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0-赶考-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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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湖“拒收礼，永不沾”是出了名的，因而有人说他“不近人情”。
可汪洋湖说：堤溃蚁穴，这个口子开不得。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就会越收越多，时间长了，就陷进去了。一些领导干部最后掉到钱堆里不能自拔，不都是从第一次开始的吗？意志力不强，投降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一刀切死。有情不在礼，我欣赏“君子之交淡如水”。
汪洋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家人和亲属的要求也非常“苛刻”。他对老伴儿温淑琴的要求就是三句话：不参政，不收礼、不特殊。温淑琴在省水利厅下属单位的卫生所工作，直到退休前还是一名普通护士。由于家离单位远，她每天上下班都要走40分钟的路，但她从来没有搭乘过汪洋湖的专车，有时汪洋湖早上到这个下属单位检查工作，她本可以顺路搭车，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
汪洋湖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父母双亲长年患病，孩子们的工作也安排得不理想，有些人问他：“汪厅长，你当那么大的官，家里这样清贫，你不觉得亏吗？”汪洋湖笑了：“亏什么？问心无愧。”
像孔繁森、龙清秀、汪洋湖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党的领导干部，何止千千万万！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以高尚的人格，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展现了新时期共产党人的风采，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爱戴。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二节 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沦丧（1）
2004年2月，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用铁锤砸死同班4名同学，尸体放入大衣柜后逃窜，后被警方逮捕判处死刑。这一案件在全国各界引起极大社会反响。新华社驻云南记者为此前往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财贸学院、昆明医学院等学校采访，先后与30名在校大学生座谈。从他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在社会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在物质利益和网络世界等多方诱惑下，迷茫、消极、颓废的情绪时时侵袭着当代的大学生们。
记者在与30多个大学生座谈时提问：请你用一个词描述和评价你的大学生活？回答最多的词是“茫然”和“颓废”。跨过高考门槛的大学生，生活失去了终极目标，评判是非和个人能力也不再是分数这个唯一的标准，缺乏引导的他们除了迷茫还能是什么？
下面是记者和他们的交流：
记者：你信仰什么？大学中的公共政治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概论》《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对你有影响和帮助吗？
学生A：我没有信仰。公共政治课更多的意义谈不上，只是为了拿学分和应付以后的公务员、研究生入学考试，也许会从中知道一些经济学、国家政策、政府机构设置等方面的知识，对于以后工作会有所帮助，但这些课程实际上解决不了我思想上的任何问题，更不可能产生信仰。
学生B：没有信仰。公共政治课学生完全是冲着教师去的，如果这个教师幽默、风趣，就会有很多学生去听，各个学校“名嘴”的课不是堂堂爆满吗？如果教师讲课不行，坐在教室里也是各干各的，少有人听课。即使是“名嘴”讲课，我想大多数同学只是去找轻松，笑过之后就忘了，有什么影响？
学生C反问记者：你有信仰吗？现在谁有信仰？教公共政治课的教师有信仰吗？凭什么要我们有信仰？现在只有90岁的人有信仰！
在倾心交谈中，记者居然很少听到这些大学生回答有信仰。之后记者混在学生中，在昆明某大学上了一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50《Times New Roman》以上的学生没有认真听课，看专业课本，看报纸、剪指甲、发短信……高校的公共政治课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信仰蕴涵着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信仰危机不仅存在于高校，而且广泛存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在各个阶层的人群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信仰严重缺失的危机。“现在只有90岁的人有信仰！”这句出自当代大学生的话确实发人深省。
关于信仰缺失问题记者采访了云南某大学一位法学教授：许多大学生坦言没有信仰，怎样培养大学生的信仰和理想？
法学教授如是说：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快速的、急剧变化的时代，社会生活中大部分事情是不可预料的。上一代人所处的社会生活状态是基本平衡、连续的变化过程，可预料得见自己几年，几十年后的生活历程。但现在大学生很难预料和把握自己在毕业后的工作和生活，对社会判断、评判都会产生相对性观念，而没有一个“终极”的概念。人生变成了每一天、每一件具体的事情。找到恋人，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每一件眼前能把握的事情就成了生活的全部，一旦失恋、就业受挫，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于是就走了绝路。把一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甚至将一个人起码的良心都丢失了。
