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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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超乎最终所发生的事情。
　　　　M．克劳茨企图乘混乱之机，填塞将有利于法国的各种内容。这引起了劳埃德·乔治先生的异议，导致了房间中央的大骚乱。最后，劳埃德·乔治先生迈着怒气冲冲的步伐离开会议，声言他寸步不让，于是会议结束。当聚会解散，我们出来走向汽车时，我觉得臂上被克里孟梭先生捏了一下，只见他愉快地咧嘴而笑，又一次喃喃低语道——“比利时的混蛋们……”
　　　　我相信备忘录记入了这一内容，比利时对协约国的债务应被解除，这笔债务应添入德国人的义务之中。不过，最终解决方案的其余部分——通过它，比利时人最终真的优先得到了他们的1亿英镑。
霍斯角，1925年4月15日
　　　　几天前，我使劳埃德·乔治先生忆起了这一事件。它使他的记忆转回到克里孟梭先生同M．海曼之间的另一个小插曲。一天，这位年迈的老虎把它亲切的手爪搭在M．海曼的肩头——“M．海曼，你是否想为你的国家，”他说，“做出非常伟大的贡献？”这位老外交家自豪地挺起腰板——“克里孟梭先生，为了我的国家，我可以赴汤蹈火。”“那好，”老虎咆哮道，“去自杀吧。”“是的，”劳埃德·乔治先生补充道，“当克里孟梭伸出手臂拥抱一个人时，这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你的格拉德斯通如何？’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回答说；站在旁边的博纳·劳插言道，‘他是个很了不起的骗子’。克里孟梭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一切伟大人物都是伟大的骗子。’”
1925年6月20日

第四章　安德鲁·博纳·劳
　　　　博纳·劳先生的下台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对他的政敌们来说，这种不幸并不比对他自己的拥护者而言更差。我们将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如此没有偏见的保守党领导人。博纳·劳先生首先不是别的，而一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党员；他为党殚精竭虑，并且在每一次危机时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在两个关键性问题，即关税改革和支持阿尔斯特方面，他采纳了党的极端观点。可是真实情况是，他几乎没有丝毫的保守党的原则。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长老会会员，对于昔日的传统和象征，没有充满想象的敬畏之心，没有对既得利益的特殊关照，没有对上流阶级、城市、军队或教会的任何依附。他总是根据每一个问题本身性质之好坏来加以看待。
　　　　博纳·劳先生的保守主义，不是基于教条、成见或维护英国生活之特定方面的一种激情。博纳·劳先生在论战——既包括私人交谈，也包括公开辩论中的高超技巧，不仅归因于他思维的敏锐和记忆的持久——这给所有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也归因于他将争论限于真正属于正题和能确切预见超前步骤的实践。在论辩中，博纳·劳先生难以被回击，是由于他几乎总能给出聪明绝顶的答案。假设棋盘上可见的棋子构成了争论的整个前提；做遥远预见的任何企图，都因假想性太强、困难性太大而毫不值得，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博纳·劳先生：他正在排除一切思想杂念地玩着辩论游戏，除了在那特定对局中走出正确的招数之外，有时候，他正如同别的政客一样狡诈；像他有一次曾指出的，他绝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在任何既定场合，由他来毫无保留地表述他的整个思想内容，比由其他人来表述要容易得多。博纳·劳的对手，总会发现在同博纳·劳先生争论时，自己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的镇静、他的推理能力，使他能将任何从相反态度看来是歇斯底里或过分夸张的东西，变为牢固的信仰。
