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50-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第2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趁媸牵盒哪畈黄穑诩孕圆欢Ｔ绱旱囊惶欤榉蝗吮匙虐袷且雒诺难樱仕陕鹑ィ凳恰叭恕备九冢约汗谌ァＣ磕辍叭恕保榉蓟岣约悍乓惶旒伲煞蚨油惩巢还芰耍约汗浣秩ィ乩词笨赡芏嗉讣路赡苤讣咨嫌只涣艘豢罨ㄑ：榉湍盍硕嗌俑觥叭恕币巡磺宄耍褪窃凇盎剖弊錾庾蠲Φ氖焙颍梢粤哓墓卣拧盎仗谩迸艹鋈ド喜匏�10分钟，但照样要给自己过“三八”。洪帆说，华继明有一点好，很乐观，来北京的这些日子他压力再大也不会把坏情绪传染给她。“当初是他坚持要来北京的，他要是有抱怨，我不是更慌了？”说这话时，洪帆一副烦恼与已无关的表情。显然，这是一个懂得与生活和解的人，在她那里，所有的不愉快都会一笔勾销。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与狗类似的行为
自从开始画画以后，洪帆重新配了一幅框架眼镜，是那种80年代的年轻小孩们特别喜欢的浅蓝色仿墨镜式样的塑料边框，每天戴着，像戴着一件装饰品。
通往真理的电灯泡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片山出家了。2004年9月，当我听到A吐出的这个消息时，距离片山剃度已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那已算不上一个新鲜的新闻，但显然这样的新闻活在人们口舌中的生命周期总要比一般的新闻长得多，再比如说片山出家前做的那个每天品尝自己大便的行为作品。A在提到片山的妻子时，很有一种眼见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的怜惜和愤愤不平。况且，貌美贤淑的妻子还刚刚生了一个女儿。那他为什么要出家？屎都吃了，还能怎么样？一个月后，碰到同住宋庄的B。提到片山出家，B给我们讲了一个段子。2003年秋，贵阳市某餐馆，某法师正在给几个信众做开示，在说到六道轮回时，指着一旁吃饭的片山说，那个人的前生不就是一条狗吗？
这时，信众果然听到被指的人汪汪汪地叫了几声。信众半信半疑地跑去问，你刚才叫什么呢？片山一脸迷茫，被信众带到法师身边。法师说，你们不信可以问问他是不是做过与狗类似的行为，片山想到自己“吃屎”的那个行为作品，即刻发愿剃度出家，从此跟随师父。关于片山出家的段子究竟转了几道弯添了多少水分才变成B所讲的这个版本，不得而知。不过，《黑白宋庄》的作者赵铁林在2002年采访片山时，片山就曾经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出家”这样一句话。当赵铁林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家时，片山说，我没说我一定要出家，我的想法是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年纪大的时候，也可能是某个时期，因为这是我的理想，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有信仰。那时候，片山刚刚在慈法法师去天津传法的时候做了皈依，信佛日笃。时光在往前推一小截，片山和刘峒在宋庄开的第二家贵州风味的餐馆“黔味香”破产，因为规模较大，装修时借了一笔钱，电脑、电视、冰箱，凡是值钱的电器都用做了抵债。
还有，采访时，刘峒已经怀有一个多月的身孕。A和B都没有刘峒和片山的联系电话。甚至片山出家后刘峒身在何处也没有肯定答案，反正不在北京，可能在贵阳老家吧。还是10月，在北京站的邮局门口遇到C。C说，了不起的是片山的老婆，如果不是他老婆，片山早就疯了。听说他们离婚了。几日后，C将片山的联系电话发至我的电子信箱。末尾说明，片山现在的法号是德洪。拨去云南下关县鸡足山的放光寺，德洪师在电话那边告诉我，刘峒带着孩子在丽江。临行前半个月，与D通话。D在得知我要去云南采访片山和刘峒时，一百个支持，他俩你是一定要采的，不要担心路费，你会有收获的。