从云南边远地区贫困家庭走出的马加爵能考上大学，不可谓不是人才。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学生，因为极度自卑，导致心灵脆弱到经受不起一点挫折，受到别人一点嘲讽就认为是别人伤害他。并最终因为一点口角便道德失控，举起了铁锤砸向同窗室友，自己也走向了毁灭。
无独有偶，被誉为“诗歌王子”的年青诗人海子（学名查海生），1964年3月26日生于安徽安庆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是当地有名的“神童”，15岁考上北大哲学系，23岁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讲师，出版多本诗集，可是他却于1989年3月26日下午在山海关卧轨自杀，终年整整25岁。自杀的原因仅仅是失恋，其女友的父母对其出身贫穷表现鄙夷之情，说海子是个一穷二白的诗人，除了写诗，不会有什么前途。一个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他葬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辜负了国家和亲人的期望。他在自杀前曾写给姐姐一首诗：
〖JZ（Z〗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
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
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海子《日记》
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受过那么好的教育，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竟然选择自戕，竟然心灵荒漠得只有戈壁，竟然把理想和信念丢失得“两手空空”。
据2005年9月12日《潇湘晨报》报道：年仅26岁的湖南衡阳籍博士生孟懿，在其就读的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跳楼身亡。孟懿“毫无征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什么也没有带走，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痛惜和喟叹。
其实，自2005年2月至今，短短半年多时间，包括孟懿在内，我国已先后发生了4起博士生自杀的悲剧事件。这些智商超群、勤奋好学的“有为青年”，其情商、意志力和责任心，竟如此低下和薄弱，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一个高学历的博士生，本应是理性的、负责任的，情知和谐的精英之士，然而其意志和精神的防线怎会如此不堪一击？对生他养他的父母和重金培育他的国家怎会如此决绝？
由此应该反省我们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我们在教育方面、人才培养方面，有片面的功利主义，重智轻德，忽视对学生精神世界和道德情操的关注。造成青年精神世界的空虚和人生终极目标的缺失。一个缺失了理想、信念、终极目标的人，生命只剩下一个躯壳，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二节 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沦丧（2）
马加爵现象和海子、孟懿现象虽属个案，但代表了这个时代年轻知识分子在信仰缺失后消极、颓废而选择的两个极端。
信仰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劳苦大众能翻身过上好日子，无数共产党人和志士仁人，为了“主义真”连砍头都是不怕的。革命烈士方志敏被捕后，面对生死的选择，他坚定地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乃宇宙的真理！”信仰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信仰作为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从来都是团结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
当代中国，这种精神纽带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五种思想理论一脉相承，都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百年以来的历史结论，光说社会主义还不够，还必须加上“中国特色”，这是共和国半个多世纪行程的历史结论。社会主义没有和“中国特色”提到一起之前，它在人民群众的理想、信仰中已经发生动摇，已经危机四伏。社会主义加上中国特色，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关起门来建不成社会主义，关起门来只能是死路一条。
作为共同理想和信仰的共产主义，必须坚持，虽然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因为没有最高谈何最低。在思想上应该永远坚持。最低纲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半个世纪的共同奋斗。
一个指导思想，一个共同的理想，进入新世纪的共产党人决不可动摇。否则，“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乱，那将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在中国，理想、信念、信仰是至高无上的。著名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美国人的政策被律师和讼案所操纵，中国人的政策由理念来支配。”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更新、更深的层次，改革带来的结构性调整，其实质就是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这必然带来社会的切肤之痛，因而海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断言：中国的改革正在过大关。
