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归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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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属于伦理型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在黄河流域，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山川与平原构成的内陆地带。我们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农业性的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过的是可以‘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缺乏的是海上的冒险和各种离奇古怪的遭遇，很少人与自然的抗争与搏斗。在华夏大地上，在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是和谐交融的。‘天人相应’是中国哲学的古老命题。因此，在这种和谐中自然就会产生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自然就会产生情景交融、虚实结合、富于韵味的独属中国文论的意境说。《诗经》写实抒情，《离骚》是瑰丽恢宏的长篇抒情诗，继后的汉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以其强烈的抒情性而引起世人瞩目，光耀世界文坛的。而西方则不然。它的文化形态是科学型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占有资产的多少来决定，是一种法律关系，而不是伦理关系。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爱琴海区域，这里海陆交错，岛屿众多，星罗棋布。良好的海上交通条件，造就了西方高度的手工业和航海业，使西方成为了商业性社会。他们需要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战胜狂风巨浪去从事海外贸易，途中多遇巨蟒怪兽的威胁，商船随时都可能被巨浪掀翻，被暗礁触沉，被巨鲨吞没。正是这种海上生活的历险与奇遇，这种人与大自然的对立、抗争、搏斗给文学提供了大量的题材，从而形成了反映这些社会生活的英雄史诗和悲剧等叙事性文学。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世纪的《贝奥武甫》、《伊戈尔远征记》以及后来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无不让我们看到了这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抗，从而为我们展现了那变幻无常的社会生活，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人类的气度与力量。从这点上，也许能够解释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隐士文化和贬官文学在西方是很难见到的。这也就是尽管西方文坛对陶渊明的评价很高，但却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彭泽令的原因。跨越固有的文化传统去仿效是很困难的。”
“中国的农业社会产生了自己自足的农业型经济，工商业谓之末，一直受着轻视、忽视，自然也就不发达。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封闭、保守、压抑的宗法制度。这种政治重视的就是伦理。反对个人自由，反对贪图私利、越礼享乐，强调天子的尊严、国家的统一、尊卑等级的神圣、品德修养的重要，反对个性自由的发展，压抑种种人性。与之相反，古希腊的商业经济社会则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权，成年公民可以参与讨论重大议案。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和个性的发展，‘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人生而平等），崇尚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崇尚个人冒险和个人奋斗。正是这些塑造出了中华民族迥别于西方各民族的民族品格。对这种品格差异，罗素就有许多精辟透彻而独到的见解。中国历史上虽然一直战火连年，但我们本质上十分热爱和平。杜甫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韦利先生翻译为《折臂老人》。作者将一个自己折断手臂以逃避从军的老翁当做歌颂的对象。这在西方国家是极其少见的。我们把多种生命现象的存在当作一种乐趣，不希望固有的东西有所减少或发生变化，没有西方民族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要求无休止的变化和破坏观，这也就是他们称之为进步的思想观。罗素曾说，把中国人在西方寻找的东西与西方人到中国寻找的东西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到西方寻求知识，希望知识能为他们提供获得智慧的途径。而白种人则带着三种动机到中国去：去打仗、赚钱、教中国人改信上帝。这三种动机中最后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激励了许多人为之英勇献身。这三者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具有侵略性的。而中国人却无意于强迫我们改信儒教。中国人是十分理智的，通常的中国军人并不好战，他们一般知道别人要求他们进行作战的理由，还不值得用打仗来解决问题。