D跟我说起一个细节，片山出家后，他老婆抱着孩子和片山的妈去山上找片山，求他还俗，因为是女众，傍晚的时候就在离寺庙不远的山腰上等片山。D与片山不熟，有过一面之缘。也都是听来的。月4日早7点50分的飞机。3个小时后抵达昆明。13：00转乘去丽江的大巴。和刘峒约好到了丽江黑龙潭公园时给她电话，她为我和丈夫在玉河源客栈提前订了房。10个小时的车程。旅行包里与采访机放在一起的有4页刘峒和片山自己写的文章。我和片山来自贵州，1998年搬入宋庄，转眼已有4个年头。我们的家不大，只有几间正房和一个小院，院里有两棵大槐树、3棵桃树，还有一棵木樨树，整个夏天都开满紫色的花，松软肥沃的泥土不论撒下什么种子都会结出丰硕的果实。这种生活离土地很近，既单纯朴素，又充满诗意。要说我们的故事，那还得从10年前说起。1992年我19岁，正准备报考美术学院。有一天，陪爸爸逛街，走到贵阳大十字广场，有两个街头画肖像的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爸爸过去和他们聊起来，长头发的是从山东来的流浪画家颛孙；另一个眼睛细长，身着蜡染长衫的家伙就是片山。
谈话中得知，他们的画室离我家很近，爸爸热情地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我们交流得很愉快。后来我就常带着画具去他们那儿画画。画室又大又杂乱，却颇有艺术气氛。很快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大多留着长发，衣着特别，思想激进。那时我除了一头长发还像个女孩，也总是一身的黑衣牛仔裤，脚套一双大军靴。朋友们聚在一起，就浪诗（浪漫地吟诗）、唱歌、讨论艺术，画室里整天震荡着崔健低沉沙哑的嗓音。直到现在，只要一听到老崔《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大画室的老朋友们。那段日子，片山成了我的异性知己，我们几乎无话不谈。1992年、1993年，我两次报考美术学院，皆因文化分未上线而落榜。所以我决定，1994年再考不上的话，就去做个自由画家。1993年，片山和颛孙结伴去流浪，我们暂时断了联系。
1994年开春，这家伙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一见面，就兴奋地告诉我：“嗨，刘峒，我们哥们儿5个（后来这5人自称是五匹狼）今年准备上北京，去圆明园艺术村做自由画家，你和我们一块去吧，别再考什么试了。”一听这话，我有些动心，可想到父母的期望，我还是说：“今年再试一次吧，考不上的话，我去北京找你们。”那晚，我俩爬到附近的山上，月光如水，轻洒在林间，我们坐在潮湿的草丛里，相对无言。突然，他说：“你快看月亮。”一抬头，他就捧起我的脸，轻轻地吻了我。为筹集上京的路费，这帮家伙在街上摆开架势，朗诵自己的诗歌，诗稿卖两块钱一份，两个星期后，居然筹到1000多块钱。8月初，他们5个打点行装出发。在站台上，片山重重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就上车了，我的眼睛有些湿润，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
这年，我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在中榜的喜悦和朋友们离去的失落中，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美院的气氛松散自由，每天的生活就是画画、读书、坐茶馆、看录像，有时和男同学喝酒、聊天。我还交上了一个死党小应，我们之间亲密地互称小猪。不知何时，我陷进了一段感情纠葛，心知不会有结果，却不能自已，而可怜的小猪理所当然地成了我最忠实的听众。那些日子，我充满热情地画画、读书，接触和了解了许多现代艺术的思想动向，绘画让我充分地表达了内心的感受。空下来，也还常常惦记着那帮家乡的朋友。1995年盛夏的一天，我正在教室画画，听见小猪说：“刘小猪，有人找你！”一抬眼，只见一个乱发披肩、皮肤黑黑的男子手提大包跨进教室，大声问候：“你好！刘峒。”仔细一看，竟然是片山！我激动地冲过去，在一片惊诧的目光中拉着他离开了教室。我把他安排在后山我租的画室里。小猪和我常上山去看他，听他讲北京艺术圈的事，他说话时幽默的语言和夸张的表情，常弄得我俩捧腹大笑，我们让他加入了小猪的行列，称他片小猪。
