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 作者:汤晓丹、蓝为洁_2-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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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羽朋有许多青年朋友，常来斗室相聚。有时天南地北闲谈，有时交换读书心得，有时专题辩论……我总是专注地听着，从中吸取精髓。偶尔我还用刚到手的稿费，去附近买回生煎馒头，请大家美餐一顿。
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来源全靠漫画稿费收入。那样，当然只能节衣缩食，半温半饱。后来，白色恐怖日渐加剧，《大众文艺》被无理查封。我失去了珍贵的精神食粮，也失去了赖以活命的收入来源。
画报社被封
赖羽朋见我闷闷不乐，介绍我到杨树浦工厂区办的《画报》编辑部工作。没有工薪，只供三顿饭。这份工作只能埋头苦干，不能对人谈起。我当然守口如瓶。
所谓编辑部，其实是在一间向北的小亭子间里，除了画具外，只有一张小木板床。负责人叶坚比我大几岁，独挑全部重担。我去了以后，他才减轻了负担。
《画报》每月出版一期或两期，出版日期不定，版面只有一张小报那么大。每期要登四五幅漫画。漫画由我完成，所宣传的是武装夺取政权。评论、报道、通讯……文字编排全由叶坚掌管。
最初几天，我仍住在赖羽朋家。早晚在路上奔波。后来，我和叶坚都感到往返费时太多，也不安全。叶坚便把他自己睡的小木板床让给我。就是刮风下雨，他也外出“打游击”。
叶坚是个好心肠的兄长，常常带些干点让我早晚填肚子，还介绍我加入CY，是我的单线联系人。
好景不长，我们设在工厂的印刷《画报》的暗室被密探发现。工部局派警察贴上了封条。《画报》停止出版。我失去了工作机会。叶坚立即为我在提篮桥的一条弄堂里找到可栖身的小亭子间，要我马上搬去住。他通知我，CY联系人叫李东平。解放后，我才发现当年的李东平是《渔光曲》导演蔡楚生的夫人，真名陈曼云。后来，联系人又换成“老夫子”。其实他很年轻，真名叫什么，我至今不知道。
看话剧背电影
凑巧我与沈叶沉住在同一条弄堂。他已改名沈西苓，在泰东书局负责橱窗装饰。沈曾留学日本攻读图案专业，似乎学以致用，我却感到大材小用。因为他在日本时还到有名的筑地小剧场实习过。他早把自己列入电影编导行列，只是等候机会上戏。
沈西苓总是拉着我同去大道剧社看苏始排话剧。苏怡是大道剧社剧务部长兼导演，湖南省麻阳县人，比我整整大十岁。见我好学，便对我侃侃而谈。听他谈话时我非常专注，有时还写上几笔。他待我亲如兄长。
苏怡在排练时，极富灵感，即兴冒出的火花让人叹服。有时，反应慢一点的演员不能马上领悟，他会耐心阐明含义。所有的人都亲切地称他“苏伯”。
我们相识在排练棚，相助在危难中。我们的友谊称得上肝胆相照。他多次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我之所以能迅速走进影人队伍，很大原因是他和沈西苓的鼎力襄助。
除了看排练话剧，沈西苓又约我同进电影院。那时，上海已有好几处外国资本家操办的电影院，票价都很贵，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进去看。提篮桥的虹口大戏院，建立于本世纪初，是西班牙商人用剥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建造起来的，偷工减料，设备简陋，票价比别的电影院低。当时规定，买一张门票可以不出电影院连看几场。我和沈西苓总是带着干粮进去，从第一场看到最后一场。长达十几小时反复看一部影片，对于我们人门极有帮助。
我们总是把一部影片的镜头结构、转场方法、场景设计、对话内容、字幕处理、音乐起止、人物刻画……背得滚瓜烂熟，然后交换心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断地看电影、背电影，我对电影有了初步了解。
普罗美术
许幸之和沈西苓计划成立时代美术社，他们邀我当发起人之一。这样，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不同的美术观点，了解世界美术流派。增加理论知识，进而用以指导实践，有助于创作富有时代气息的好作品。
时代美术社社员在北四川路一家小咖啡馆碰过好几次头。大家都赞成许幸之和沈西苓提倡的“普罗美术”（即普罗列塔利亚美术——无产阶级美术），强调美术作品要表现劳动者，美术家要为劳动大众服务。
时代美术社成立后，还举办了一次苏联美术图片展览。开幕那天，到了许多青年学生和美术界的朋友。他们都是业余美术爱好者。大家边看图片边交谈。有时两个人的问答变成了十来个人的集体讨论。学术空气很浓。
鲁迅先生看了展览后，对我们的活动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希望从中汲取精神养料。许幸之趁势又开办了“小小美术讲座”。报名听课的人很多。我要求系统听讲，许幸之高兴地说：
“来吧，我免收你的学费。”
我上课时特别专心，课后认真完成作业，自觉进步极快。记得我的一幅木炭人体画，许幸之特别赏识。他是受过高等美术教育的，他对我的器重，使我追求艺术的信心倍增。
我办广告社
我的CY联系人“老夫子”经常拿些宣传提纲要我定时绘成图画。我对他说：
“你帮助我开家广告公司，对外承接业务，对内画自己的东西。”
“老夫子”是位思想活跃的人物，当然支持。可是，钱从哪里来？
想来想去，我只好去向大道剧社老板开口。听完我办广告公司的想法，他满口答应借钱给我。我把钱如数交在“老夫子”手里。他在老靶子路上租到一间两楼面街的屋子，又在楼下挂块牌子。广告公司算开张了。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想到叶坚离开时带我去过司徒慧敏家。他曾亲口对我说有事可以找他商量。征得“老夫子”同意，不但司徒慧敏请到了，而且能写会画的朱光也来了。朱光的毛笔字非常漂亮。
