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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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的玫瑰，远处是一片草地和树林，花园有着长长的植物沿边和绿色阶地。我一直没有觉察到这个地方的美，直到几年前，我已是一个老妇人时，才感受到这一切。”读过她对这段时光的回忆之后，几天之内再读一读库尔顿（他的祖上也是约克郡的自耕农，家世可以上溯到16世纪，后来也成为牧师和律师的家族）对与此相隔不久，他在诺福克郡成长经历的描述，人们就可以领悟到这个世界失去了什么：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情操、含蓄的美和克制的情感，这些，曾是怎样陶冶着人的心灵啊。也许那些不是从小就被培养成福音派教徒或非国教教徒的人，将来就无法自由地思考——这意味着很快就没有人能自由思考了，显而易见，事实也的确如此。环境与自然赋予了玛丽·马歇尔优雅、高贵、风趣的品格与情感，94年中，风采始终不变。在图书馆里，她让最年轻的学生感受到她身上的那种文明时代的美感、举止和含蓄，而这一切现在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那些清规戒律又是多么怪诞、又多么可怕啊！为什么只有那些相信荒谬或教人相信荒谬的时代才可称得上是伟大的时代啊？这位西米恩教派的教区长心中怀着苛酷的信条，以至于任何一个相邻的教士都不能与他保持亲密。他认为狄更斯的道德不可怀疑（也许的确如此）。而当他亲爱的玛丽逃脱了这些狭隘的教条之后，他们之间就产生了深深的鸿沟。她曾这样记叙自己的童年：“我妹妹和我原本是有玩具娃娃的，直到有一天大难临头，父亲把它们全都烧了，还说这就是偶像崇拜，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玩具了。”
　　　　然而他却允许玛丽成为剑桥大学的学生，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他曾与孩子们一同嬉戏，而他对孩子们的教育又是那么的出色。80余年后，玛丽·马歇尔自己回忆道：“9岁以前，我们的教育也就是听父亲朗读马卡姆夫人的《英国历史》以及从《近邻》和《远方》两本书中学习地理知识。1859年，一位德国女教师的到来使我们开始了较为正规的课程。历史主要是一些日期，我们依靠一种记忆术，从‘卡西贝鲁德·博德尔普’诸如此类的东西开始背。地理则主要是一些城市与河流的名字。我们从头到尾地学了法语和德语，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就说德语。我们还从《儿童知识启蒙》和《酿酒人指南》两本书中学些科学知识。我现在只记得黑色长统丝袜是何时传入英国的，再有就是‘雷雨之夜该怎么办’，答案是‘把你的床挪到屋子中间，把你的灵魂托付给万能的上帝，然后上床睡觉’。我们还跟父亲学了点拉丁语和希伯来语，再就是欧几里德几何学。至于故事书，我们读的是《大世界》、《假日的房间》、《亨利和他的脚夫》以及《桑福德与默顿》。每到星期日，我们就学教会的教义问答集、短祷、圣歌和考珀的诗，当时有一种叫《家中星期天》的周刊，也是我们的读物。而我们爱不释手的则是《天路历程》和《费尔柴尔德家族》，它们每章的结尾都附有祈祷文和圣歌，对这些，我认识的一些孩子只是翻一翻就跳到最有趣的部分，津津有味地读起来。不过我们主要的文学知识是在傍晚听父亲朗读时学来的。他给我们通读了《一千零一夜》、《格利佛游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有英译的古希腊戏剧和莎士比亚戏剧，而我们最喜欢的是司务特的小说。我们在花园里扮演书中的故事，互相称呼书中主人翁的名字，我们每天都盼望着傍晚这段时光，那情景我终生难忘。不过有一点我始终迷惑不解，父亲允许我们读司各特的小说，却不让我们读狄更斯的小说，我在长大之后才读了《大卫·科波菲尔》，即便是那时，也只能偷偷地读。我想大概是由于司各特的作品中有些宗教色彩，而狄更斯的作品却没有。”
