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50-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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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凡夫，我以前还有想法，还要做一个像师父那样的人，事实证明，我不是做法师的料，我做不了法师。从山上下来以后，跟贵阳的老居士在一起，很平淡地相处，或者别人对我不是很尊敬，我心里反而踏实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做不了那种“上层阶级”。我也不排除以后再出家，我和刘峒商量好了，等因缘成熟以后，我还要再出家，这是肯定的。现在就随缘，随顺安度为宜。现在跟以前对待生活的心态不一样了，不像以前那么浮躁了，我觉得现在我应该是对大家有用的人，以前就觉得没有用，不管搞艺术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老觉得我对别人没有用，师父老人家也讲，我只会拖累别人。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别人。法国有个画家高更，得知女儿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画了一幅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画完这幅画不久，他就自杀了。我跟他不一样，我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去。
后 记：2005年7月，片山离开贵阳，重返北京。之前一个月，刘峒的父母出钱把宋庄院子的两间屋简单翻修了一下。至少，墙白了，铺了磁砖，干净了。北京高温桑拿天的一个下午，片山和刘峒，带着小莲来我家。小莲已经是满地跑的小姑娘了，长得很像片山，好动，皮实，在地上摔一跤，也不哭，一咕噜爬起来，又接着玩去了。在提到过去的一些事情时，片山沙哑的嗓门突然高扬不下，那种热血上涌的激动，或者说激情，有些意外，由此可以想见当年艺青时的片山。刘峒对丽江仍念念不忘，总惦记着什么时候还能去丽江生活。再欣喜神往的眼神，愁容仍是掩饰不了的。屋里画画太挤，孩子又粘人，打算另租房，房租又是头疼事，眼见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看得上的幼儿园，价格都贵得咋舌。刘峒在丽江结认的好友莲子也和男友于去年年末回到北京。离开不过三四年的光景吧，北京的人事变化让莲子始料不及。在丽江写就的电影剧本和小说原想能重返北京再掀热潮，却沉寂至今。
真的是时过境迁。后来，听说男友在孤儿院做义工，后来院方每月给开些工资，莲子也曾在一家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最近一次通话，说，正在家休养。我和丈夫在通州买了来北京7年后的第一所房子，在辽宁的爸爸妈妈为我操心了30多年终于稍稍放了心。在还房子的余款的过程中，现实一再给予我提醒：如何能在北京自食其力地生活下去，且有能力孝养父母亲人，并不是一件可以轻视可以不以为然的俗事。有消息说，宋庄镇小铺村将更名为百富园。想必这个名字的由来与艺术新贵们这几年的移居不无关系？还有消息说，宋庄的又一片空地已被有钱的有点钱的想赚大钱的艺术家们纷纷预定。
很可能，未来几年后，那将是又一个至少能与798工厂相媲美的观光景点。北京的艺术市场越来越火红了，行势看好。间或听到穷了多年的某某一下子卖了多少。仍有穷得过不下去的，终于消失了。不管形势起落，一样的有穷有富，命各有别。电脑从贵阳托运过来了，片山打算学平面设计，好接点赚钱养家的活儿。刘峒说，她还是想画画。
没有爱情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254 》我早就忘了我是在数到多少的时候开始停下来与星星说话的。当然，那个蓝色手柄的黄色塑料跳绳我一直留着，前几个月搬家的时候我还记得把它塞进了纸箱，具体现在它在新家的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或许它仍在某个不等急用没有拆封的纸箱的犄角？是12月初买下的那个跳绳吗？大体就是那个时间了吧。具体几元钱也忘了，反正就在5年前还处于城乡结合部的亚运村小营路边的不是2元店就是白天铺摊儿晚上收货的小商贩手里。起初我认为一个热水袋足以过冬的，但是进入12月之后还是觉得越来越冷。我开始每晚临睡前在小院里跳跳绳。遇到晴天的夜晚，天上的星星就显得格外亮。我会在跳到一个小节的时候，停下来，跟星星说话。有时，心里什么话也没有，就仰头望着天空，总觉得星星看着我，什么都明白。等浑身暖和了，然后趁热上床睡觉。冷。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冰凉的热水袋
