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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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高音外，鲁登道夫是什么呢？
　　　　分到了别墅的黑肯将军，已召集来了他的英国妻子和两个已届婚龄的英国女儿，他的来自志愿骑兵队的副官，以及他聪明的上尉参谋——我怀疑，就是他为将军写了那些聪明的报告。一切都富于家庭气息，我们坐下来，讥笑过墙上的装饰和原房主及其妻子的比真人还大的肖像画之后，开始用英式午餐，它全部是从英国进的；两位友善而稍有古怪的英国托咪侍奉我们。按照惯例，《时代》来了，来得恰是时候。喜欢野外冒险的副官，已与他的上尉兄弟进口了一群猎犬，在抵达那儿八周后，像往常一样正在野外打猎。然而，我似乎能够听到鲁登道夫在外边台阶上解开他亮闪闪的护胸甲，高声喊叫让人为他奏乐；树木的飒飒声与之混合着。贝茨小姐已征服了布鲁恩希尔德，伟斯顿先生的脚已有力地踏在沃顿的脖子上。
　　　　次日上午，霍普和我下山去德国停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将在那儿举行会议。霍普——我与他邻座——是主席，德国人方面是凡·布劳恩，他的邻座是梅尔基奥尔。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将会有麻烦。魏玛，这时已结束其内部问题，正在料理外交事务；船只的让渡有遇到麻烦的危险——同汉堡海员的麻烦（因为我们的强烈要求之一就是应清除德国船员）；凡·布劳恩的指示是没有弹性的。他们也摆出尊严之相，拒绝说也拒绝理解除德语外的任何语言。这样，就不得不一步一步地在德语、英语、法语之间互相进行翻译。
　　　　很显然我们是在浪费时间，彼此之间没有取得一致，也没有把握住局势。他们的主张与我们的主张相矛盾；我们的主张也是无法变更的，除非回巴黎。并且，只要他们不能通过与魏玛的电话联系使他们的主张缓和一些，破裂就在眼前。休会时间临近时，我感到绝望了。自特里尔以来，两个月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正处于3月中旬。我们的食品人员严肃地宣布说，如果食品供给不能迅速启动，食品就无法及时到达。黑肯关于德国的报告说，如果物质匮之状况不能很快缓解，德国将逼近崩溃；这种观点是黯淡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昨天吃过晚餐后，他已经对我们谈了他关于德国人精神状态的个人印象，他拜托我们要理性和善于适应。根据他作为一位军人的判断，他告诉我们，巴黎似乎已失去理智。你们一定不要把这些家伙逼得太急。
　　　　我从桌子上望过去，看着梅尔基奥尔。似乎他与我有同样的感受。眼睛凝视着，垂着眼皮，一副无助的样子，就像我以前见过的那样，看起来犹如处于痛苦中的可敬的动物。难道我们就不能打破这次会议的空洞的形式、打破三角转译的三栓大门、像心智健全的聪明人那样开诚布公吗？休会了。我们出了会议室向男厕走去。我在一边拉了拉霍普。“我可以跟梅尔基奥尔私下谈谈吗？”我低声说。“看来这是唯一可能的继续下去的机会。”他以他奇特的虹膜扫视着我，吃了一惊，但并未被惊呆。“你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回答道。我在大厅里转悠着，直到周围看不到法国人了；然后有点紧张地站在中央楼梯的台阶上；我不认识的一些人正在附近匆匆而过或悠悠慢行。我看见有人正走下楼梯，我认为他是一位德国秘书，“我想跟梅尔基奥尔博士谈一会儿，”我对他说，“谈一谈下午的安排。”“上楼去吧，”他回答说，“我试着找找他。”我在楼梯平台上等了几分钟，然后就看见梅尔基奥尔走上前来。“我可以跟你私下谈谈吗？”我问他。他领我沿走廊而行，进了一个房间。在房间内端有三位年轻的德国人：一个人正响声很大地胡乱弹着钢琴，一个肥胖笨拙的家伙吼着沙哑的男高音，第三个人摊开四肢躺在一张桌子上。“请原谅，”梅尔基奥尔说，“假如我可以占用这房间几分钟开个私人会议，我将非常感谢。”他们朝他粗鲁地吼叫开了。他难道不知道，这一天中这个时间此地允许音乐声吗？难道他忘记了——指着他的烟——五点之前此地禁止吸烟吗？我们沿着走廊继续前行。他耸耸肩，“在这儿，”他说，“你见到的是革命中的德国的景象。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职员们。”