　　　　1869年，剑桥大学对18岁以上女生的地方高等考试制度建立了，这就宛如阳光的普照，而那只乡间的小蝴蝶就要张开她的翅膀了。她与父亲一起准备神学和数学，他的法语和德语已经相当不错了，于是，她来到伦敦参加考试。“监考的是利文教授。交完二次曲线的答卷之后，我不禁哭了起来，克拉夫小姐走过来安慰我。”出于她在考试中表现出色，如果她随克拉夫小姐到剑桥去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份奖学金。“我父亲又自豪又高兴，由于他敬仰克拉夫小姐，就不再反对把他的女儿送到剑桥（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行为）。我父亲与克拉夫小姐成了知心朋友，几年之后，我们在默顿舞厅举办舞会时，我就看到他们带头跳了一种乡村舞蹈。”克拉夫小姐的哥哥是诗人阿瑟·休·克拉夫，“马修·阿诺德的酒神杖。”看来克拉夫小姐并未深受她这位思想自由的哥哥的影响。实际上，她的行为举止很严谨，这更像她的祖先，伊丽莎白时期托马斯·格雷沙姆爵士的著名的代理人理查德·克拉夫（然而奇怪的是，他居然也是思雷尔夫人的祖上）。玛丽本人和安妮克拉夫之间，始终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这样，在1871年10月，玛丽·佩利成为克拉夫小姐的五位学生之一，她们一同入住剑桥的摄政大街74号（即现在的格伦加里饭店），这里就成为纽纳姆学院的核心。第二年，这群勤奋的少女增加到了12个，她们迁到默顿大厅来住。“这里的花园很可爱，夜莺叫个不停，惹得我们难以入睡，古老的毕达格拉斯学院据说常闹鬼，不过唯一来访过的鬼就是那种大蜘蛛。”杜绝丑闻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以亨利·西奇威克为首的那些支持这项新运动的朋友们制定了最严格的纪律和礼节。当时的《笨拙》杂志也许会把她们称作一群邋遢女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玛丽·佩利本人相貌高贵，她长着一头秀发，面色光鲜，对此，她自己并未记述，然而“我的室友，玛丽·肯尼迪，长着一双爱尔兰人的眼睛，肤色娇嫩，十分美丽。这让西奇威克先生感到不安。多年之后，我的挚友皮尔夫人绘声绘色地给我们描述了西奇威克先生是怎么到她的客厅里紧握双手，踱来踱去，一边还喃喃自语“她们长得这么美，可真让人头疼。”有些住在剑桥的女士们反对妇女就学，对我们的服装也看不上眼，西奇威克听说风传我们穿着“背后系扣”的衣服（这是当时的时髦样式），就问克拉夫小姐是怎么回事。克拉夫小姐跑来询问我们：“背后系扣，能解开吗？”＇她谈及往事时，一贯言语风趣，这段维妙维肖的叙述，大约是马歇尔夫人在93岁高龄时写就的。＇
　　　　　3年之后，令玛丽·佩利和埃米·布利这两位女子万分激动的时刻到来了，她们作为纽纳姆的两个先锋，要来参加男人们的考试了。这就是1874年的伦理科学荣誉学位考试，当时只有这一考试不包括政治经济学。让这两位考生通过考试的过程很不正规。下面就是玛丽·马歇尔自己记述的那个最后时刻：“我们的考试是在肯尼迪博士贝特曼街的家中客厅里进行的，这个肯尼迪就是教拉丁语语法的那位。他容易激动，脾气暴躁（我们管他叫‘爱红脸的小伙子’）”。
　　　　“我们把那些取试卷的叫作‘跑腿儿人’，他们从校评议会办公处拿到试卷后急忙跑到贝特曼大街。这几位‘跑腿儿人’是西奇威克、马歇尔、塞德利·泰勒和维恩。在考官会议上，当时还没有设立能投关键一票的主席，所以当两个人同意我获得一等荣誉，另两个认为我应当获得二等荣誉时，我就被悬了起来，正像西奇威克所说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肯尼迪博士还为此写了几行诗句：