　　　　在那些为这个国家而战的人们中，没有任何人的头脑在对事物表面的反应方面比他更敏捷；没有人能比他更迅速地获得必要的资料，并在会议前短暂而紧急的时刻将迫在眉睫的问题理出头绪；没有人能从与该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中记取这么多。然而，这种理解上的敏捷——不仅是关于事实和争论的，而且是关于个人及其素质的。那些大约四年前参加三一节纪念会的人，记得那次宴会后对大学生们所作的迷人的短暂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蔑视一所大学所代表的一切。博纳·劳先生一向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位坦率的商界人士，认为凭自己对市场而非长期趋势的判断，如果选择工商业的话，肯定已经赚了一大笔钱。他认为自己能正确把握短期的重大变化，能凭借冷静的头脑和一位一流工商业巨子的有限目标而支配战争、帝国与革命。这是贯穿于他战时和战后政策的一个特点。例如，他认为，防止法国进入鲁尔，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提议，但这样做的后果尽管很糟，却未必像一些人所预料的那么糟。
　　　　博纳·劳先生对成功的过度崇拜，是值得注意的。他崇拜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对于被别人所使用而达到成功的方法，他不太容易感到震惊。从前他对劳埃德·乔治先生的极度崇拜，主要是基于他的成功；随着劳埃德·乔治先生成功的衰减，他的崇拜也成相应地衰减了。
　　　　谦逊、优雅、无私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所有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的爱戴。然而，公众的感觉大概取决于他们对关于他的一件更重大、更关键的事情的理解，而不是取决于这些简单的品质。他们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仆，他严肃的、忠于职守的生活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有很多政客，太沉醉于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刀光剑影，他们欣赏着他们的地位和职业，捧着这些甜蜜的开心果，仅仅是为了自我娱悦而已。
1923年5月

第五章　赫伯特·阿斯奎思
　　　　那些仅仅在洛德·奥克斯福德后期生涯中认识他的人，一定会发现自己很难相信有关他30年或更多年头之前的形象或名声的报道。才干和沉默寡言，是会被认可的；但某些容易惹起麻烦的特征，这位来自贝列尔学院的雄心勃勃的律师，在战时和战后岁月里，他看起来就是首相的角色，自格拉德斯通先生以来尚无人如此，他慈祥的表情和使人肃然起敬的威严，在后来的岁月中，可以很容易地被察觉到。
　　　　除却对别人的无情和对自己的麻木之外，洛德·奥克斯福德拥有一位伟大政治家所具备的绝大部分天赋。人们可能想知道，在当代条件下，像他这样敏感的人，是否还会有足够的活力使自己暴露于公共生活之中。洛德·奥克斯福德通过缄默以及对于反击或抱怨的克制，来保护他的敏感性，他拒绝帮助，拒绝利用为金钱而奔走的新闻界。他可以当一个国家或政党的领导人；他甘愿为保护一位朋友或一位同僚而奔走；但是，他不屑于保护自己，甚至到了几乎难以适应生活的程度。然而大概正是这种为人、这种性格，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为地塑造出高尚的形象、和蔼而镇定的风度，以及优雅而粗犷的面孔；那些在他离开政府之后才认识他的人，将把这些当作他的特征而牢记。
