教训，往往失之于个人专断。为此，江泽民同志大声疾呼：“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特别提出“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这四句话也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大创造，它和毛泽东提出的“四个服从”（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一起，构成了科学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
这就把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由抽象、难以把握变得易于操作了。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民主集中制作了上述这些具体规定，从而可以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一个领导集体的一把手，职务再高，也只是一票表决权。个人的意见，只能算“个别酝酿”，不是决定，决定只能在会议上。这样，集体领导就体现在决策程序中。这种程序也是集体领导和个人专断的分水岭。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二节 从“人治”到“法治”（2）
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专断独行，霸道至极。有一次他在听取基层县委书记汇报工作时，居然一口气撤换了17个县委书记。至此之后，河北吏风突变，人人以自保为上，弄虚作假蔚然成风。暂不说这17个县委书记该不该撤？只说他程维高不经合法程序，个人有没有如此大的权力？但是他确实那样做了。所以，很多河北省干部称程维高的当权为诸侯政治——在他那里，完全没有组织原则，有的只是封建诸侯那一套作风。在河北，他想怎样就怎样。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1995年夏因向有关部门反映程维高的违纪问题竟被程维高指示投进监狱判劳教两年，前后沉冤8年。程维高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我们党干部管理体制上的漏洞。程维高也为自己的专断独行、不受监督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003年8月，中央纪委宣布：开除程维高党籍，撤销其正省级待遇。经查，程维高在河北主政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子女利用职务影响，进行违纪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问题的郭光允同志打击报复；与其配偶收受一批贵重物品；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死刑，程维高对他们的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受到中央纪委处理后的程维高已匆匆离开他仕途最高峰的河北，返回他走上仕途的起点江苏常州，妻子和女儿都已被捕，儿子程慕阳潜逃国外。一个已72岁的老人，本可以功成名就，儿孙绕膝，颐养天年，而如今呢？
所以，法有了，制度有了，还要看执行。江泽民同志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徇私枉法，执法犯法，以权压法，那就比无法的影响还要坏。它破坏了法制的尊严和权威，民众对社会稳定失去起码的信心，就会浊水横流，天下大乱”。
对此，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同时，党必须依法执政，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呢？也必须依法司法。其他部门都必须依法办事。
而要达到上述目标，就必须实施强有力的监督。监督本身也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被称为依法监督。江泽民同志说：“必须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监督还要依靠各个方面，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权越大、位越高，越需要监督。重点“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的监督”，而且是从决策到执行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实行强有力的监督。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提出一系列具体的监督制度。如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政务公开制、民主评议制等。就是决策环节，也要实行责任制。就是说，对滥用手中权力、违反法定程序，损害国家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决策行动，要追究决策者的党纪、政纪直至法律责任。
强有力的监督制度特别是对主要领导人员的监督，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中的薄弱环节。因此，江泽民同志的话使人们备感清新和振奋。其中，有些虽然在设计阶段，有些只是个开端，但人们已看到希望。晨曦已露，曙光在前，正如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则仁斯至矣！”仁，是孔子理念中的最高境界，似乎很抽象，很玄妙，高不可攀。但它却说，只要你脚踏实地去实践它，它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它是很具体的，从身边小事做起就是。
被誉为改革之星的前山西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把党的“四大监督机制”落实细化为“五大监督机制”：以纪检监察机关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和工作监督；以政协、统战牵头的民主监督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以信访部门牵头的群众监督。正是这些监督制度的有效实施，长治市在吕日周上任不太长的时间内，干部作风有所转变，用人风气逐步匡正，干部使用由过去的往上“跑”转变为向下“找”，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也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那么，从“长治现象”看，是否可以得出有了监督机制的设立，干部作风问题、腐败滋生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呢？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吕日周有吕日周的改革条件：一是他握有“一把手”在当地至高无上的权力；二是他当时55岁，不担心影响仕途的升迁；三是他和诸多利益集团无瓜葛；四是严格自律，过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五是他对山西和长治的省情、市情了如指掌。相比之下，那些看着自己顶头上司的脸色的监督，要困难得多，也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监督。