　　　　两人给她最高荣誉，
　　　　两人只是适当赞许，
　　　　她的精神、品格，坚强毅力，
　　　　每个考官都暗暗称奇。
　　　　他们众说纷坛，各执一辞，
　　　　哦，就像是福克斯韦尔·加德纳
　　　　皮尔逊和杰文斯。
　　　　“因为我们是克拉夫小姐的学生中最先参加考试的，所以受到格外的关照。肯尼迪家的小姐们为我们准备了精美的午餐，考试结束后，她们把我们带到埃利，结果公布之前一直与我们呆在一起，恐怕我们会过于激动。”
　　　　所有这些“跑腿儿人”都是我年轻时在剑桥所熟知的人物，除了马歇尔以外，另几人都身材矮小，长髯飘飘。不过，也许当时他们的胡子还没有25年后我认识他们时那样长。在我看来，他们就像是充满智慧、心地善良的小矮人，焦急地用灵丹妙药把公主们从沉睡中唤醒，使她们在智力上达到与男子一样的程度。至于“她的精神、品格，坚强毅力”，将在后面70余年的岁月中得到证实。
　　　　第二年，也就是1875年，西奇威克邀请玛丽·佩利住进纽纳姆学院的老楼，在那里克拉夫小姐现已召集了大约20名学生，她的到来可以接替马歇尔为女学生们讲授经济学。当时的纽纳姆，汇集了一群多么出类拔萃的女子啊！在这批最早的女生中，马歇尔夫人在笔记中提到的有“凯瑟琳·布拉德利，‘纽纳姆的女诗人’（她与外甥女合名为迈克尔·菲尔德，这个名字更为人熟知），艾丽斯·加德纳，玛丽·马丁（詹姆斯·沃德夫人），埃伦·克罗夫茨（弗朗西斯·达尔文夫人），梅里菲尔德小姐（维罗尔夫人）和简·哈里森”，人人都有一定的才华。一提到简·哈里森，她就滔滔不绝：“这是前拉斐尔时期，我们在房间里贴上莫里斯的作品，我们还买来伯恩·琼斯的照片，按照片里的模样梳妆打扮。我们在玩草地网球时，简·
哈里森为我们设计了网球裙的刺绣图案。她的绣上石榴，我的绣上五叶地锦。晚上，我们就坐在一起，边绣边聊。我还是女孩子的时候就听说过她，那时她就被人称作‘全英国最聪明的女子’。尽管她最终选择了攻读古典文学荣誉学位，但她险些被马歇尔先生说服攻读伦理科学荣誉学位。她后来一直管他叫‘骆驼’，她说自己一见到他，就像马见到骆驼那样颤栗。她总是宣称，我与马歇尔先生的定婚，是由于她那天在我的衣服上缝上了洁白的褶边。’”
　　　　接下来这一年，也就是1876年，玛丽·佩利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定婚。对她来说，我猜想，5年前对马歇尔是一见钟情，那是她在剑桥摄政大街74号的第一个学期，她回忆道：“我对西奇威克先生和马歇尔先生的最初印象是在一个晚上，那时我们在克拉夫小姐的起居室里围坐一圈，缝制家用亚麻品。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马歇尔先生。我当时想，我从未见过这样一张富有魅力的脸，它的轮廓如此清秀、双眼炯炯有神。当他们与克拉夫小姐讨论高深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满怀敬畏之情，在一旁静静聆听。”
　　　　第一学期，她就去听他的课——那是在院长住宅区的马车房，专门租来为女生们上课。“马歇尔先生站在黑板旁边，神情颇有些紧张，连鹅毛笔都给弄弯并从指间滑落了，他讲得很认真，两只眼睛熠熠闪光。”贝特森夫人，也就是圣约翰院长的夫人，曾在院长住宅区的舞厅举行了一个小型舞会。“看到马歇尔先生神情抑郁，我就邀请他跳兰瑟斯。他显得很惊讶，说他不会跳，不过他还是同意了，随后我就带着他跳，不时有一些为难之处。我对自己的大胆感到震惊，但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想他也一直未曾开口。”再后来，就是他在圣约翰学院新庭院自己的房间里邀请她喝茶，克拉夫小姐在一旁作陪。关于马歇尔先生的课程，还有一则引人入胜的记述，我不能弃而不用。“在课堂上，他经常发表一些关于实际问题的个人观点，比如跳舞、婚姻、赌博和走私等等。”谈到婚姻时，他说：“人们通常说，理想的婚后生活就是丈夫与妻子都为对方而生活。如果这是指两人都为对方的满足而生活的话，我想这是极不道德的。丈夫与妻子不应该为对方而生活，而是应该为了某个目标而共同生活。”马歇尔夫人对此所加的评论是“他是个伟大的说教者”。