尤其早上醒来双脚不小心碰到已经冰凉的热水袋。屋里没有暖气。只是房东在自家院内用砖垒的两间相邻的每间差不多4平米的小屋子，一张离地40公分的木板床。月租300块。房子是在另一家唱片公司做文案的潇潇介绍给我的。1999年4月，我请了假从深圳赶来北京的一家唱片公司应聘的时候，我只被告知每月工资1500元。关于食宿问题，那个面皮白净戴金丝边眼镜的老板含糊地一语带过，我在得到了某种应该不成问题的暗示后，便没再细问。实际上，后来我对当时的心理看得很清楚，我没再追问是因为我怕得到令人头疼的回答，我怕那个回答会让我动摇辞职来京的决定，仿佛别人肯要一个会计去做他们的文案，对我来说就已是了不起的恩赐。
6月，我终于办完了全部的工作交接手续，然后将两年的积蓄寄给正在筹钱买房的父母，带了5000块钱、两个皮箱、两箱书来到北京。一切忙乱极了，在决定出发的前几天我还在为当时兼职的一家刚筹办不久的小公司补账。甚至在上火车的前几个小时，还在打包。如果没有H的帮忙收拾，我可能完全乱了方寸。当我发现唱片公司的文案也就是将艺人的简历、照片、剪报归类整理，写通稿，寄单曲，拿着媒体联络单与一个个完全不认识的记者、DJ相互熟络时，真是挺失望的。但这并不是我当时不能忍受的关键，我不能忍受的是以为为了爱情千里迢迢从南到北，却还是落得一人孤单。就像当初我在深圳，如果有一段我认可的恋爱，或者已经结婚成家，也许，我会将会计当做一辈子的谋生饭碗。毕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待遇不薄。至于喜不喜欢，倒不如说能不能忍受吧，如果前者成立，或许我是可以忍受的。可我从不否认来北京至少有一半是为了理想，具体地说，做一名唱片公司的企宣。
而这个理想今天看来也是被当年的爱情催生出的一种没准会日久迟钝的冲动。是。当年的爱情。直到有一天，我读了张洁的《无字》，才总算弄明白了所谓“当年的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见到与文字沾点边的人，也就以为遭遇了文学，便热情澎湃地扑将上来，还以为自己是委身文学，“文学”也就何乐而不为地接受了她。过后再读契诃夫的《宝贝》，只好会心一笑。
“当年的爱情”拒绝了我，但我还是奉若神明般地将自己祭了。实在不是善始善终的优良品质，只是一根筋的牛性的固执。倒是让我看清了某一类男人的面孔，但凡有一些可以依仗得了的，比如才华，或者权位，便君临于女人之上，即使是在占便宜的时候也会板出一幅施舍者的面孔。后来，我将“当年的爱情”写成了一篇小说。离开李木的日子并没我预想的那么痛苦。那时，我才意识到，其实，不是我离不开李木，是我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
这中间，我曾经给李木写过一封信。李木，现在我明白了，其实，你根本就是个浪子。这么多年来，你已习惯了不背负责任与道义的欢娱游戏，习惯了没有家只有居所的游荡。你的无情也许是因为你的心曾被伤害，于是，你把心藏了起来，藏到一个不会感动也不会受伤害的地方。也许，你的心早就丢了，没了心也就没了心痛。如果，至此一生，你都以游戏为乐，我想，你把真情真爱都给了你自己，你最爱的人其实是你自己。这便是你一生的幸与不幸吧。信没有寄出。李木心里跟明镜似的，活得比谁都明白，他不需要被解析，你叫他浪子也好，骂他流氓也罢，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的。如果你的心是铜墙铁壁，可以刀枪不入，那你尽可以跟李木这样的浪子周旋，自得其乐。男人永远只是你生活的一个点缀，怎么摆放，摆放在什么位置，要不要这个摆设，全凭你的喜好。如果，你还没有进退自如，悲喜无关得失的洒脱，那你根本玩不起这种游戏。虽然，比李木这样的男人还道高一筹的巾帼大有人在，但我清楚，我不是这样的巾帼。永远不是小说换回了1300元的稿费，为我和张东亮一起度过的贫穷的2001年实实在在做出了功劳。
为此，我非常感谢“当年的爱情”。张东亮是后来的事了。在我还意志坚定地以为可以用跳绳和热水带度过1999年的北京冬天时，在我还没有真正尝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前，命运不会安排他提前出现的，一分一秒都不可能。我是10月失业的。记得办公室负责人在找我谈话的前几日，我在给老板汇报工作的时候向他建议能否实行弹性工作制。因为白天上班，只能晚上写崔岫闻的稿子，常常早起，为了贪睡10分钟而迟到。当时，老板都说了些什么，我早忘了，但估计失业与我当时傻乎乎的建议不无关系。崔岫闻是我失业前几个星期认识的。当时，刚刚来唱片公司不久的一个北京女孩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打电话约我出来聊聊天。
谁知道为什么看上去非常“冷酷”的女孩会在公司的一堆人中选择亲近我。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太不相同，没有相互知根知底的近亲排斥。女孩是“80”一族，在酒吧泡大，很小年纪就开始了与外国男友时间长短不一的同居史。对于男人和世事过早的浸淫让不到20岁的女孩已提前发育成了一个看上去很有阅历的女人，有一双熟悉一切，厌倦一切，淡漠且老沉的眼睛。在王府井的一家冷饮店里，女孩跟她的小学同学聊起某个正在对她展开追求攻势的艺术家。两人一边聊，一边偶尔发出正在说悄悄话的少女才有的揶揄的笑声。我在一旁听着，插不上任何话。下午，女孩告别了她的小学同学，说是带着我去四合苑看某个艺术家的展览。我也就闷头闷脑地跟着。1999年秋天的我多么孤单，孤单得简直像个木头人，苍白，敏感，贫寒，除了生而有之的逆来顺受的坚韧神经，一无所有。女孩在艺术青年与老外和各色有钱人等混杂的展厅鱼一样穿梭。
