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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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特别是在1885…1900年间，他喜欢邀请一些工人首领与他共度周末。比如，托马斯·伯特、本·蒂利特和汤姆·曼等人都曾接受过他的邀请。有时，这种拜访恰逢社会问题讨论协会开会，拜访者们还要到会上发表演说。通过这种方式，他结识了过去一代大部分重要的合作社成员和工会主义者。实际上，除了学术思想外，他对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等等一切都抱有同情（同J．S．穆勒一样）。
马歇尔此时已经安定下来，也已习惯了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将对他从1885－1908年辞去教授职位的这一段人生历程作一简要描述。
从1885…1890年，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他主要致力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但此外还有几项活动：1885年主要是他向“工业补偿会议”提交论文；1887…1888年为金银委员会提供证词；1889年他在合作大会上发表主席演说；1890年夏，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利兹会议上，他为经济学小组作了“关于竞争的若干问题”的引人入胜的主席演说。此外，上课也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因此这五年是他一生中最活跃、最有成果的五年。
普通课程他一周讲授两次，在理论上有特殊困难的课程他一周还要讲一次，但是作为惯例，三个学期中他只讲两个学期的课，这样一年下来他大约有45个课时。马歇尔教授宣布，一周中的两个下午，从四点到七点，“大学里的任何成员都可以到家里来拜访他，无论此人是否听他的课程，他将为来访者提供建议和帮助。”80年代后期，听他的公共课的人数在40… 70之间不等，听他的专业课和理论课的人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一半。但他这种授课方法——多半是故意所为——后来使那些不太认真的学生半途而废，不再来听课，而几个学年之后，听课的人又少了一些。
马歇尔是不会把他的课程写成讲义的。“（马歇尔夫人写道）他很少事先作笔记，除非是在讲授经济史的时候，这时他就在课前作些笔记，然后在到课堂的路上在头脑中整理一下。他说他的学生中有很多都善于独立思考，其原因就在于，他从不愿意按部就班地系统授课或者为学生们提供资料，他更注重让学生们自己思考。每个星期，对于那些还没讲完的课程，他都要出一些思考题，然后自己在课堂上给出答案。在他批阅学生们的作业的时候，他一定很痛苦，因为他不停地用红笔勾画。”
我想他的课越来越不正规了。到1906年，当我去听课的时候，已经很难作一些有条理的笔记。但他还是保持着前面提到的那种授课方法，他不像西奇威克那样讲授即将成书的讲义。这或许也是妨碍他出版著作的原因之一。在用书本授课和口头授课中，他明显地偏爱后者，这大大激励了那些优秀学生和那些小课堂里的学生。这种方法在超过40人的大课堂（我记得我听课时课堂人数接近20人而不是40人）中很难实行，它也不适于那些对经济学没有真正的兴趣和意向的人（如今经济学的大量课程都是为这些人设计的）。在他回到剑桥后不久，他就开设了下面这几门前后关联的课程，这也说明了他想要讲授的内容：
1885－1886 秋季学期：对外贸易与货币
春季学期：投机、税收及其他
（穆勒，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
1886－1887 秋季学期：生产与价值
春季学期：分配
在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之后，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此书的缩写本。这本书以《工业经济学》为标题，在1892年初出版。他也花了很多时间不断地对《经济学原理》进行修订，最重要的改动出现在1895年的第三版和1907年的第五版中。然而至于改进的程度是否与投入的劳动量相关，就不得而知了。这些修订工作也妨碍了他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写作《经济学原理》的第二卷。
然而，打断这一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他被选为皇家劳工委员会1891年至1894年的成员。他很欢迎这一机会，因为他由此可以深入接触到研究课题的原材料了。在起草“总结报告”的工作中，他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有关工会、最低工资和无规律的就业状况等部分出自于他的手笔。
然而，他毕竟还在继续《经济学原理》第二卷的工作。他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因为他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论述方法。1894年，他开始进行历史方面的论述，后来，他把这项工作称为‘白象’，因为它实在太浩大了，写成书要用很多卷。后来他在《工业与贸易》的描述性部分引用“白象”中的一些片断。
马歇尔在劳工委员会的工作只是他为政府进行的研究之一。1893年，他向皇家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老年穷人”的证词，他在其中建议，将慈善组织委员会与济贫法的管理机构联系起来。1899年初，他为印度通货委员会精心准备了一份证词，其中关于货币理论部分的有些内容是他在11年前为金银委员会所作证词的重复，但他自己认为这一新的版本有所改进，这是他对货币理论进行的最好的表述。对那些特别涉及印度的部分，他提供了许多统计图表。他对印度经济问题和通货问题的兴趣源于他在牛津时为派驻印度文职见习生的授课。他对自己在印度问题上细致入微的实际研究很满意，他那些并未全部发表的大卷的印度图表总是放在手边，以备研究之需。