几天后，片山发现了我的感情秘密，他严肃地对我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只是迷恋和幻觉，你需要的是成熟的爱。”我很气恼，反驳道：“我的爱就很真实，你没有任何发言权。你觉得你成熟吗？既张扬又固执，谈到艺术，就好像自己是大师，别人都不懂，讨厌！”听了这话，他没再说什么。晚上，我们在街边吃火锅、喝啤酒。在送我回寝室的路上，下起雨来，片山一下抓住我，脸上表情怪怪的。雨越下越大，雨水一股股顺着我们的脸颊淌下，我们就这样执拗地盯着对方，不说一句话。片山在山上住了半个多月，搞了一批综合材料的作品。走那天，我和小猪把他送到杨家坪，他走后，我心里真有点空空的感觉。
1996年，片山又来了，准备把画托运回去。这次见面，我们逾越了朋友关系。但我告诉他，他是自由的，如果在北京碰到合适的姑娘，就别顾忌。那天送他上火车，在路上，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刘峒，我要用几种爱来爱你，朋友的爱、兄长的爱、情人的爱、父亲的爱，你看着吧。”这诚挚的话使我很感动。告别后，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在人群中渐远的背影，突然产生一股强烈的冲动，我追上去，拽过他的脸，在他额头、眼睛、嘴巴上亲了一遍，也顾不上欣赏他那惊讶的表情，转身迅速地逃开了。后来，片山常常回味这一幕，他说，当时真佩服我的勇气，街上那么多人，我居然不管不顾。毕业回家待了一年，还是决定去北京。我尽力说服了父母，乘上了北上的列车。刚到北京时，我住在科技大学几个贵州老友租的地下室，呼了片山几次，可毫无音讯。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圆明园艺术村已经散了
一星期后，他才急冲冲地骑着一辆破车赶来，一见面，就垂头丧气地说：“你怎么来了都不给我打电话？要不是啸涛告诉我，我还不知道呢。”我激动地说：“我一来就呼你了，你怎么不回电话？！”他一听，又高兴起来。解释半天，才搞清楚，原来呼机号码错了一个数。他说，圆明园艺术村已经散了，现在他住在朝阳区师家村，那一片有很多出租房，找房很容易。于是，我带上行李，跟他来到师家村。一进屋，除了满屋的画和一张看上去冷冰冰的大床，就什么也没了。当晚，我暂时住下。虽已入春，可北京的夜晚还是很冷，他拿出一件很大的西藏带来的黑色氆氇，铺在那床薄薄的被子上，然后我俩就缩进被子里躺了下来。沉默一会儿，片山一本正经地说：“刘峒，今晚无论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满足你。”我恶作剧地说：“真的？那就请你去外面站一夜，好吗？”他愣了一下，立刻翻身下床，穿上外衣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原以为他只是做个样子，可等了半天，也不见进来，开门一看，人影都没有。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他终于回来，一进屋，就把我紧紧抱住，热烈地亲吻，我又气又恼，狠狠斥责他的行为，可他就是笑而不答。