　　　　终于，我们单独处在一个小房间里了。我激动得颤抖着，被我正做的事情吓得简直魂不附体，因为那时对于交往的障碍尚未开始拆毁。梅尔基奥尔想知道我的意图，我对于这次面谈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我试图向他传达我的感受是怎样的；我们多么相信他悲观的预言；在启动食品供应的紧迫性上，我们如何受到不亚于他的压力；我个人如何认为，我的政府和美国政府真地决定将食品运过来，但在给出正式承诺方面我们的手受着束缚；如果他们，德国人，坚持他们上午的态度，致命的延宕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须下决心交出船只；只要他能从魏玛获得一点松动余地，我们就能在彼此之间订出一个方案，使食品供给实际启动起来，躲过法国人的障碍。德国政府应存在下去，这也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确力图供给食品。找承认，我们最近的行为未能使他相信我们的真诚；但找请求他相信，至少在那时，我是诚恳和真挚的。他像我一样很感动，我想他相信了我。在整个谈话中我们都是站着。他将尽他的最大努力，他说，但是，成功的希望极小。他将通过电话与魏玛谈一谈，力劝他们给予他某种自由度。但他们不理解这种处境，他对于这次会议的结果期望很小。他讲话时，带有一种犹太人的动情的悲观。德国荣誉、组织和道德正在崩毁；他到处都找不到光明；他预料德国将会崩溃、文明将趋于暗淡；我们必须做我们所能做的；但黑暗势力正掠过我们上空。我们紧紧握手；然后我匆匆来到街上，在那儿，霍普已派他的汽车回来接我。
　　　　我把事情过程概略地告诉了他。下午的会议很简短。霍普对凡·布劳恩作了一个正式声明：上午的讨论没能为一项安排提供基础，要求他向他的政府要求进一步的谈判自由度。如果他不能获得这种自主权，这个会议继续下去就是徒劳的，我们将返回巴黎向最高会议报告。从上将坚定的口吻中，法国人得到了极大满足。这正是对付可恶的博希的正确方式。凡·布劳恩同意打电话向他的政府汇报，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或次日上午让我们知道结果。
　　　　我在松林中散步，并与黑肯一家进了餐。沃尔特·劳伦斯爵士将军，黑格的参谋长，正视察经过此地，也是晚会参加者之一。我很喜欢他，我们相谈甚欢；直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们想睡觉时，一份公文从德国人那边来了。凡·布劳恩抱歉地说，魏玛不能改变它的基本立场，不过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明天上午的会议将重新开始，因为他认为我们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取得进展。
　　　　显然，梅尔基奥尔失败了，在我们去巴黎汇报、他去魏玛汇报之前进去的每一天都将是时间的浪费。我们必须使事情到达摊牌的地步，以吸引巨头们的注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种戏剧性举措是不可缺少的。让会议出现公开破裂吧，巨头们将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我请求霍普立即中止会议，命令我们的列车当晚返回巴黎；这样，德国人早晨醒来时，将会发现我们悄然离去了。