就在1899年的晚些时候，他为皇家地方税委员会准备了关于帝国税和地方税的分类和影响范围的备忘录。1903年，正值关于关税改革的辩论处于高潮之时，他应财政部的请求，撰写了“国际贸易的财政政策”这一令人赞叹的备忘录。1908年，这份备忘录由于有当时的财政大巨劳埃德·乔治的建议而作为议会文件印发，因为它“写得的确富有独创性”。但这份备忘录在整整五年后才得以发表，对此马歇尔别具特色地解释道：“1903年8月，这份备忘录的一些重大修改和补充在国外的邮局里遗失了。秋天，我重读了那些未作修改的论证，我对它们很不满意，因而决定拒绝允许我将其单独出版的好意。由于成文匆忙、落笔局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全文布局不当、个人的武断见解过多，有些论点我本应该仔细推敲。而且，这也违反了我避开争论的原则。另外，在这篇文章中，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不如学生作业那样认真。因此，我决定对于财政问题保持沉默，直至我能把要说的东西以更镇密、更完整的形式表达出来。我现在正在从事这项工作，然而进展缓慢，时间却已飞逝。”
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看出，马歇尔已经不似以前那般才思敏捷了。他无法把心中所想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几乎成了他无法克服的困难。1908年，他辞去了教授职务，希望能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脱出来，以期加快工作的进度。
八
在马歇尔担任教授的23年里，他参与了三次重要的运动：创办英国经济协会（即现在的皇家经济学会）；参与剑桥大学授与妇女学位的争论；设立剑桥大学经济学荣誉学位考试。这三次活动值得分别谈一谈。
（1）题为“成立一个英国经济协会的建议”的一封公开信，是向着建立皇家经济协会这一方向努力的第一个公开行动，它在1890年10月24日发出，在其他人的协助下，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个人签名。这封信邀请了联合王国所有大学和公众学院的经济学教师、伦敦和都柏林市议会的成员、曼彻斯特统计学会的成员、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会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下部委员会的成员等等，来参加1890年11月20日在伦敦大学学院自发举行的这次会议。会议主席是财政大臣戈申勋爵，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创建英国经济学会或协会并出版经济学杂志的建议”。这封发起的公开信设定了该学会成立后实际上遵循的总路线。会上唯一持异议的是 G．萧伯纳先生。
（2）1896年，关于向妇女授予学位的争论使剑桥一分为二。马歇尔站在反对妇女要求的阵营中。实际上，早在纽纳姆学院建立之初，他就通过夫人和西奇威克的关系，与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他到布里斯托尔的时候，曾说过：“那里吸引我的，主要是由于它是英格兰第一所向妇女敞开大门的学院”。而他的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在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标题为“工人阶级的未来”，1873年发表）中，起篇他就发表了一番郑重声明，支持穆勒关于妇女解放的言论。他在文章中说道，穆勒的所有例证都“旨在说明，如果解除了人为习俗强加在妇女头脑中的束缚，使她们有充分的机会担当起对这个世界的职责，那么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将会大大加快。”正因为如此，马歇尔的态度对他周围的那个小圈子来说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在经过另一方的大肆鼓噪之后，他的这一态度在改革者们最终遭受的惨败中起了某些作用，就马歇尔的智力而言，他足以找到维护自己立场的强有力的理由。实际上，在他呈交给校评议会成员的那份长长的文件中，他在反对使妇女的教育与男性完全平等时，语气温和而谦恭，言辞则华美而富于说服力。然而，使他作出如此结论的，主要是一种天生的偏见，再加上一个男人54年来的生活经历所积累下来的那种神秘的力量，他的理智，只不过是屈从了这种偏见而已。
（3）最后，是马歇尔为创建剑桥大学经济学系所做的贡献。
1885年马歇尔回到剑桥的时候，政治经济学既是伦理科学学位考试的科目，又是历史学学位考试的科目。20多年前，这两个系先后建立，从而开辟了剑桥大学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但马歇尔担任教授之后，就强烈地感受到：已经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了。他特别不喜欢现有的课程设置，因为这意味着经济学必须安于附属学科的地位。因此，1885年，一俟他回到剑桥，就开始据理力争，反对把经济学只作为考试的一部分，而他的课程又必须屈从这种考试。
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实际上他已提出要求：给经济学一个新的地位，这与西奇威克不谋而合。下面就是他在演说中的宣言，这一宣言具有历史意义，它喊出了争取经济学独立地位的第一声，而今天，这一梦想已经处处实现了。“现在缺乏的是，对事实更广泛、更具科学性的知识，也就是一种更有力、更完整的研究方法，它将有助于更好地分析解决当代的经济问题。正确地发展和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的头等任务，而这需要那些经过科学训练的人发挥他们所有的才能。口若悬河、旁征博引在经济学中已经太多了，他们虽然不失为优点，但目前最急需的却是一种保持头脑冷静和清晰的能力，这样才能追寻和分析那些由复杂原因引起的复杂的作用。然而撇开那些
