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聚会-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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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本书是对英国工党官方领导者们的一个攻击，由于他们的“宗教情感”，由于他们认为：为社会主义作准备的同时不为革命作准备，是有益的。托洛茨基看到——这或许是真的——我们的工党是激进的反传统者和博爱的资产者的直系后裔，没有丝毫的无神论、血气和革命性。因此，他充满感情和智慧地发现，他们极缺乏同情心。可以选择一个简短段落来展示他的思想状态：
“工党领袖们的教条是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种拼凑，为适应于工会的需要而作部分地调整……工党的自由党和半自由党的领导人仍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欧洲大陆的悲惨失误。”
“‘在感觉和意识的王国，’麦克唐纳宣称，‘在精神的王国，社会主义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教。’这些话立即暴露出资产者的慈善和自由党左派——它‘服务’于人民，从一个方面，或更真实地说从上面接近他们——的面目。这种方法的根源，整个存在于迷蒙的往昔，那时激进知识分子生活在伦敦的工人阶级区，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
“与宗教文学一起，改良主义大概是最为无益的、在任何场合最令人厌恶的辞句发明形式……对胜利纪元的廉价乐观——明天似乎将比今天好一点、后天似乎又将比明天好一些——在韦伯、斯诺登、麦克唐纳和其他改良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最终表达。……这些大唱高调的权威们、学究们、骄子们和口吐狂言的懦夫们，系统地毒害工党运动，迷惑无产阶级的意识，麻痹他们的意志。改良者们，贸易同盟的保守党官僚们，在这个时刻代表着英国、可能也是世界发展中最为反革命的势力。改良主义、麦克唐纳主义、反战主义，是英帝国主义和欧洲——如果不说世界的话——资产阶级最主要的观点的集中。无论付出何种代价，这些自我满足的书呆子，这些闪烁其辞的折衷主义者，这些热衷名利的人，这些穿资产阶级仆从制服的暴发户，必须向工人们现出原形。让他们现出原形，将意味着他们无可挽回的名声上的破坏。”
好，这就是那位严重警告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绅士，在文章中发出的攻击。我们一定希望，这发自他内心的文章，感觉起来能更好些。请读者注意，只须变动很少的辞句，就可以便属于我的文章进入权利的哲学拳击。这种相似点的理由是明了的。在这些段落中，托洛茨基涉及的是对待公共事务的一种态度，而非终极目标。他恰恰展示了强盗政治家团伙的脾气；对他们来讲，行动即意味着战争，他们被甜美的合理性、博爱、容忍和慈悲的气氛所激怒，在这种气氛中，尽管风在东方或南方呼啸，但鲍德温先生和洛德·奥克斯福德以及麦克唐纳先生却吸着和平的烟斗。“他们在不该有和平的地方吸着和平之烟，”“这是伪善，衰弱的蠢货的象征，老朽和死亡，生命及生命之力的对立面；生命和生命之力，只存在于毫不怜悯的斗争精神中。”只要事情是这么容易！只要人能够通过吼叫而取胜、无论他吼叫得像雄狮或一只舐食的鸽子！
咆哮占去了托洛茨基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给出了他的政治哲学的简要说明，值得给予较密切的注意。
第一个假说。要使文明得以保存，那么历史进程就使得向社会主义彻底转变成为必要。“不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的一切文明都受到衰落和腐败的威胁。”
