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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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文章。他一生中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1882年）采取了一种谨慎、折衷的态度。“最重要的一点，”他在序言中解释道，“是尽可能地解释我们为什么一般会支持自由放任的原则，并在很多方面的事情上向地方或中央的权威挑战……这一质询的结果是使我们不再制定粗制滥造的法则，而是根据是非曲直来仔细判断每一件事情。”
记录下杰文斯的出版作品到目前为止的发行量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里排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通俗课本：
《纯逻辑》（1863），1000。
《煤炭问题》（1865），2000。
《政治经济学原理》（1871），7000。
《科学原理》（1874），9000。
《演绎逻辑研究》（1880），6000。
《政府与劳动者的关系》（1882），9000。
《社会改革方法》（1883），2000。
《通货与金融研究》（1884），2000。
《经济学原理》（1905）， 1000。
从表面情况来看，他的一生中再没有什么需要记录的了。1876年，他成功地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他居住在汉普斯特德高处，荒原边上的一所房子里。1880年，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稳定，而且由于他更乐于写作，所以他就辞去了教授职位。他计划在瑞士花三到四年的时间完成拟议中的《经济学原理》，这本遗著在1905年出版了已经完成的部分。1882年8月13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在加利，贝克斯希尔与黑斯廷斯之间游泳时，突然感到一阵虚弱，溺水而死。他留下了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儿子，赫伯特·斯坦利·杰文斯像他父亲一样，接受的是科学方面的教育——地理学与化学，然而他依靠经济学方面的天资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成功地获得了加的夫大学、阿拉哈巴德大学以及仰光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的席位。杰文斯的妻子活到了1910年，比他多活了将近30年。
对于杰文斯的死，举世同悲。虽然他在46岁就英年早逝，但我认为，他死得其所。在从1857年到1865年的青年时期，他的天才、神圣的直觉以及炽烈的使命感处于鼎盛阶段。最后时刻，他智慧的火焰已经微弱而且闪烁不定。
七
杰文斯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关于他，没有强烈的个人印象被记录下来，而在他去世54年后，已经极少有人认识他了，即使有人认识，在他们头脑中寻找有关杰文斯的清晰的印记，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相信，在他一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他都并未给他的同伴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现代语言来说，他是非常内敛的。他靠自己的思维能力强单独工作。他既被外部世界吸引着，又被它所拒斥着。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对自己的能力怀有无穷的信心。他渴望去影响别人，而不受别人的影响。他深爱看自己的家人，但和他们每个人都谈不上亲密。在他27岁的时候，他以这段话来描述自己16岁时的精神状态：“在1851年的时候，我在高厄街——那是一所阴森的房子，至今看到还心有余悸——生活得并不愉快，同伴们不是恶劣就是自私。就是在那时候，当我在房顶上的小卧室里有一个钟头的安静时光的时候，我开始想，我能够而且应该比别人做得更多……我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致于我相信对于我的动机与目标，任何人都不能知其万一。我父亲可能知道但很少。我从来没有和他敞开心扉地谈话。在学校和学院里，我在班级上的成功不过是表明了我的能力而已，而我所想往的和我所做的事情都被我仔细掩藏起来。我常常想，这种冷漠性格既不欢快也不可爱，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不正是必需的吗？”
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差不多是一个人独居。他不愿意参加殖民生活中的社会活动。1857年，他22岁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姐姐，来分析自己的能力：“我在想象力和机敏方面没什么闪光之处。我所仅有的是糟糕的记忆力，任何时候我都只能记住所学的东西中的很少一部分而多数人都能记住很多。我不是一间堆放物品的仓库，而是一台制造物品的机器。给我一些事实和资料，我就可以把它们加工成井井有条、细密编织的理论，或者给它们以新的外观。我的头脑里有着最有序的结构，我对给事物分类的兴趣如此之强烈以致于常常招致痛苦。同时我想，如果说我在什么方面确有能力的话，那么就是我有一定的创造力，我能搞出新东西来。这并不是说我能迅速地形成新思想、新观点，而是指我能抓住一两个想法并把它们发展成协调的东西。这就像一个万花筒，只要往里扔一个曲别针，或其他什么小玩意儿，一个全新而匀称的图案就会显现出来。”