在这样一个令人关注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政治环境中，广大人民群众无疑是改革的生力军和不能忽视的主角，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则时时刻刻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上，不仅自己不能缺席，还必须首先具有坚定的信念，即对党和国家命运前途负责，对党的事业和宗旨有着宗教般虔诚。因为只有虔诚，才能激发一颗灵魂的高贵和伟大。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之所以永立潮头，正因为拥有一大批对党的宗旨无限忠诚的优秀共产党员，雷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等，他们为祖国的明天和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从长江之源到东海之滨，从白雪飘飘的北国到椰林碧海的南疆……他们默默无闻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用他们自己的言行谱写一曲又一曲壮丽的诗篇。他们的信仰坚如磐石，他们的精神与日月同辉，与青山同存。这些英雄的身体虽然化作了墓碑上的字：“这么长眠着……”但他们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他们的事迹汇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一些青年学子在信仰方面的悲观态度如果不是幼稚，只能说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然而，不可否认在这么多“明星”的闪耀下，党内还是有少数党员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信仰缺失，动摇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个精神支柱，于是，迅速沿着工作上无所用心、作风上独断专行、生活上放纵奢蘼、经济上贪婪无度的轨道，一步步滑向不归之路。
在领导干部中也有马加爵似的人物，只是他们“剪除对手”的方式不是自己“抡起铁锤”，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和钱买凶雇凶。
河南省平顶山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法学博士李长河，知法犯法，雇凶杀人，造成一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2001年12月5日被执行死刑。其实，李长河一案，案情非常简单，而为此闹出几条人命，真让人扼腕叹息。
案情是平顶山市所辖舞钢市有个八台镇，该镇有个副镇长名叫吕净一。1996年5月麦收前，平顶山市委下半年要换届选举，李长河想把平顶山通往舞钢的路修好创造政绩，就要求该市每个城乡居民集资50至80元。吕净一与李长河熟悉，曾在一起搞过调研，吕净一根据群众的意见直接找李长河，说：“李书记，麦前老百姓都没钱，能不能到麦后再开工，集资能不能集15至20元。”李长河听后，大为不满，认为你一个小小的副镇长竟敢与我作对，影响我创造政绩的计划。于是就找来该镇党委书记问：吕净一有什么问题没有？镇党委书记想了半天说，吕两年前从财务上借了3000元钱没还。李长河当即说，欠账不还为贪污。并指示镇党委写个举报材料上报，李在举报材料上批示：“从维护舞钢社会政治稳定的大局出发，办好此案。”还多次口头指示司法机关要严肃处理。为此吕净一被判刑一年，在监狱蹲了整整一年后，吕净一出狱誓与李长河斗争到底，李长河找吕净一谈了两次不欢而散。李长河担心吕净一上告从而影响自己的前途，就与好友鲁跃民商量雇人弄断吕净一的腿，看他还告不告。结果雇凶将吕净一的妻子害死，将吕净一砍成重伤，杀人偿命，天理难容。
李长河被捕后痛定思痛、追悔莫及，他多次向办案人员说：“如果能出去就会建议官员们都到监狱里看一看，那些仕途、名誉、地位如果和失去自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李长河走了，他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妻子为他而神经失常，相信他走时带走了太多的悔恨。
随着近年来干部选拔体制矛盾的凸显，竞争对手之间剑拔弩张、不择手段早已屡见不鲜。这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和忧虑。其中的原因很明显，很多人忘记了当官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然而，你真要接触一下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他们最感兴趣、议论最多的仍是级别和待遇。特别是这几年，一旦有了职务空缺，立即就有一大批人深感自己即将面临升迁的机遇，随之而来的就是残酷的竞争。不管是哪一个人，一方面，在他背后有一方的势力在摇旗呐喊、四处周旋，众志成城地要把他推上去；另一方面，还会有另一方努力在翻江倒海，八方呼应，齐心协力地要把他压下去，就好像一场战争，常常还没有开战，早已是硝烟弥漫、炮声隆隆。
造成这种态势的深层次原因是干部选拔的暗箱操作，随之带来的是干部问题的市场化，在市场化中用暴力剪除对手应该是“最简明”的手段。
《赶考》 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第二节 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沦丧（3）
关于干部问题的市场化，是否说法过了头？有大而化之之嫌。其实，在老百姓中早就有“要想富，动干部”的说法。莫说那些因买官卖官而落马的腐败官员马德之流，就说那些“软着陆”现已下台曾手握干部“生杀大权”的“一把手”中，不乏因“动干部”而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干部提拔、干部关系市场化，又哪来的跑官卖官之说！有人卖，才会有人跑，有人买，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