他同意这个意见；将军的汽车已叫来了，将霍普和我送下山去，在火车站加入到我们同伴们中间；在餐车里，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法国人、美国人和意大利人中，一些人还穿着睡衣裤；到了凌晨一点钟，我们的火车冒着蒸汽驶向巴黎；每个人都赞成，除法国人、特别是那位孔特·德·C之外，他对事情的突然转折感到惊慌，开始怀疑这样一种戏剧性举措是否会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我们是3月6日回到巴黎的。我们的报告引起了首相的重视；我们那些美国同事们的报告——我没能描述他们，但他们是会议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紧密团结——同样使兰辛先生和豪斯上校留下了深刻印象（到这时总统尚未出席）。显然，必须立即寻找一种解决方法。3月8日下午，为此目的召集了一次最高战争委员会会议。这个时候，四人委员会还没建立。有59人出席。
　　　　这次会议不是在法国外交部的大会议厅举行的，而是在皮查恩的私人居室。这个房间饰以浅色橡木板，环绕房间是大规模的陈列：伟大的鲁本斯作品的系列挂毯制品。代表们围成马蹄铁形，顾问们挤在他们身后。在马蹄铁状里面是克里孟梭。对着壁炉坐着福什。在福什左边依次排列着日本人、意大利人、我们这些人以及美国人，在他的另一边对着我们的是法国人。
　　　　不要设想我们的事情是会议的唯一议题。如果我提一下在它之前的事务的话，可能使你们获得最高委员会当时如何忙碌的一种印象。
　　　　首先，取消亚得里亚封锁的事情被同意了——在停战的五个月之后。其次。任命了一个将军委员会前往第巴赫，就那儿发生的事件作出报告；并对其职责进行了辩论。然后，根据1839年条约的比利时事务委员会提交了它的报告。随之而来的是下午：皮斯的抵抗运动问题。穆·朱尔斯·坎贝恩指出，他已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国会议，选举它们在委员会的代表——该委员会将拟定和平条约的经济和金融条款。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已预先达成了一项协议，形成联合之势，结果在金融委员会中的五个席位落在了秘鲁、巴西、玻利维亚、巴拿马和葡萄牙手中，在经济委员会中的五个席位落在了巴西、中国、古巴、暹罗和厄瓜多尔手中。这样，欧洲的小国就发现在投票总数上被人超过了，所以拒绝进一步的参与。例如，比利时发现，在深深影响本国的事务上，完全被一种有利于中国和秘鲁的投票权所排斥了。这是一件最令人困窘的事务，委员会此时无法作出回答。经过长时间讨论，M．皮查恩受托为下星期一的会议准备一个解决草案。
　　　　终于，轮到我们的事情了。罗伯特·塞西尔阁下作为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与首相和鲍尔佛先生坐在前排。霍普上将和我伏在首相的椅子后面。洛德·罗伯特的发言使辩论开始了。船只的放弃是其中一件事，食品的供应是另一件事。德国人已对前者作出了承诺。但根据停战协定，我们已经对后者作出了承诺。如果不向她运送食品，不仅存在人道义务问题，还存在德国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控制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对德国发出通告：她必须交付船只；我们绝对保证她一旦交付船只就立即供应食品；允许她动用她的流动资产，包括黄金，以对食品进行支付。封锁被取消至这种程度：允许德国出口商品（有某些例外），以及在中立国购买食品。他不得不补充指出，他的法国伙伴们尚未同意黄金被动用。这样，一切都依赖于黄金；因为在缺乏其他流动资产的情况下，没有黄金，其他所有事情都是纸上谈兵。我已使这一情况清晰地、牢牢地印在首相的脑海中。