后来，才听朋友说起，那晚，片山是从师家村步行到酒仙桥他的家，对他大谈爱情，害得他一夜没睡成觉。这起戏剧性事件，使我们成了真正的恋人，我在简陋的家中住了下来。一段如胶似漆的日子后，我俩发现，手里的钱已所剩无几了。片山就背上一摞他的纸本小油画，接连几天到各家画廊去推销，可他的作品风格太抽象冷峻，没有一家看上。偶然，听朋友提到，三里屯酒吧街可以画肖像挣钱，我们眼前一亮，对呀，何不重操旧业呢。于是，每天天一黑，片山就用他的破单车带上我和两个画夹子，到酒吧街挣钱。我们的车子穿行在繁华的大街上，霓虹灯与人群影子一样在眼前闪过，我就靠在片山的后背上不停地唱歌。酒吧街的夜晚像个梦幻剧场，各色人等纷纷在此粉墨登场。街上永远飘浮着一种浓浓的香水加奶昔的味道。
我们游走在每个桌前询问：“先生，小姐，需要画像吗？”有时难免会碰上几个粗鲁的家伙。时间一长，我练就了一手能在昏暗的灯光下迅速画出客人的本领。收获还可以，运气好时，一晚上能挣几百元。我们每晚从8点待到凌晨1点来钟，深夜的大街上，已是人影寂寥，只有路灯发着蓝色的幽光，我们回家的必经之道上，有一段阴森森的林子，每次经过那儿，我就屏住了呼吸，把片山紧紧抱住。那段日子，甜蜜中透出一点凄美，真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1998年7月，爸爸妈妈专程到北京来看我们，见到我们的现状，很是担心。为了让我们不再为房租发愁，他们买下了宋庄的一个小院。就这样，我和片山搬到了宋庄的新家。宋庄有画家几百来号，来自全国各地，是个名副其实的画家村，大家你来我往的，关系都不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画室，挂着不同风格的作品，小院里时常会有热闹的聚会。大伙日子虽然窘迫，但也有很多乐趣，比如结伴去潮白河游泳、烧烤，聚在一块喝酒、唱歌，组织一场足球赛，或是去参加各种艺术活动。艺术充实着生活，使我们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到宋庄的头两年，为了生活，也为了能让我安心画画，片山搁笔两年，到城里租了间便宜的小平房，仍旧去三里屯画肖像，每周回来两三次。每次他的归来，都会给这个家带来快乐。
在外面，他一定受过许多委屈，可从未听他抱怨过。这个家伙的确成熟了，虽然还是那么爱调侃，那么懒懒散散。我的作品也开始有了变化，画面出现了天空、土地、树木、河流、枯骨、裸女，我感觉，这才是我一直渴望去表达的东西：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与死，繁与衰。可我的情绪化有时会给创作造成一些障碍，这时，片山就会敏感地发现，然后鼓励我，让我重拾信心。当我画出一幅不错的作品出来，他竟然比我还兴奋，眉飞色舞地，像个孩子。除了画画、看书和唱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缝衣服了。兴趣一来，就把平时买来的各色麻的、棉的、丝质的面料摆出来，把它们缝成各式各样的衣裙。我夏天的衣裙几乎全出自自己的双手，手缝出来的有种自然的韵味，比较有变化，不像机器做的那么呆板。这样的衣服不仅比买的便宜很多，而且符合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体验到了创造的快乐。1999年，小猪也来到北京，片山进城，她就过来陪我，常骑车带我到周围的村子转悠，我们最爱去苗圃和潮白河，
夕阳下的一片片桃林，泛着波光的鱼塘，翠绿清香的麦田，雨后透明的天空总是让我们流连忘返。晚饭后，我们就牵着手在月光下散步，沿着村子转个大圈，就算不说话，也感觉那么默契。我真不知生活为何如此厚爱我，赐与我如此难得的爱人和朋友。年底，片山对我说，他要做一个行为艺术，订做一个2米X2米的大黑匣子，把它运到离北京最近的只有75公里的河北怀来县大古城沙漠里，然后在里面住一周，直到2000年新世纪那天，劈开箱子，破箱而出。我一听，坚决反对。当时，正值严冬，在箱子里住那么多天，不冻死才怪呢。可他主意已定，怎么说都没用。我也只好同意，帮他筹备。去的那天，到目的地时已是下午，几十位朋友饿着肚子，好不容易才把那沉重的黑箱扛到沙丘顶上安放好。随后，片山从小门进去，公证人在外面把门封死。片山的表哥周科林在旁边搭个帐篷，担当他的守夜人，每天的食物由他从箱底的小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