　　　　此时谈论他的品质，是很自然的。在他生涯的结束阶段，从他为国家提供的建设性服务来看，这个阶段极少或者说没有增添什么贡献，可是大大增添了世人对他本人之个性的印象。不过，将他推向国家重要机构的，当然是他的智慧力量和勤奋。洛德·奥克斯福德的智慧，把理解的敏捷、头脑的清醒。判断的敏锐、丰富而准确的记忆和辨别、对偏见和错觉的超脱，同独特性与创造力结合在一起。我不能断言，这种对独创性的需要是形成成功个性的最必要的成分之一。他的头脑，是为了对付外部世界之既定事实的目的而建造的；它是一座工厂或者说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个矿区或者说一片涌泉之地。洛德·奥克斯福德没有会将他引入迷途的智力幻想，没有会将他双足提离地面的自我奋斗的气球。倾听和判断就是他的事务；他所占据的职位——内务大臣、财政大臣、首相－－是那种最好被职业政客所占据的职位。对他来讲，透彻理解他人的意图，只需要寥寥数语和极少的时间；他能毫无偏见和熟练地在这些事务上运用适宜的知识和经验。
　　　　他的性格天然就是保守的，再添上一点愚笨和少许偏见，他就会在政治上也显得保守的了。回顾战前八年的自由党立法，可以非常奇怪地看出，它是何等丰富然而又何等有选择性，它在总体上多么完整地形成了各种事件的准绳。我们应当归功于洛德·奥克斯福德的，不是对那种计划的任何部分的发明，而是选择和执行它的智慧。在关于如何处理战争——它在1916年底首届联合政府垮台时达到顶点，我那时候相信，现在也是如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
　　　　极少有人在其一生中，完成过比洛德·奥克斯福德更多的艰难工作。他能以学者的敏捷，对付印刷或书写事务。他从不屈服于速记这种现代灾祸以及它所造成的冗长。洛德·奥克斯福德属于伟大人们的族系，我祈祷他们永续不绝，他们能够提起笔亲手以简短笔记的方式做那些必要的事情。洛德·奥克斯福德的缺点，与其工作相联系，大概存在于：在工作被临时推开后，他情愿将注意力由此分开；当工作日的事务完成后，就不再把它装在脑子里、挂在嘴边上。有时候，这无疑是力量的源泉，但某些时候也是弱点的发源地。这种思想习惯，也能为各种借口提供便利，特别是关于私人事务的借口。内阁运转所必需的、对忠诚的朋友们和不太忠诚的对手们之类人的纪律和严格的苛刻，对他来讲，是非常令人不快的。
　　　　所以，当酝酿中的重大事情是纯政治性的、丝毫不带私人性时，当他身后的那位支持者和副手与他同心同德，仅在激励程度上存在差别时，洛德·奥克斯福德处于最佳的、最幸福的状态。在这种场合，他能够运用所有那些在重大政治集会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并直接踏上智慧之途。为自由贸易而战、为国会法案而战，战争开局之年提供了这类机会；这个时候，阿斯奎思先生能够作为一位领导人站起来，思想充满力量，精神镇定自若。
　　　　应当被记住的一点是，洛德·奥克斯福德热爱学习，他是一位真正的读者；他能以爱心对待图书馆中的书籍。当古典的和文学的嗜好——他在这方面的资质，曾使他在人生阶梯上迈出了最初的一步——不再有用时，并未被他丢弃。我想，他之所以比较喜爱这些东西，正如他喜欢宪法的和政治的重大论战一样，是因为它们同个人事务的污泥搀合不多。
　　　　除了在独特的家庭环境中，那些与洛德·奥克斯福德亲密相知的人不会想起他。他是那灿烂圆环旋转围绕的坚实中心——最欢乐、最光明的天地的核心，现代英格兰最慷慨而最简朴的殷勤主人。无与伦比的女舞伴与他面对，智慧、丰富、直率和所有那些最粗鲁、最厚颜的东西绕着他飞翔；置身于如此充足的辉煌中，洛德·奥克斯福德喜欢表现得最为迟钝和沉闷，以使自己放松，欣赏这理性和非理性之流；他摸着下巴，耸着肩膀，真是一位睿智而宽容的仲裁人。
1928年2月

第六章　埃德温·蒙塔古