第二个假说。难以想象，这种彻底转变能通过和平争论和自动投降而达到。除了以暴力进行答复外，统治阶级什么也不会放弃。“阶级斗争是公开的或伪装的势力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被国家所限制，国家又代表着对立阶级中较强大的势力——换言之，统治阶级——的有组织的工具。”这样一种假设，即工党会通过宪法方式参与政权，然后将“非常谨慎地、非常机敏的、非常聪明地继续履行责任，以至资产阶级不会感到有任何积极反对的必要”，是“开玩笑似的”——尽管这“确实是麦克唐纳公司的最低期望。”
第三个假说。即使工党通过宪法方法或早或迟地获得了权力，反动政党也会立即向权力挺进。统治阶级只要控制着议会机器，就会对议会作出空头承诺；但假如他们被驱逐了，那么，托洛茨基认为，设想他们对于恢复他们一派的权力表现拘谨，是荒谬的。他说，难以设想议会中的工党多数会以最合乎法律的方式，决定将土地无偿充公、对资本课以重税、取消皇位和上议院，“至少可以怀疑，统治阶级不会无斗争地屈服；此外，所有的警察、司法和军事机器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还操纵着银行和整个社会信用以及交通与贸易机器，以至伦敦的包括工党政府本身的日常食品供给都依赖于巨大的资本主义联合体。托洛茨基论证说，显然，这些惊人的压制手段“将带着强烈的混乱被付诸实施，以抵制工党政府的活动，使其运转瘫痪，恐吓它，在它的议会多数中制造裂痕；最终导致金融恐慌、供给困难和企业关闭。”的确，设想社会的命运将取决于工党能否获得议会多数而非取决于当时物质力量的实际对比，是一种“盲目崇拜议会形式的奴化思想”。
第四个假说。总括所有这些观点，虽然以宪法力量为目标也可能是一个好的辅助战略，但如果不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组织就是愚蠢的：物质力量将成为最终决定因素。
“在革命斗争中，只有以最大的毅力才能打击复辟势力、缩短内战时间、减少其受害者数目。如果不采取这种步骤，那最好就根本别拿起武器；如果不使用武器，组织一场广泛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放弃了广泛斗争，那就不会有任何严峻斗争的思想。”
考虑他的假说，我想，托洛茨基的大量论辩是不可答复的。没有比游戏于革命更愚蠢的了，我想这就是他的有意义的话。不过，他的假定是什么呢？他假定社会转变的道德与智力问题已被解决了——存在着一个计划，除将其付诸实施外，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进一步假定，社会被划分成两块－－信仰计划的无产阶级和出于纯粹利己原同而反对它的其他人。他不懂得，在说服许多人之前没有一种计划能取得胜利；假如真有一种计划，那它会从许多不同来源获取支持。他如此倾心于他的手段，可他忘了告诉我们它究竟目的何在。
1926年3月
第二篇 经济学家的生活
献给玛丽·佩利·马歇尔
威廉·佩利之曾孙女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之妻
第十二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一、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
Bacchus——如果一个英国人叫Bacchus——来源于Bakehouse（面包作坊）。与此类似，罕见的姓氏Malthus（马尔萨斯）的来源是Malt－house（麦芽作坊）。随着世纪更迭，英语中正式姓氏的读音比它的拼写显得更为固定。拼写要受到来自语音和语源两方面的影响，因而变动不定，但如果对不同的拼法逐一检查，就可以十有八九地做出推断。如果做这样的检查（比较Malthus，Mawtus，Malthous，Malthouse，Mauthus，Maltus，Maultous），我们就可以几乎不加怀疑地说，马尔萨斯（Malthus）应该被叫做“马尔特斯”（Maultus），因为
Maultus的第一个元音与酿酒的麦芽（Malt）的发音相同，而在Malthus （马尔萨斯）中，h的发音是大可怀疑的。