超人的天才不谈，这种能力只有在经过对各种前沿科学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才能获得。在剑桥大学，具备这样能力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都要多，然而，可悲的是，竟很少有人来担当起这一任务。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学的极端重要性仅仅是体现在伦理科学的课程之中。与此同时，许多适于做最尖端、最繁难的经济学工作的人，一方面对伦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研究并不感兴趣，一方面又不得不限于伦理学这一樊篱之中。”
马歇尔的呼吁正应验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学科所持有的观点。他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位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把这一学科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使它拥有自己的基础，并且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具有高度的科学精确性。“某个特里默夫人、马塞特夫人或马蒂诺小姐曾经以口头问答或讲故事的方式，在某个聪明伶俐的家庭女教师的帮助下，向依偎在身旁的孩子们指出经济学的真谛。单靠这些，她们就能赢得声誉，而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正是在马歇尔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但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后，经济学就不像穆勒、杰文斯和西奇威克的时代那样，作为伦理科学的分支之一，可以由一位哲学家轻而易举地驾驭了。他最先树立起了对这一学科的专业的科学态度，让它超脱于世俗的争论之上，像生理学远离普通医学那样远离政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经济学终于占据了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二部分的位置，这一位置接近于马歇尔理想的位置。但是，直到1903年，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相关学科合建为一个独立的系并为此设立了荣誉学位考试之后，他的胜利才算得圆满，他自己也才完全满意。
如此算来，从一个正式意义上说，马歇尔是剑桥经济学系的创建者。而就他与几代学生们的关系而言，这一荣誉就更当之无愧了。他把他的大半生活都奉献给了学生们，与此同时，他也决定了学生们的生活。
对同事们而言，马歇尔有时也许令人厌烦、顽固不化；对外部世界而言，马歇尔可能显得刚愎自用、高高在上；而对学生们而言，他始终是一位真正的圣哲和导师，在他们的眼里，所有批评都化为乌有，他就是他们的精神之父，是他们获得灵感与抚慰的唯一源泉。马歇尔的那些怪癖和嗜好，可能是他与外部世界之间的障碍，但对学生们来说，这些正是他们所深爱的一部分。他们为马歇尔编造各种轶闻趣事（费伊先生可能是这种轶闻趣事的仓库），不到惟妙惟肖的程度决不罢休。如果他们的苏格拉底不那么古怪，青年们是不会满意的。
要在纸面上把马歇尔对学生们施加的影响以及施加影响的方式描述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学生在离开马歇尔的家时，头脑中的强烈感受可能就是：他刚刚参加了一次最有趣、最重要的海上探险。他在沿着马丁利路向回走时，怀中抱着一大摞刚才会见时从书架上拿给他的书。一回到住处，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渐渐感悟到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用一生去研究的课题。
马歇尔的双重天性常常在不经意间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使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们获得了双重的启迪，展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对于目标的公正无私，这使他在理智上和道德上都大获裨益。对学生来说，刚才与导师探讨的课题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这里有无尽的可能性，而又都可以追寻得到。
“一切都是那么融洽，那么无拘无束，”桑格先生记述了这样的时刻（《民族》，1924年7月19日）：“他从不装腔作势地把经济学说成是已成定论的科学——像语法或几何那样——人们只须加以学习而它已经可以不再经受批评，相反，经济学是一门正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学科。马歇尔在向学生赠送他的那本名著的时候，他会写下这样的赠言：‘某某惠存。希望他将会令这本书成为过时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自嘲，而是他对自己信念的坚持，那就是：经济学正在成长之中，没有哪部分内容已告终结。”
切莫以为马歇尔对待学生是一视同仁的。他非常严厉，有时甚至刻薄。他也想鼓励鼓励，但实际上往往正相反。学生们把自己的著作送给他时，都还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他会怎么说、怎么想。克拉彭博士讲过一则他的轶事，很能说明他在讲课时的洞察力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