1865年，在他就要结婚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成功的时候，我会得到丰厚的报偿，而其他时候，我只是感到责任的压迫。我越来越醒悟到，在我的前面，有一项毕生的工作在等着我，逃脱它是不可能的。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感到我所怀有的潜能，它们需要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培养和开发，对它们的任何误用和忽视都将是一种最大的背叛。然而，这样一项艰深繁难的工作带给我的麻烦却是绝不轻松的。一种责任又在与其他责任相冲突，我的头脑总是处于矛盾之中。我将去爱与被爱。然而我要从事的研究如此吸引着我以至于我感到无法在其他方面实现我的想法。首先，我将命定贫穷。我不能像希望的那样去帮助别人。在这样一个挣钱爱钱的世界里，忍受贫穷带来的粗鄙与寒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我自己能忍受，我也不能指望妻子和其他亲属能同样忍受。那么，我的另一半感情与挚爱只能怀着伤痛深深埋藏起来。
结婚之后（他的妻子有私人财产），他的天性也没有多大的改变。他很少出门。只有几个熟识的朋友。音乐是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音乐、游泳和独自散步自始至终是他最喜欢的放松方式。他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常会为家庭生活中的烦扰而恼怒，对噪声过分敏感，容易陷于沮丧之中，总是为自己的健康而心神不安，并且沉默寡言。但据说“他的欢快的笑声很独特，会给听到的人带来更快乐的情绪”。从早年起，他就被肝病、消化不良和便秘所困扰着，这些病痛后来变得非常剧烈，以至于影响了每件事情并经常打断他的工作，这其中也许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他的讲座勉勉强强，不受欢迎。“我有时候喜欢讲课，”他在给大学学院的退休报告中写道，“特别是关于逻辑学，但多年以来，当我走进课室的时候，总摆脱不了是在走向颈手枷的感觉”。他的讲座的价值受到损害，因为他决定少去介绍自己的思想，而主要零售穆勒的纯牛奶，这被他认为是毒药的东西。就我所知，他从未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但在晚年，他与福克思韦尔和埃奇沃思这两位比他年轻的同代人相交甚密。他在伦敦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福克思韦尔都会叫上他一起到汉普斯特德的荒原上做长距离的散步。埃奇沃思也住在附近，是与他经常来往的同伴。前几天，当我和福克思韦尔教授谈起杰文斯，又回忆起这些日子的时候，他说：“他不怎么说话，再没有比他更糟的演讲者了，人们不去听他的课，他工作起来断断续续，从没有把什么事情做彻底过”，然后他停了一会儿，怀着一种不同的表情，“关于杰文斯，唯一可说的一点是，他是个天才。”
他年长时的一张照片附在《书信与日记》的前面。人们熟悉这张照片。打着弯儿的胡子，鬈曲的头发，宽眉毛、方脸膛、圆鼻孔以及丰满而略显凸出的下唇，这样的相貌，可以说，是个犹太人的模子，而正如福克斯韦尔教授所确认的，杰文斯就是一个埃文斯的变种，这显然可以从他的部分威尔士血统中得到解释。他的脸色红润，头发是暗棕色的，眼睛是蓝灰色的。这是一张孔武有力但并不容光焕发的脸，人们会把他当作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高贵的银行家。这里还有一张他在22或23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要有趣得多，非常强壮、敏锐、利索，脸刮得很干净，鼻子挺直，双眼有神，气色上佳，一团未经梳理的黑发倒背在挺拔宽阔的额头之上，——一个天才而绝非什么银行家。这两张照片的对比确证了这样的印象：伟大的杰文斯是青年时的杰文斯。
我频繁地引用了他的日记。他从1852年17岁时起，直到1867年年底结婚时为止一直保留着它。这本日记本身有极高的价值，并且它还向世人展露了杰文斯的品性。我要是看了全部的文本而不是他妻子所出版的选本就好了。据说，当他的孩子们获得版权时，这本《书信与日记》的卷数还会增加，但它们目前的下落还不清楚，所以也无法得到。这本日记包藏了他所有的信心和自省，这是一种过分的自省。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日记更多地是记录着他心灰意冷的时刻，但有时，他也会记下一颗富有创造力的心灵之光闪现时的欢乐。例如，1866年3月的一天，他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当我从晨曦中醒来，阳光直射进我的屋里，我突然醒悟到：就是我发现了未来世界的真实逻辑。短短几分钟里，我感受到了人们不常经历的那种快乐。”但随即他又写道：“我马上又想到，我是一个多么无用、多么弱小的工具，因为我要完成的工作如此浩大、如此艰深”。
附
对凯恩斯先生的文章的讨论
H．S．杰文斯先生：我非常荣幸地向凯恩斯先生表达谢意，他的充满趣味的文章对我个人来说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几个月前，当我知道是谁将在我父亲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发表这篇纪念文章时，我非常高兴。他是最适宜的人选，他更有可能对我父亲的一生和工作给以全面而公正的评价。凯恩斯先生不但对统计学和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了如指掌，而且由于他父亲的关系，对逻辑学也知之甚多。
凯恩斯先生提到，经济学家的核心特征是多才多艺。当我们回顾我父亲在不同学科的知识进步中所做的贡献时，我当然会认为，可以把他当作是具备了这种核心的多方面素质的人。他是从自然科学开始的，在悉尼的时候，他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对气象的日常观测之中，这种观测他不间断地保持了两年。他是在新南威尔士州进行这种气象观测的唯一的人，现在这些观测结果留传下来并将永远作为新南威尔士的气象记录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他也写了很多文章，例如“以提高标准的雨量计测出的雨量缺乏”。
