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散文集_朱自清-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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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据说反对周武王伐纣，认为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这也 是只顾理想的节而不顾吃饭的。配合着儒家的理论，伯夷、叔齐成为士人立身的一种特殊的 标准。所谓特殊的标准就是理想的最高的标准；士人虽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这地步，但是 能够做到这地步最好。
经过宋朝道学家的提倡，这标准更成了一般的标准，士人连妇女都要做到这地步。这就 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原来是论妇女的，后来却扩而充之普遍应用起来， 造成了无数的惨酷的愚蠢的殉节事件。这正是“吃人的礼教”。人不吃饭，礼教吃人，到了 这地步总是不合理的。
士人对于吃饭却还有另一种实际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俩都做了大官，住宅挨 着。宋祁那边常常宴会歌舞，宋效听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说，问他还记得当年在和尚庙里 咬菜根否？宋祁却答得妙：请问当年咬菜根是为什么来着！这正是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儿得好；“兼善天下”于是成了个幌子。 照这个看法，忍饥挨饿或者吃粗饭、喝冷水，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 儿。吃饭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数士人恐怕正是这么在想。不过宋郊、宋祁的时代，道学刚起 头，所以宋祁还敢公然表示他的享乐主义；后来士人的地位增进，责任加重，道学的严格的 标准掩护着也约束着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们大多数心里尽管那么在想，嘴里却就不敢说 出。嘴里虽然不敢说出，可是实际上往往还是在享乐着。于是他们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 喝的人；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的民众。
民众，尤其农民，大多数是听天由命安分安己的，他们惯于忍饥挨饿，几千年来都如 此。除非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行动的。他们到别处就食，抢米，吃大户，甚至于造 反，都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如此。这里可以注意的是他们不说话；“不得了”就行动，忍得 住就沉默。他们要饭吃，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有饭吃；他们行动，却觉得这种行动是不合法 的，所以就索性不说什么话。说话的还是士人。他们由于印刷的发明和教育的发展等等，人 数加多了，吃饭的机会可并不加多，于是许多人也感到吃饭难了。这就有了“世上无如吃饭 难”的慨叹。虽然难，比起小民来还是容易。因为他们究竟属于治者，“百足之虫，死而不 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亲戚朋友，总得给口饭吃；这饭并且总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说做 官可以让“所识穷乏者得我”，自古以来做了官就有引用穷本家穷亲戚穷朋友的义务。到了 民国，黎元洪总统更提出了“有饭大家吃”的话。这真是“菩萨”心肠，可是当时只当作笑 话。原来这句话说在一位总统嘴里，就是贤愚不分，赏罚不明，就是糊涂。然而到了那时 候，这句话却已经藏在差不多每一个士人的心里。难得的倒是这糊涂！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五四运动，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中华民国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字 路，走向现代化了。我们有了知识阶级，也有了劳动阶级，有了索薪，也有了罢工，这些都 在要求“有饭大家吃”。知识阶级改变了士人的面目，劳动阶级改变了小民的面目，他们开 始了集体的行动；他们不能再安贫乐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们认出了吃饭是天赋人 权，公开的要饭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够吃够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然而这还只是刚起 头。到了这次世界大战当中，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项是“免于匮乏的自由”。 “匮乏”自然以没饭吃为首，人们至少该有免于没饭吃的自由。这就加强了人民的吃饭权， 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饭的要求；这也是“有饭大家吃”，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义大不 同了。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 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化都说不上。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 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道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 由”呢？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 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这其实比闷在心里糊涂的骚动好得 多；这是集体的要求，集体是有组织的，有组织就不容易大乱了。可是有组织也不容易散； 人情加上人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１９４７年６月２１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７月６日上海《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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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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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雅俗共赏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 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 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 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 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 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 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 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 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 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 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 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 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 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 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 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 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 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 “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 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 “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 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 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 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 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 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 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 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 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 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 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 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 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 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 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 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 《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 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 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 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 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 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 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 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 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 “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 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 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 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 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 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 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馀”。词变为 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 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馀”。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 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 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 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馀”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 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 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 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 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 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 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 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 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 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 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 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 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 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 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 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 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 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线，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 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 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 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 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 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 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 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 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
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 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 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 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 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 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 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 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