　　　　其间，她答应斯图尔特教授，为函授部讲师写一本教科书。定婚之后，他开始帮她写这本书。“这本书以我们两人的名义于1879年出版。艾尔弗雷德坚持这样做，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这本书实际上成了他自己的著作，后半部几乎全部是他写的，其中包括了许多《经济学原理》的萌芽。他一直不喜欢这本小书，因为这违反了他的信条‘简短的道理就是错误的道理’，他还说，‘你不能只为两个半先令就说出实话’”。
　　　　实际上，这是一本极为出色的著作。多年之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这更好的教科书，也许根本就没有另外的教科书出现过。我父亲总是认为马歇尔的态度不够公平，因为这本书原本是马歇尔夫人的，但她还是毫无怨言地同意停止印刷这本书，尽管当时的需求量还很大。1892年，另一本书取而代之，标题与原书相同，而只由马歇尔一人署名，这是一本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书，它差不多就是《经济学原理》的缩写本。1879年的这一本开一时之先河的书，是那本绿色封面的小书，而不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那本布封面的大厚书。
　　　　1877年7月，他们结婚了。但我想，他们真正的蜜月是在1881年，那时马歇尔担任希里斯托尔大学学院的院长已有4年之久，身体健康大受损害，于是她就带他到巴勒莫做长时间的疗养。我想，这几个月可能是她一生中最为幸福美满的一段时光。60年之后，她如此回忆道：“我们在巴勒莫呆了五个月，在那个房顶上。每当我觉得应该想些快乐的事，我就想象我在那个房顶上。那是一个名叫奥利瓦的意大利小旅馆的房顶，当然是平的，还铺着彩色的瓦井。白天，艾尔弗雷德就在房顶上坐在一个美国式的椅子里，把活动浴室的盖撑成帐篷。在这里，他写下了《经济学原理》的前几章。有一天，他从房顶上下来，告诉我他发现了‘需求弹性’这一概念。”
　　　　这是一段文章的开头，接下来便是对西西里风光的引人入胜的描写。马歇尔虽然为肾结石所苦，但当时病情还不十分严重。这正是他最年富力强的时期。这里没有争论、没有课程、没有沉闷的同事，也没有任何一点小小的烦扰来打乱他那过于敏感的神经，为做到这一点，马歇尔夫人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大自然是那么仁慈、那么美好。“从房顶上能看到康长德罗，看到向内陆伸展数英里的黄澄澄的桔子和柠檬树林，看到两面临海，围成半圆的各种形状的山峰。”他们向下看时是一座小小的院落。“院子虽小，但别有韵致。一条幽径，上面的葡萄架上爬满青藤、挂满葡萄；一棵桔子树和一棵柠檬树伫立院中，鲜花于处处盛开。周围房屋的露台上铺着彩瓦，圣诞节一到，火鸡们就栖息其上，墙洞和角落里还有一群群的鸽子。”她还喜欢一大早就去市场买水果。她直到垂暮之年都一直热衷于水彩画，虽属业余但也颇有些天分，对她来说，描描画画是最快乐不过的事情了。当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屋顶上潜心于《经济学原理》的写作时，玛丽就带着毛笔和水彩外出作画。“我最爱去并花数小时作画的地方是皇宫里的教堂。这里很小而且很幽暗，刚从外面的阳光里走进来的时候，除了一丝微光，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但，渐渐地，美妙的轮廓和细微之处从黑暗中浮现出来。那些轮廓是正在劳作的诺曼人和撒拉逊人，他们色彩绚丽，身着东方服饰。最美的是那金色的教堂后殿，伟大的基督头像在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