　　　　我读过的绝大多数报纸报道，对埃德温·蒙塔古的人格写得太少了。他属于这类人中的一员，他们承受着剧烈的情绪波动，迅速地经过鲁莽的勇敢和自我辩护而到达可悲的惊恐与沮丧——他们总是把生活和自己的角色搞得戏剧化；他们看待自己以及自己的本性时，不是从最有利的视角，就是从最不利的视角，却很少持一种冷静和稳定的观点。在某个时刻，他会是东方的帝王，骑着一头大象，穿着华丽的衣饰；可是下个时刻，他又成了路边的乞丐，将富丽与光荣插入肮脏的灰尘之中。
　　　　他是一位东方人，却赋有智慧技巧；西方气氛自然地将他拉进了印度政治问题，并容许在他和它的人民之间存在一种本能的彼此同情。但他感兴趣的是所有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的个人方面；他是一位最热忱的政治家。几乎别的任何事情都使他厌烦。一些传记作者曾猜想他实际上是位科学家，因为从本性上看，他有时能从这种演员似的职业中找到消遣。其他的人，根据他的出身来判断，设想他天然地是一位资本家。这也是远离真实的。
　　　　当然，劳埃德·乔治是他政治生涯毁灭的原因，他无法离开那支明亮的蜡烛，但这可怜的飞蛾知道，火焰将烧着其翅膀。就是从他的口中，我，还有其他很多人，曾听到有关那位（在其主要方面）讨厌鬼的最辉煌、最真实、最机智的描述。但同时，在这场景后面，蒙塔古的舌头是主宰；他的弱点，使他在实践中成为自然而然的工具和牺牲品；这是因为，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易于利用并抛在一边的人之一。
　　　　我从未了解到像他那样雄心壮志的男人中，有比埃德温·蒙塔古更沉溺于闲聊的。或许，这就是他无法忍受处于局外的主要原因。在部长和官员们的公务大厅里，他是一位闲聊客。他的乐趣是，在内阁里争论国家事务，然后出来向一个小群体提供一首借助于模仿的、美妙的揭露性讽刺诗——关于每一位大人物，包括他自己，说过的话。但是，当他能将闲谈推至亲密气氛时，他更为欢喜。他总是带着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表白自己甚至暴露自己，以从他的知己那里挤出一点——可能是勉强的－－亲爱之情。
1924年11月

第七章　阿瑟·鲍尔佛
　　　　鲍尔佛伯爵暮年辞世，使皇家经济学会失去了那些非凡政治家中的最后一位，40年前我们创立学会之时，他们是最早的副会长；不过，在我们最初的委员会成员中，有不少于6位的成员如今仍在为学会服务。
　　　　阿瑟·詹姆斯·鲍尔佛大概比任何人的天赋都高，他曾是现代大不列颠的首相，在我们的团体中担任高级职务。他初次接触这个主题，是在剑桥的大学时代，作为他内兄亨利·西奇威克的学生和朋友时。他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主题是关于复本位制。他的《关于狭隘自由贸易的经济评论》，无疑是一位首相曾向其内阁所散发的最具“学术性”的文件。
　　　　他对上一代的两次经济大论战——复本位制论战和关税改革论战，在这两次论战中他都承担最重要的角色，很好地显示出他最显著的智力特征，表现出结合着谨慎和平衡的保守主义的非凡的开放性头脑。除那些太“热情洋溢”、太草率以致无法将观念化为行动的人之外，在英格兰的智力世界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位最博闻的、出色辩证的、开放思维的保守人士，更能凭魅力与完美而引人注目；他在过去和未来之间保持了完美的均衡。
　　　　自然，首先要谈及他无畏的政策飞跃。对于鲍尔佛先生1892年10月27日在曼彻斯特的演讲，《经济学杂志》当时评论为，“标志着英国货币讨论史的新纪元。”他对金本位制在其90年代早期运作形式上的拒绝是无条件的。“你们实际拥有的这种交易工具，”他说（意指金单金属主义），“是一种坏工具，出于你们的赞同，我向你们提供一种工具，它如果不是完善的，也是在所有情况下可行的，同你们用任何其他我所了解的方法可能会得到的任何工具相比，它更好。”如今，从任何在国会中领导着自己的党的政治家那里，都不容易找到同等的勇敢——像鲍尔佛1892年具有的那样。
　　　　《关于狭隘自由贸易的经济评论》，是一位在任首相曾经发表的最杰出的、科学的意见之一。它写得很出色，值得反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