我们追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祖上到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就够了，他在克伦威尔时期成为北奥尔特的教区牧师，而在复辞时代职位又被剥夺。加拉米称他为“一个有古风的圣职人员，思维有力，精通至经，富于雄辩和激情，虽然在发音上有缺陷”。但他的教区人员却认为他“是个无用的神职人员”，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收取苛刻的什一税时十分严格。在一份要求他调离的请愿书中，人们攻击他曾“对在苏格兰的军事行动口出不恭之辞”，而且称“马尔萨斯先生不但说话声音小，而且表达有障碍”。看来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不但与他的曾曾孙有共同的名字，而且都有下腭撕裂的缺陷。他的儿子丹尼尔在著名的西德纳姆医生的帮助下成为国王威廉的药剂师，其后又为女王安妮服务，因此成为物质上富足的人，他的遗孀也拥有了马车和马匹。丹尼尔的儿子西德纳姆使他的家庭富上加富。作为一个法庭职员，南海公司董事，他的富足足以使他为女儿备下一份价值5000镑的嫁妆，他还在伦敦附近各郡以及剑桥郡拥有多处地产。
西德纳姆的儿子，找们的主人公的父亲丹尼尔发现自己能够过上在英格兰人们称之为“自立”的生活，于是决定好好利用这一点。他在牛津的女王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在欧洲广泛旅行，更是遍游本岛”，最后在一处邻里和睦的地方安顿下来，过上了英国小乡村绅士的生活，在这里陶冶性情，培植友谊，闲作篇章，自足守拙。在记载中，他“脾气和善，有一颗仁慈之心．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穷人们都因此蒙惠”。在他死后，《绅士杂志》（1800年2月号，第177员）称他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年，丹尼尔·马尔萨斯买下“一处多金附近的小小雅宅，被称作燧石门农庄。这里美景宜人，山峦溪谷，丛林流水，一览无余。如此景致点缀着这位绅士的家园，他们把这里称为‘卢克里’，意为‘群栖之地’”。1766年2月13日，就是在这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丹尼尔的次子诞生了，他就是《人口论》的作者。这个婴儿诞生三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766年3月9日，两位先贤让·雅克·卢梭和大卫·休谟聚首卢克里。也许他们吻过这个婴儿，就此赐与他种种天赋。
丹尼尔·马尔萨斯不但是休谟的朋友，而且是卢梭的一位即使不是狂热的，也可称得上虔诚的崇拜者，卢梭第一次来英格兰，休谟就努力把他安顿在与丹尼尔·马尔萨斯近邻的萨雷去住，而丹尼尔·马尔萨斯则“非常乐意为他效劳”，渴望成为他的趣味相投的伙伴，对他怀有一颗爱戴之心。但是，像休谟对他这位不安分的客人的许多好意一样，这一计划也破产了。位于雷恩山脚厂的一座小别墅多年以后被指定给范尼·博内用作“让·雅克的避难所”，虽然卢梭从未居住于此，但毫无疑问，这正是丹尼尔·马尔萨斯为他准备的舒适的隐居之所，让·雅克本人在1766年3月8日到这里做了一番检阅，然后他却拒绝了。两个星期之后，卢梭就开始了他在德比郡之巅的沃顿的惨淡居留，在那里，他冷漠、孤寂而令人厌烦，几个星期之内，他就与大卫·休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争吵。