不安定和侵略好战不仅会导致明显的罪恶，而且会使我们生活中充满不满情绪，剥夺我们生活的美好享受，并使我们几乎丧失了善于沉思的美德。因此，他说‘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最高实际效率的品质，而我们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正是这种深思的明智使中国的文明得以保持，而其它民族的古代文明却早已消亡。’在我们长期的宗法制度的压抑下，个人的命运和价值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才智、能力，而是取决于个人在宗法网络中的关系，取决于对君主的忠诚程度，所以只有忠心耿耿的臣民，精忠报国的将士、循规蹈矩的君子、三贞九烈的节妇才是值得效法和歌颂的。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部烈女传倾尽了多少女子的血泪，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成了歌颂所谓的‘后妃之德’。这也就是为什么起初楚国人民深切怀念屈原，而某些正统文人对他评价很低，甚至曲解的原因了。因为屈原的诗篇中就流露出了对楚王的不满，就有了高扬自我，要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面。‘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学反对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而在文学表现中就体现出一种中庸之美，一种以理节情、情理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而在古希腊的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陶冶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西方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个人奋斗者’形象于连、拉斯蒂涅、蓓基·夏泼等就是最鲜明的体现。”
江正原滔滔不绝地说着。到后来，他仿佛觉得眼前坐着的不是唐教授，而是秦梦。他整个人都亢奋起来，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平时在憩园和秦梦所谈论的、所探讨的自然而然地就闪现在脑际，回响在耳畔，流溢在了唇齿间。
“西方当代文化危机迫使西方向东方寻求新的文化价值，东方的发展则需要在世界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的生机。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多元化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基本共识。因此，在这种多元化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框架中，我们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要使自身文化保持持续的敞开性和长久的交汇性。同时我个人认为，在我们不忘先驱者的告诫，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时，我们似乎更应重视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应重视我们的诸子妙论、诗骚文采、歌赋辞章、智言警句。我们应对这些美不胜收、举世无双的文化遗产进行现代化的阐释和转化，为富有崭新特色的现代中国人文体系的构建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有人曾这样说：最热爱传统中国文化并‘最像中国人’的人是海外华侨，尤其是世居海外的老华侨；其次是有殖民地背景的香港人；再次是孤悬海外的台湾人；最后才是中国大陆的本土人，而且还是指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本土人。这句话显然失之偏颇，但不能不发人深思。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挥动巨斧开辟鸿蒙，那么我们今天的人文体系建设就是以血肉之躯化生日月江河；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被动吸收外来文化，承受与经历种种痛楚，冲破束缚已久的蚕茧，重获新生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应该是用现代创造性的智慧去开掘传统文化的巨大宝藏，向世界传播一切优秀的中国文化作为对此的最好回赠，用其贡献给世界文学，贡献给世界文化，贡献给世界文明！这也正是我所憧憬，我所期盼，我所等待，我所追求，我所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
第二章深深的痛苦
江正原还记得当时他激动不已，浑然忘我，心中只有豪情壮志，眼前只是辉煌前景。虽然他以前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中文老师，但他一直想用自己的笔书写社会人生，勾画世间百态，传播中国文化，贡献世界文明！尽管这些话在他今天看来都显得如此大而空，虚而假，华而不实，甚至象在夸夸其谈，大表决心，就如昔日中学快毕业之时天天口中念着：“我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但他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没有丝毫虚假之心，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然而凡事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否则也不会有“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一说法了。