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为金钱，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
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官当到了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说：“国家的法令、法规在我这里也得变通执行。我同意的执行，我不同意的就不能执行。”而该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也说：“沈阳市的事，大事和老慕说一声，其他事就是我说了算。”
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说：“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此，被中国政府通缉的厦门远华走私集团的头子赖昌星也有极其“精辟”的论述：“制度、条例再好我也不怕，最怕的是领导干部没有爱好。”所谓领导干部的“爱好”，无非指的是贪官的贪欲（金钱欲、色欲、出国欲、升官欲）。赖昌星的确“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不仅可以为他认为有用的官员提供金钱、美女、香车、出国等，还可以为其“跑官”“买官”。所以，权力者的“爱好”一上来，一膨胀，一绝对化，什么制度、条例都不管用了。
……
为什么“强硬的监督机制”斗不过看起来“无形的权力”呢？因为再好的制度，再厉害的党纪国法，一旦到了拥有“绝对权力”的“第一把手”那里，都成了虚设，都变成了可以变通的条文。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往往是：上级的监督太远，同级的监督太软，下级的监督太难，法律、法规的监督太晚。也有人形象地说：上级监督是雾里看花，形有实无；同级监督是缩手缩脚，软弱无力；下级监督是纸上谈兵，名存实亡；群众监督是水中望月，徒有虚名。所以可以这么说，像陈希同、成克杰、李嘉廷这类“第一把手”的腐败分子是从来也没有将监督制度放在眼里的，从来都是将自己的权力置于制度之上的，从来就是藐视、漠视、轻视甚至敌视这些制度的。从最近几年查处出来的那些权高位重的高级干部的腐败案件看，大多数是群众举报或者查办其他案件，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原来为制度而设立的监督机构似乎功劳不大。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二节 从“人治”到“法治”（3）
我国20世纪90年代，监督机制越来越健全，但腐败频率却越来越高。在腐败分子中，“一把手”占有绝对的多数（资料表明“1998年全国查处的地厅级干部中，‘第一把手’占总数的421《Times New Roman》”），有那么多权高位重的“第一把手”陷入腐败的泥坑中去，显然是“硬制度”斗不过“软权力”的结果。为什么“软权力”对“硬制度”会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主要领导将权力“个人化”“绝对化”“神圣化”“家长化”了。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的“权力的过分集中”，“就是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这种“个人领导”“一言堂”使当权者有恃无恐，什么制度，什么党纪国法，全抛到九霄云外，有谁还敢监督？还能监督？于是乎，生杀予夺全在股掌之中，动辄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数亿元贪起来好像从自己的一个口袋拿出来装进另一个口袋。
由于“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的“家长制”现象，在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因为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史。邓小平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成立后，对从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残余影响一直重视不够。而我们的社会匆匆忙忙转型后，对“家长制”也没有很好地批判和清算。在改革开放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少领域推行的“承包制”，又形成了“权力老板化”倾向，一些单位干脆称谓“第一把手”为老板。由于“老板”意识的强化，公仆意识肯定相应地淡化，某些权力者自然成了“龙头老大”，大搞“家长制”，无论什么事，都是一人说了算，“一锤定音”，不准有“杂音”，哪里还容得人民群众和法律的监督。
所以，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过程中，在重视制度创建的同时，必须在监督机制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使监督部门有权力、有办法实施监督职能。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质上能够落实对“第一把手”的监督，而不至于让监督者看着被监督者的脸色去监督。
总之，从“人治”到“法治”，任重而道远。在这条道路上，关键不是制度的创立，而是制度的落实。按照吕日周的体会说，落实，好比种子落到土里，生根、发芽、破土、抽枝、长叶、冒穗、杨花直到结出果实，才叫落实。落实的反面就是落空、落后、落马、落难。那样，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条件下，人治“一不小心”便会死灰复燃。
《赶考》 苍蝇与蝴蝶同时破蛹第三节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为经济的发展注入空前的活力。但许多消极、丑恶的东西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