一个“party animal”旁边跟着一个明显怯场的乖乖女，这种毫不搭调的组合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显眼并且多余。展览过后的盛大晚餐上，张东亮与我同坐在一张超长的餐桌上。但是，那一晚，我们对彼此没有留下丝毫记忆。崔岫闻坐在我旁边的旁边。来北京之前，我曾在深圳市图书馆的一本艺术杂志上见过“塞壬女妖”的报道。4个黑发如瀑的女画家将长发妖娆地舒展在地上，从高处俯拍的一张巨幅黑白相片给我的印象很深。崔岫闻便是当年的“塞壬女妖”之一。我自然是激动万分。就像《无字》里的吴为一样，“一生迷信文化，哪怕是文化的影子，也足以让她热烈渴望”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件让我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主动索要了崔岫闻的电话，并向她说明，我想采访她。崔岫闻答应了。我怎么会脱口而出要采访别人，我那个时候不过是唱片公司的一名小职员，哪里懂得什么叫采访？如何采访？我不过是想以此为由接近一个人，以及这个人所代表的另一种让我觉得奇异的生活方式。那天晚上，是我早就被命运输入密码的本能，而不是我的理智在对崔岫闻说话，说得毫不羞怯，像模像样。
我真的去商场买来了采访机，真的跑去崔岫闻家做了采访。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写稿子。写得很痛苦，像一个使出全身力气分娩的产妇，无易于一场脱胎换骨的重生。“性作为维系男女关系最直接也最隐秘的纽带在艺术作品的表现中往往是一种很难把握的边缘题材。这种难度不光是艺术美化的一种尺度的把握，更重要的是作者超于表层状态展现的思考很易在人们对其特定符号的惯常反应中消解。小崔对性别关系所持的理性态度隐含在其特殊的画面语言中。画面虽为一男一女两主角，但又分明感受得到画外第三只眼的窥视与观望。那第三只眼其实就是与男性同处私密空间里的女角超脱于性别空间的另一个自己，她在一步步完成女性生命历程的成长与蜕变过程中反思性的意义与性的虚无。”通篇都是硬冷的理性句子。
而在几个月前，我在深圳做会计之余的夜晚写给《音乐生活报》的投稿还十足地风花雪月。“那是1996年秋天。当日子一天天淹没了日子，当北京已成了归不去的梦想，我依然能清晰地忆起那个始于秋天的故事，并且闻得到北京初秋有着一丝清洌的空气的味道。”以至于时隔几年后的2004年秋天，在某个聚会场合巧遇当年在《音乐生活报》刊载我文章的编辑时，她还问我——你现在还在写那些特清纯的文字吗？是的。1999年夏天的我还很天真。虽然那时候我已经26岁了。但是，1999年秋天的我至少知道了什么叫天真得可耻。我拿着写好的稿子约见崔岫闻的那天下午，刚失业一个星期。来北京时带的5000块钱都用来填补在唱片公司上班时入不敷出的大小窟隆了。甚至买采访机时，我用的还是向雯雯借的500块钱。那时候，我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学会节俭生活的技巧。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杂志的主编
崔岫闻将稿子交给了一位正打算办一本杂志的主编。很快，我就成了那家杂志的编辑。是主编私人投资的一本黑白夹彩页的杂志，在鼓楼附近的半地下室里。全杂志社也就我和另外一个女孩两位编辑。我做采访，那个女孩负责从网站扒资料。没有摄影师，图片除了被采访者提供，一律从网站下载。非常省钱但落伍的做法。月薪1500块，没有稿费。12月末的一天下午，我从杂志社回来，路过菜场，买了点木耳。为了省钱，离开唱片公司后，我就买了一个小的液化气罐和炉灶，向房东保证，在他做完晚饭后才占用厨房。估计是吃了假木耳，晚饭一个小时后就肚子疼得要命，上吐下泻。因为肠胃炎症，加上受寒，第二天一早醒来，后背冻得像冰块似的，完全没有知觉。北京前一夜刚刚下过雪。是个晴天。我起床后勉强支撑着做了一锅稀饭。还没等吃进口，就收到了崔岫闻呼我的信息，让我帮她整理一些电脑资料。听说我背后受寒，崔岫闻说，正好到她家住两天，缓一缓。
人的确是很容易受物质腐蚀的。到了崔岫闻家，我就觉得，北京12月的天，屋里有暖气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生活要求。第二天晚上，崔岫闻说，晚饭会有一个朋友一起来吃饭。然后就见一个穿棕色皮夹克的男人，手里拿了一瓶红酒。自来卷的头发。鱼形的细长眼睛，从不长时间直视对方的眼睛，习惯性的闪避和低垂。眼睛里没有诱惑人的多情汁液，是个带一些羞涩的温柔的男人。崔岫闻忙着做饭，我去打下手，她就笑着把我推出来，让我去聊天。那种笑让我想起前一天晚上她随口说的要给我介绍男朋友的话。当时我应和着，可是睡了一觉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就连她说晚饭会有朋友来时也没有想入非非。估计，那时候我受寒的神经都用来体会有暖气的室温了，对于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