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50-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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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钥匙第一天，张东就把白墙刷成漆黑一片，然后把他创作的现代水墨画挂在黑乎乎的墙上，打算出售。屋顶上吊着几盏大红花布做的灯，又从苍山上找来一些“曼驼铃”，长长的枝条上结着艳黄的圆形野果，挂在屋顶、墙角和门边上；一块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布满纹理的朽木板，放在店的中间，上面摆着各式各样自认为好玩的东西。一天晚上，张东心血来潮，找来一些木料，在店门口搭起一个两层的木台，木架边上挂满了绿色的啤酒瓶，风一吹，酒瓶叮叮当当，响成一片。附近居民早上起来一看，怎么一夜之间立起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惊奇不已。孩子们老爬上去，跳上跳下，嘻嘻哈哈。大家从没见过这样开店的，更没看过这样的画。好奇前来围观的人还不少。有时张东不理人，任人议论，有时兴致来了，抓住一个人狂说不已。来的人只是看新鲜，没有人会真心买画。张东就想是不是可以卖门票，一块两块也没个数，实施几天也不怎么奏效。那时，他开店就当玩，完全不像做生意，想开门就开门，想关门就关门。一到晚上常在洋人街的酒吧泡着，跟人穷聊。每到周末，我们就一起到附近的州县游山玩水。当然，大部分费用由我负担。他有时给酒吧做装饰设计的收入，还不够他喝酒。那时，我帮他租了一个小院，一前一后两间房，中间一个小天井，花开不断。他在天井边上也搭起一个高高的木头架子，沿着架子，可以爬到卧室的房顶上。早上起来，他经常冲到天井里，对着水龙头洗冷水澡，然后浇花。没事的时候，我们经常爬到木架上，躺着，趴着，斜坐着，晒太阳。阳光暖洋洋地照着，舒服极了。而且站在高处的视觉跟平时的不一样，大理古城大部分都是灰色斜顶瓦房，从高处看过去，一排排参差错落有致，墙头上一簇簇野草。傍晚时，一家家的炊烟缓缓升腾。这样的景致，平时真没太注意。张东有时甚至在周围几家的房顶和隔墙之间跳来跳去，来回穿梭。房东老太太满头白发，看到张东爬到高处，在下面使劲招手，用大理方言大叫：“下来，下来！” 张东赶紧下来，可是老太太一转过背，他又爬上去了，谁都拿他没办法。
他住的那间卧室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三面白墙上用炭条画满了人体，屋顶一角的瓦片被掀开，安上了玻璃，说是通过这块天窗，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小小的屋子也用竹子，石头，布帘分隔成几个空间。“乱画堂”开了近两个月的时候，终于做了第一笔也是惟一的一笔生意。一位台湾的肖先生说，他本人也是一个“怪人”，就爱买“怪画”，于是花了一万块钱，买走张东几幅“水墨画”。张东拿到钱，有了经济基础，就想回北京发展。那时，父母已经把我“软禁”起来，不让我们来往，还暗中派人了解张东的身份，让他感到不安全。于是有一天，他突然找到我，告诉我，他要去北京，让我尽快做出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父母，否则谁都走不了了。我回到家，简单收拾了一下，匆匆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就随张东离开了大理。和张东一起到了圆明园画家村后，认识了很多“同类人”，大家零零散散租住村里的平房，每天画画、喝酒、聊天、唱歌、浪诗（浪漫地吟诗），带着青春和激情，仿佛一片理想的精神家园。没事时，就到游人较少的福海边散步，就像是自家的后花园，享受着福海的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夏天游泳戏水划船，捞河蚌，冬天溜冰吃火锅。有时候到北大看电影或演出，有时候去五道口迪厅蹦迪到凌晨，然后又一大堆人一起去吃“加州牛肉面”，玩得忘乎所以，非常过瘾。那时候和一些朋友之间总是互相关心和帮助，有点像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虽然艺术家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和见解，时常也会爆发“战争”。至今和这些朋友仍保持着深刻的友谊，即便有的分开了，仍时不时地念叨着。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我们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却渐渐地陷入物质的极端不自由，而且这种状况在以后漫长的生活中，时时会凸现出来。没有稳定的收入，粗暴房东的责难，频繁的搬家，物质条件的简陋，这些都像影子一样紧紧相随。来北京后，差不多两三年，没有和家人联系。刚开始是怕他们知道后，会把我抓回去。后来是因为没做出成绩，无颜面对父母。偶尔给他们写封信，报报平安，宽慰几句，也不留我的地址。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Ⅱ我真的无能为力