　　　　在法国人那边的M．克莱门特尔立即提出非难。我们不应当提前一个多月作出任何承诺。根据法国政府的意见，那些想吃饭的人们应当工作，应当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他们只能用原材料来换取食品。M．克洛茨插进建议说，应该听听马歇尔·福什的观点。争论缓慢而枯燥地进行着。在法国一边，这位马歇尔和克里孟梭偶尔讲几句话。胡佛的发言强调我们这些代表关于斯帕会议的报告，说，根据我们的判断，如果得不到关于食品的绝对保证，德国将永远不会让出船只。然而，争论未沿着有益的方向进行；问题正变得混乱起来；似乎法国人将再次获胜，尽管显得有所让步：它成功地插入了某种限制，这种限制实际上将使他们阻挠整个事务。在辩论过程中毫无热情的成分——只是进行观点的争论，集中于技术性目标，整个真正的事务被鸡毛蒜皮淹没了。洛德·罗伯特提出了一种无聊的意见，说，虽然我们的后脑勺中都有着人道义务的考虑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担忧，但没必要将这些东西粗鲁地插到这件事务中。
　　　　但这个时候劳埃德·乔治正处于激动之中。当人们赞同他时，他可能感到迷惑。我从未比在这次会议下面的半小时中更钦佩他的非凡力量。直到现在，他还未说一句话，但我从后面能够看见，他正在酝酿着激情，颤抖着，皱着眉头。现在，他发言了；在议程中缓缓移动的倦怠沉闷被一扫而光，他怒气冲冲地连珠炮一般讲起来。这是他特有的那种语言，措辞平凡，但具有扫光蜘蛛们及其蛛网的气势。他希望倾其全力促进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步骤。这涉及协约国的荣誉。根据停战协定的条件，协约国确实应允许食品进入德国。德国人已接受了我们足够严苛的停战条件，他们已答应了那些条件的绝大部分。但至今还没向德国运去一吨食品。渔船队甚至被禁止外出捕几个鱼群。协约国现在盛气凌人，但饥饿的记忆某一天可能会转到他们身上。德国人被听任挨饿，然而同时数十万吨食品搁在鹿特丹。这些事情，形成了比任何正寻求限制的军备远更可怕的武器。协约国正在为未来播种仇恨：他们在积累痛苦，不是为德国人，而是为他们自己。我们拒绝对德国提供食品，这使英国军队感到愤慨。普卢默将军已说过，如果儿童们被听任处于半饥饿状态在街头游荡，他就无法对他的军队负责。英国士兵们（带着头脑的特有的震撼）将不会容忍那种情形……只要秩序在德国得以保持，那么一块闸板就横在了协约国同外边的革命洪水之间。一旦闸板被抽掉，他不能为法国说话，但他为自己的国家而颤抖。那些帮助协约国征服德国人的人，士兵们，在发出呼吁，这呼吁传到了他的耳中，他只是在声援这种呼吁。他们说，他们拒绝为了将人口维持在一种饥饿状态而继续占领一块领土。当他谈到黄金这个词时，他使用了几分钟后将被推至顶点的语调。它是一种意义和情绪、自然的修辞和精巧的艺术的宏伟融合。到结尾处，他已经至少像听众那样深深地感动了自己，回过身对着他后面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听见他震耳欲聋地威胁道，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明天他就命令英国占领军撤回英格兰。
　　　　没有别人、只有克里孟梭能接下去发言。这位老者看出，他必须大大地让步才行。他仍然老谋深算地维护他的立场。他说，在停战协定中，不曾作出向德国供给食品的承诺；对此，鲍尔佛先生以银子般的声音提出异议说，“几乎是一个承诺”已经作出了。克里孟梭继续说，他得到的消息倾向于说明，德国人正利用布尔什维主义这个妖怪来吓唬协约国。主要问题在于，德国人已承诺放弃他们的船只，但尚未这样做。不过，他同意，在适当条件的约束下，必须向德国供应食品。只要德国人将为他们的食物而工作，他将放弃他对动用黄金的反对。这位老无神论者奇怪地补充道，这种要求将被发现与基督教的训诫相一致。至于他的伙伴，M．卢舍尔，M．克洛茨和M．克莱门特尔向来就乐于被人道感情所引导。
　　　　争论继续进行着，但法国人正在节节败退。一位秘书忽然匆匆进来，带给首相一封封好的信。信里包含另外一份在会议进行时从普卢默那儿发来的电报。首相立即以一种令人激动的语气读了起来。“请告知首相，”这位将军的电报是，“以我之见，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