凯恩斯先生也对他关于统计学的文章进行了评论。在这些文章中，他所引入的方法具有永久的价值。在他的经济学理论和逻辑学著作中，他沿用了他所熟悉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即概念与定义的精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发明的逻辑机，在这一机器中，相互影响是通过机械方式进行的。制造了两个这种机器的样机，其中一个可以在牛津的与波德雷恩图书馆相连的存放科学仪器的博物馆中见到。
我父亲对经济学的社会应用也感兴趣。这种兴趣首次体现在他的“悉尼社会调查”之中。这一调查可能是他在悉尼的最后一年中做的。它没能在本国出版，但它的一些摘录近些年在澳大利亚出版。不幸的是，他在调查时使用的地图遗失了，我至今没能见到它。另外就是他关于社会改革的文章，其中许多发表在《社会改革方法》之中。
我个人认为，《煤炭问题》这本书中最有趣而且最有远见的一章是“商业团体”。这一章中，他展开分析了煤炭成本上升带来的第一轮影响。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对美国征收的莫里尔关税以及国家之间不断增长的财政保护和自给自足的趋势。他预言，如果这一趋势愈演愈烈，那么英国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我们将不得不忍受把矿井挖得越来越深，煤炭价格越来越高，以及同国外制造商竞争时越来越困难。
凯恩斯先生极为公正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即马歇尔对我父亲的感激之情，以及相反的情况。考虑这样一个事情是很有趣的，那就是如果我父亲的生命延续得更久一些，如果他读到了马歇尔的《原理》，那么他与马歇尔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那一定会使他们走到一起来，而这对他们每个人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在凯恩斯先生所做的评论中，有一个是我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他提到马歇尔和杰文斯在方法上的相似性，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方法并不存在相似性。我个人认为，以数学方法来处理经济学问题是对一种特殊方法的应用。的确，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如果你看到那些基本假设和处理方法的真正基础，我想他们是非常不同的。我父亲的方法可以说是源于本瑟姆，是他创立了经济学的心理学派，而我父亲主要属于这一学派，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大量引用了本瑟姆的言论。
我父亲也非常感激西尼尔。心理学派是由本国的许多作者形成的，而由奥地利学派加以发展。在我看来，这一思想派别大大不同于穆勒－马歇尔学派。
顺便提一句商业波动与太阳变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现在这仍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争议很大的课题。但就我个人来说，我总感到，如果人们是在100年前讨论我父亲的工作，他们很可能把这当作是他所做出的最值得称颂的发现和揭示。对这一专门课题研究越深，我越是趋于相信人类的许多事情都与太阳辐射的波动密切相关，而这种波动并不是一种确定的周期性变化。熟悉近年自然科学读物的人们都会感到震惊，因为竟然有那么多的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和农学家正在研究这些周期性变化，例如，地球表面的动植物分布，这当然依赖于天气的波动。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与某些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些气象学家们可以跟踪到的变化，它们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尤为显著，而对这些变化的追寻正在回到太阳辐射的波动之中。
最近几个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即无线电波受太阳辐射的影响很大，与太阳黑子的变化相一致。鉴于它在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把这一问题尽快查清。
我不能占用更多的时间了，但我注意到，凯恩斯先生没有提到我父亲的政治活动。当然，这很有限，但却很有趣，因为它反映了他的观点。看起来，他对政治的兴趣仅仅局限在曼彻斯特，在那里他组织了一个辩论协会，前些时候我看到它的活动记录。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学院的同事，还有一些学生。协会仅维持了一个时段或稍长一点。但其后不久，我父亲又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授予维多利亚女王“印度女皇”的称号。这份请愿书至今仍在我手中，并试图呈交给当今首相。我父亲在学院人员中征集到了六个人的签名，但由于没有得到更多，这件事情就失败了。
我再次声明，我非常愉快地聆听了凯恩斯先生以他那优雅而轻松的笔调写成的文章，我提议向他致谢。
博纳博士：今天我们来纪念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诞辰百年的时候，有两个突出的优势。首先，是我们的朋友杰文斯教授的出席，他是伟大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之子，而他自己也有着崇高的声誉，其次，是由凯恩斯先生向我们宣读纪念文章。借用卡莱尔的话说，如果让我们来“筛选万物”，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