其实，经常搬家，也没有固定地址。我知道那时父母为我伤透了心，妈妈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可是我真的无能为力。我为我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圆明园画家村解散后，我们搬到了东坝河，以后又搬到酒仙桥。有一天外出，家里被盗，于是又跑到通州宋庄找房子，找来找去，找到北寺的一个独门独院，很满意，第二天就叫了搬家公司。搬家公司的大卡车穿越北京密集繁华的街道，开往郊区，两边高高的大树呼呼而过，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到了北寺，把东西卸下后，开始收拾院子、拔草、整理房间，等弄得差不多，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传来“咚——咚——咚”猛烈的敲门声，打开门，进来几个人，说是通州的片警和村干部，看了看张东的身份证，又看看他的画，生硬地说3天之内必须搬走。我当时特别不明白，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圆明园画家村被赶的情形怎么又出现了呢？这大概是1997年夏天的事。平房住得似乎没有安全感，不得已，又到通州找楼房，找了整整一天，都没合适的，看着夕阳一点点沉落下去，天色越来越暗，走在林立的高楼之间，竟然找不到立足之地，又冷又饿，说不出的困惑与迷惘。最后到了滨河小区，遇到一位老太太，总算给我们介绍了一套在6楼的两居室。在滨河住了几个月，感觉老是租房不是长久之计，当时很多朋友都在通州宋庄的小堡村、大兴庄、辛店村等地买了农村的院子，于是开始筹备在农村买房。我那时在市区上班，张东没事就骑着自行车找房。不知怎么骑到了减河，宽阔的水面，两边高大整齐的白扬树，草地，典型的北方风景。或许是被这风景吸引，便在减河边一个叫“常屯”的村子买了一个小院。平时，张东一个人待着，我周末回来看他。住了一段时间，发觉这里有诸多不便，远离了“大部队”，一个人很孤独，没有交流，院子太小，离高速路太近。于是把房卖了，后来又在辛店村买了一个空阔的院子，当时连院墙都没有，就5间老房子。
在辛店的日子也有很多欢乐，朋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8月在我们家大院子里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当时正好是国际艺术博览会，邀请了一大车外国人，还有好多朋友，总数差不多100多人，大家高声唱歌、跳舞、喝酒、狂欢。村子里从来没来过这么多的人，被震惊了，于是村保出来干涉，强行于午夜12点解散，大家兴犹未尽，怏怏而去。我在北京惟一过过的一次生日是在1999年4月，其实是那天刚好几个朋友来玩，其中有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老斌，偶尔提起今天是我的生日，于是老斌拿出小提琴，在院子里为我演奏了几首曲子。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聆听这样高水平的小提琴曲，只见指尖非常娴熟地在几根弦间来回拨动，转换速度之神妙让我惊呆了，美妙的乐声超然物外，仿佛不是这样一个乐器演奏出来的，而像天籁之音在风中，在树枝间久久飘荡。这么折腾了几年，靠张东的艺术自然养活不了这个家，我也反反复复换了好多工作，总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想起几年前自己开民族工艺品店的梦想，我是少数民族，在大学也“研究”少数民族，我熟悉他们，钟爱他们精美的手工艺品。于是选择从云南的手工布艺开始做生意，从低门坎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入口，没想到一做还挺顺，很多人喜欢，再加上我们的设计和创意，外国人也来订货，让我们欢喜了一阵。2000年3月4日，我和张东在大理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2001年8月6日，儿子张敬一出生。在生意场的旋涡中起起伏伏，很不容易支撑到今天。不久前，在四惠桥附近的金海国际买了楼房，几年的辛苦终于结出了一点果实。曾经的苦，对我而言，已经像风一样刮过去了。经过这么几年的磨砺，我已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心被磨得越来越坚强，也越来越透亮。
作为母亲，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孩子每天健康快乐地成长。至于艺术，那是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做，去感受，去体会，去爱的一件事，也许，它不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渗透在我们平平常常生活中的一缕阳光。