成就伟大的事业总是需要非凡的决心和勇气，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起决定因素的是要有非凡的毅力，是要有异乎常人的恒心。做学问是这么的容易吗？传播中国文化是这么的简单吗？文学、艺术、哲学这些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东西，这些高悬于空中，耀眼夺目而又不可能真正触及的东西都是多么的不真实。即便是自然科学，若不与金钱、物质挂钩，在今天这个社会都会变得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今天，今天是什么样子？大家都忙着去赚钱，大家都想着去淘金，众人都愿及时行乐，众人都说趁早享受，这些所谓的理想伟愿、鸿图大志不都很可笑吗？不都不切实际吗？不都虚无缥缈吗？这只能说明自己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是年少无知。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富不改其志、贫不改其志、达不改其志、穷不改其志？不是吗？要不就不会说今天硕士生的论文只相当于原来本科生的水平，博士生的论文和原来硕士生写的差不多了。干什么去了？找工作挣钱去了。要不就不会出现前辈学者编的教材五六十年代在用，七八十年代也在用，九十年代依然再用，只怕下个世纪还是得用。真的是前辈们的造诣已经登峰造极，后辈们难以望其项背了？未尝见得。现在的论文不是一堆又一堆的吗？单从数量上而言，已经可以让老夫子们感叹了：吾辈老矣！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后生可畏啊！可翻开第一篇：似曾相识；第二篇：何等眼熟；第三篇：如出一辙。那又或是生活条件不好，影响身体健康了？如果是的话，那也只可能是因为汉堡包加肯德鸡吃得太多了。不是吗？要不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所谓的大学者四处游学，待得往台上一站，报出家学渊源，恩师名讳，然后再海阔天空地吹上几句，就等着下去拿“打赏钱”了。虽然以后江正原在内心深处有时会有一种羞愧感，觉得愧对他此刻在唐教授面前的慷慨陈词，但一想到这些，他也就释然了。世间的伟人又有多少，所谓的圣人也就那么几个，如果人人都这般执着不悟，岂不人人都成了圣雄先哲，那么世上也就没有什么凡夫俗子了。
那天唐教授也跟他谈了很多。他们从文学中的西学中用谈到了今天学术界普遍焦虑的“失语”现象；从意象派与中国现代诗论的产生着重讨论了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共鸣；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中国文学探讨了道家伦理与后现代精神。“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跟唐教授一席畅谈，江正原深刻懂得了古人为什么会有这句话。
江正原正沉浸在一片回忆之中，突然听到身后似乎有人在高声地叫他。
他转过头去，只见他们班上的生活委员杨松棋正快步地向他跑来，手里还捏着一封象信一样的东西。
“你小子怎么回事的？”杨松棋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在他的肩膀上狠狠地拍了一下。“我在后面嗓子都快叫破了，你怎么就听不见？”说着，他眉头一挤，伸出手掌在江正原的眼前晃了几下，接着神秘地一笑：“是不是想梦姑想得发痴了？老兄，我真服了你，天天在一起，都还一刻不见，如隔三秋。”
“瞧你说的，哪有这事？”江正原把他的五指山从眼前移开。“松棋，找我什么事，这么着急？”
“你的电报。”
江正原颇感惊奇地接过电报，是弟弟江正浩发来的。
电报上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归。
江正原心中顿觉一阵重击：一定是妈的病又犯了。他心急如焚，脑子也开始有些混沌起来。他知道崔秀莲的病一定很重，否则弟弟也不用给他发电报了。
杨松棋见他看完电报后脸色变得非常难看，忙问：“怎么了？”，然后一把抓过了电报。
“你”，杨松棋看后也是一惊：“怎么办？”
“你替我去找秦梦，顺便让她帮我请个假，我现在就走。”江正原心里非常着急，话也来不及多说，转身就朝自己的宿舍楼方向跑去。
“喂！你别那么着急啊！江正原，你听我说……”杨松棋在他身后大叫。他看见江正原跑得很快，眨眼工夫，人就已在百米之外，只隐隐地还听得到他的一些声音：“记住，告诉秦梦……”杨松棋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快步向女生楼走去。
事情正如江正原所料想的那样，崔秀莲病得很重。
看到母亲那被病魔折磨的几乎已经失神的双眼、孱弱的身躯，江正原心如刀绞。他恨不得自己能代替母亲承受这一切苦、一切痛，只要她的病能好，只要她还能象从前那样，一看到他从学校里回来，就欣喜万分地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
让江正原寝食难安、备受煎熬的一个月终于过去了。
一天晚上，他把弟弟江正浩叫到了身边。
“哥，我本来不想把你叫回来的，我知道你很忙，但是……”弟弟话还没说完，江正原就打断了他。
“这次妈的病这么重，如果你不把我叫回来，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江正原从包里拿出一张磁卡放到了弟弟的手中。“上个月的医药费我已经全交了。过几天，等妈出院了，你再把剩下的交清吧。我回学校以后，会再存一点的。如果钱还不够的话，你只管从这里面取就行了。”
“哥”，江正浩有些哽咽了：“可你……”
“你不用为我操心了。倒是你自己，没多久就要高考了，努点力，我和你梦姐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说着，江正原紧紧地握住了弟弟的双手，用充满希冀的目光看着他；，希望这样能给他和自己带来力量，能够彼此找到一个力的支撑点。
此时无声胜有声。江正浩狠狠地点了点头。他从哥哥的目光中看到了鼓励、信任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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