如果当时让·雅克接受了丹尼尔·马尔萨斯的盛情邀请，我想，这场著名的笔墨官司也许不会发生。因为他会发现他的感情有了倾诉的对象，他也会获得安慰和理解。对让·雅克的热情洋溢的崇敬之辞，也许是丹尼尔·马尔萨斯生命中唯一一次彻底打破自己的自我克制。我想他们仅仅会见过三次——一次是在1764年的春天，马尔萨斯到莫捷所做的旅行；一次是1766年3月休谟带领卢梭对卢克里的访问；一次是同年6月马尔萨斯到沃顿去看望卢梭。但从保存下来的马尔萨斯致卢梭的13封信以及卢梭的一封回信来判断，他们的会见是非常成功的。马尔萨斯爱戴让·雅克，而让·雅克也回报以热情与友好，说他“唤起了他的尊重与依恋之情”，并且感谢马尔萨斯的“殷勤好客”。马尔萨斯甚至能够为休谟的品格辩护而不引发争吵，关于他们一起考察野生植物有很多资料。卢梭对他在德比郡散步时不能辨认出地名而大加抱怨，因为他说必须“做一些需要运动的工作，没有什么比让我静坐读写更不利于我的了”。后来（1768年）我们发现丹尼尔·马尔萨斯曾为了使卢梭的植物学藏书更加完整而大费脑筋，这时候，卢梭可能正在构思他在1771年完成的著作《关于植物学的要素与一位女士的通信》。两年之后，有不时地处理掉自己藏书的癖好的卢梭把这些书又全都卖给了马尔萨斯，并把自己的一部分植物标本当作礼物送给他。这些书在丹尼尔·马尔萨斯的遗嘱中出现了，其中的一款是：“我把我所有签有卢梭名字的植物学藏书和一盒卢梭先生送的植物标本全部赠送给珍妮·多尔顿夫人”。如今在罗伯特·马尔萨斯先生所有的住所——艾尔伯里的多尔顿小庄园的藏书室中，仍然保留着两本这样的书，它们是雷的《英国树木概要介绍》和索瓦热的《通过树叶鉴别植物的方法》，这两本书都有着卢梭的名字。
奥特称丹尼尔·马尔萨斯是卢梭的遗嘱执行人，这看来并不可能。但丹尼尔·马尔萨斯把他的忠诚保持到底，他花费了30个畿尼，订购了六本卢梭的遗著《我的困苦生活的抚慰》，现在，我以这几页文字来虔诚地完成他的心愿：“如果有一天我成名了，那是因为是卢梭朋友的缘故。”
在丹尼尔1768年1月24日致卢梭的信中，有一段关于他自己生活方式的引人入胜的叙述。夏天，在做探察植物的散步时，“亲爱的亨利埃特夫人和她的子女们与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我们常常去采集植物。我住在那个您可能还记得的小山坡上……冬天我就做一点阅读（我已经从您的信中感受到影响，因为我被《爱弥儿》迷住了）。我和孩子们做长距离散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附近城堡的茅草屋里。在一个农庄里总有东西可用，总有一些小的经历。我追逐狐狸，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习惯，同时也激发了我对野生生活的想象力。”
作为《爱弥儿》的作者的朋友，丹尼尔·马尔萨斯有意进行教育试验。罗伯特带来的希望唤起了丹尼尔的爱与雄心，因此决定让他在家中接受教育，由他本人和家庭教师共同教导他。第一位家庭教师是理查德·格雷夫斯，“一个学识渊博而风趣的绅士”，他是申斯通的朋友，他还写有一本著作《神界的堂吉诃德》，用以讽刺卫理公会教徒。16岁时，罗伯特被转交给吉尔伯特·威克菲尔德，一个异教的圣职人员，他“粗野、不安分，观念上自相矛盾，是一个急躁而顽固的辩论者”。他与查尔斯·福克斯通信，是卢梭的信徒，他这样阐述他的教育信条：“家庭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是教育青年培养自己的能力，引导他通过身体力行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并使他为自己能够心领神会而兴高采烈”。1799年，威克菲尔德被关进多彻斯特监狱，因为他表达了要让法国革命征服英格兰的意愿。
“一些现存的学生式的信件”说明，罗伯特·马尔萨斯对威克菲尔德十分依赖。威克菲尔德曾是剑桥基督学院的会员，因此关系，罗伯特·马尔萨斯，这位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在1784年的冬季学期成为墓督学院的一名自费生，时年18岁。1784年11月14日，他致信家中：“我在我的房间里好好地安顿了下来，讲座明天就开始。上个星期我抽时间把数学复习了一下，昨天参加了考试。我发现将要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我们从机械学以及麦克劳伦、牛顿和基尔的物理学开始。周一和周五的讲座是邓肯的逻辑学，周三和周六是塔西陀的《阿古利可拉传》。我找到一个书商，我将从他那里订购我所有需要的书籍。学院里有一些人很聪明，在这里阅读几乎成为风尚。主要的科目是数学，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