09母牛和土狼的罗曼史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4月末，在大山子艺术节上，东亮遇见了三毛和他的妻子王茹。在与三毛的闲聊中，东亮说起我曾在某杂志上读了采访他们夫妻的一篇文章，觉得文章里的女人挺了不起的。三毛听了东亮的表达后，语焉不详地说了句什么。据东亮回家向我描述，三毛眼里闪过一些晶莹发亮的东西。我当时不在现场，那些闪亮的东西没准是太阳光的原因，而被他情绪化地加入了感情色彩。至于语焉不详，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已隔时日，东亮已忘了三毛当时确切的回答。那篇采访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人生活拮据，女人为男人流产7次，女人一直支持男人的艺术，努力在外做工。换句通俗的话说，女人一直养着一个艺术家。东亮对我说，三毛夫妻现在有一个皮具工作室，那天他们去艺术节也是顺便给798工厂的代销店送些货。并且，三毛盛情邀我们去他家玩，要过夜，否则不过瘾，房子大，吃住不愁，关键，趁蚊子还没有猖獗。几日后的一个下午，3点半，我和东亮从通州的家出发，向西，乘高速大巴、地铁，转西北城铁龙泽下车，转26路小巴，终点下车后，往前走一长段石子路，便到了昌平沙河镇的小沙河村。
电话里王茹叮嘱，低矮篱笆圈围的小院里有两个粗大树桩的就是我们家。看着一路一水儿的朱红色对开铁门正犯难时，有声音从不远处大喝过来，是三毛，脚下缠绕着一胖一瘦两条狗，大张着嗓门叫个不停。走近了才看清，小院果真小到几大步的一窄条，低矮的篱笆，不费力抬脚就能跨过，它们跟粗大的树桩一样，因为经年风雨的磨蚀和当时太阳光的反射，无论如何没能在两个拙笨的城里人眼里驻下重心。我看了看时间，已近6点。没什么特别值钱的家什，7间屋子倒也没空着，不过，电脑坏了，电视坏了，老音响尚在，成摞的音乐光盘，两个相摞的轮胎披件军大衣成了简易沙发，形状各异的大小根雕随处散落。王茹正坐在工作台前打磨一块棕色的皮子，布衣，布裤，绿胶鞋，个子娇小，身材却像个结实丰满的土豆。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春节，王茹又一次做流产手术，并且是在血小板只有5万的严重贫血状况下。
“我18岁，什么都不懂就跟了你。”这是王茹在她和三毛漫长罗曼史中的一句经典独白。虽然台词略显老套，故事的起因也无多大新意——第一面，四目相接迸出火花，紧接着一场出其不意的瓢泼大雨安排两人的身体最终相拥在了一起。但这场仍在继续的罗曼史毫无疑问改变了王茹原本沿着另一个方向驶去的轨迹。那时，三毛的世界跟王茹没有重合点，一个是才华横溢却被排挤在大学校门外的愤怒青年，一个是喜欢逛大街烫头发买衣服爱臭美的艳俗小丫头。制造火星和金星相撞事件的起因是，三毛扛着画作送到一家装饰公司代卖，王茹恰是那家公司的接待员。当三毛用被一头野性长发半遮的细眼向王茹看去时，毫无疑问，那一眼在王茹体内起了微妙的化学变化。许多年后，王茹说起当时情形，嘴角忍不住荡漾起一丝甜蜜，并且，反复用了4个字：记忆犹新。不过，那一眼引起的骚动也只是雌性荷尔蒙对雄性磁场的吸引做出的自然反应。要是说到那个圣洁而郑重的字眼“爱”，应该是大雨过后的第二天，王茹去看望三毛，以为着了凉的三毛会卧病在床，却不料他正聚精会神地在窗边画画，屋里放着王茹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王茹被三毛的精神世界所诱惑而欲罢不能时，她确认，她爱上了三毛，她必须跟他在一起。是的，必须，任何阻拦都休想得逞。母亲为了维护家族世代回民的干净血统而百般劝阻，父亲把户口本甩给她，扬言要断绝关系。王茹只说，你们让我跟了他，只要跟他在一起，不管以后的生活怎么样，我都不会后悔。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Ⅱ半年后
半年后，王茹瞒着父母跟随三毛来到北京。在家中娇生惯养从不做家务的王茹来北京做过多种职业，摆过小摊儿，卖馅饼，卖回民爱吃的油香、羊蹄子，卖用汽油桶做的炉子；在影视培训学校做办公室管理；在北京的大小影楼做销售直到2003年做到一家影楼的小主管。老板的信任，3000多元的月收入，王茹无比珍视，每日起早贪黑，花4个多小时上下班，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一天下来，又饿又累，转好几趟车好容易到了家，也是该睡觉的时间了。春节，王茹被查出已有一个多月的身孕，但因为严重贫血，无法做正常流产，除非立即住院直到生产以免稍有不慎导致大出血。王茹不得已辞职。几经转院，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做了安全手术。那是王茹第一次做无痛流产。而这一次已是王茹第七次做流产手术，在此之前都是不打麻药的刮宫，其中，有一次是一对双胞胎。“我不喜欢孩子，我现在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也不想像有些女人那样用孩子拴住男人的心，何必呢，我宁愿不要。”说这话时，王茹盘腿坐在小院粗大的木桩上，前方是一大片农民刚刚犁过的土地，视野辽阔，东亮和三毛正在屋里清洗我们刚刚在河边的小树林里采的新鲜蘑菇。暮色渐渐暗下去。说到8次流产，1997年前被果皮箱刺伤，卵巢黄体破裂导致内脏出血，2000年三毛骑摩托被撞后的休克和手术，与三毛情人亦敌亦友的片断，这个还是孩子面容的女人散发着强大的母性气场，一边搓着手上做皮具而粘的胶，一边语气不急不恼，平静和缓，偶尔在叙述间隙，发出一连串咯咯咯的笑声，迅捷爽朗得让人忍不住一怔。王茹突然问我，“你想要孩子吗？”“想啊。”
王茹不说话，两个黑豆子般的眼睛望着渐渐被暮色融化的一望无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