我们的业务开展得顺利。附近的药店、商场、百货铺、书屋，都找我们布置。甚至工人读物，也要我们帮助设计封面、画插图。柯灵（当时叫高季琳）就有本书是我设计完成的。
司徒慧敏的母亲很喜欢我，常叫司徒带我去她家改善生活。我也把老人当自己母亲敬重。我和司徒成了极亲密的朋友。我工作忙，没有时间去他家吃饭，司徒的妻子邓雪琼总是烧了好小菜，亲自送到广告公司楼上。
田汉惜用写字台
有个阴沉沉的傍晚，苏怡匆匆赶到我们楼上。进门就说：
“你把台子收拾一下，田老大今晚要在这里写东西。”
一会儿，田汉先生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没有多说话，只是和我紧紧握手，表示信得过自己人。田汉把挟来的一个厚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块钢板、一盒蜡纸、一支铁笔。他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停过刻写。我也没有睡觉。
第二天清晨，他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我取出几块干点，冲了一杯糖水请他填肚。他风趣地说：“肚皮正在唱空城计。”一口气喝完了糖水，干点拿在手里边走边吃。时间对他，太宝贵了。
几天后，苏怡才对我说：
“那晚田汉刻的是《钟声》剧本。边印边分发给大家，晚上就在一所大学里演出。”
田汉比我年长12岁，当时已是知名文人。他创作的刻苦，使我受到极大教益。相比之下，一表人才的朱光，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就不那么“闪光”。
朱光惜钱不还
朱光只比我大四五岁，一表人才，有学问，有主见，待人接物潇洒老练，我十分崇敬他。只是他有个习惯，我很不喜欢。朱光经常开口向我借钱，光借不还，而且再借时从不提前欠。我性格的一个特点是能容忍。他不提，我也视作他从未借过钱，甚至从不在司徒慧敏和“老夫子”面前提起。
他每次开口，我都如数给他。日子久了，我也算不清他到底借了多少钱。
不知是哪一天，朱光招呼也不打，就不来工作了。以后，朱光在我记忆中除了“借钱不还”以外，别的印象都淡薄了。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光在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1960年夏，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楼下驶来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下来的正是朱光。他走进我家，洒脱不减当年，而且更有风度。原来，他不辞而别去了苏区，又辗转到延安。解放后任广州市市长、广东省副省长等要职。因公来上海，特地安排几个钟头时间见见青年时的挚友。他亲自用车来接我和我妻子。赵丹夫妇和郑君里夫妇是自己去的。
席间，朱光举杯严肃地说：
“从前，我向晓丹借过许多钱，现在记不清，也还不清了。就用这杯酒聊表我还债的心意。”说罢，他一饮而尽。
他的话简单，分量重。这时，我感到欣慰。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死里逃生进影坛
死里逃生进影坛
1932年1月28日深夜，我刚入睡，忽然被强烈的枪炮声震醒。靠马路的窗玻璃哗哗响，仿佛楼房都在晃动。
我一骨碌翻身下床，赤脚奔向窗口，只见不远处炮弹横飞，浓烟滚滚。我的住房正处在攻击目标之内……
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一·二八”事变。
我慌忙穿好衣服，悄悄下楼，小心翼翼地沿着屋檐往四川路桥方向移动。平生第一次冒着敌人的炮火死里逃生。
四川路桥是日军重火力封锁线，也是我求生的必经之地。生与死的搏斗，就展现在过桥路上。胆战心惊到了桥头，我才停下脚步，镇静片刻，然后鼓足勇气飞奔过桥。速度之快，我自己也惊异。一直跑到公共租界，我才喘着大气慢慢平静下来。
我朝法租界内的天一影片公司走去。我的好兄长苏怡在那里任编导，沈西苓是那里的布景师。我相信他们会救助我。
苏怡一面大骂日本帝国主义，一面把我带到他的宿舍。沈西苓把钱送到我手里，关照我到附近小店包伙。宿、食两大问题，当场得到解决。
我感到闲荡不是办法，便对沈西苓说：
“我去摄影棚帮你画布景天片，不要邵老板一分钱，你可以腾出手做别的。”
沈西苓当然欢迎。过了两三天，他才告诉我：“邵醉翁答应让试试。”
苏怡反应快，跺着脚大吼：
“邵醉翁怕你画不好，你就露点本事让他开开眼界！”
从此，我涉足电影圈。
布景挑选了我
摄影棚里的生活，既新鲜，又艰苦。沈西苓正着手编写《女性的呐喊》电影剧本，计划由“天一”拍摄。为了脱身，他再次向邵醉翁正式推荐我顶替他的布景设计职务。邵醉翁一口答应，并定下月薪40元。
说心里话，几个月来，我在摄影棚里辛辛苦苦工作，虽然是帮沈西苓的忙，得益的却是邵老板。像我这样不取他分文的劳动力，当时上海滩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裘艺香导演新片《小女伶》，就是我担任布景设计。我主动与摄影师吴蔚云配合，避免临时返工。摄制组对我的创作成绩非常满意。邵醉翁主动将我的月薪增加到每月60元。
这段时间，我精力充沛。拍戏之余，还画漫画继续投稿。有个叫陆小洛的记者，他到“天一”找沈西苓写稿。沈西苓忙于筹备《女性的呐喊》，挤不出时间落笔。在他的推荐下，陆小洛盯着我要稿。我便写了《导演狂想曲》，叙述一位自命绅士的电影导演，拼命追求一位有进步思想的女演员，结果话不投机碰了壁。写稿的同时，我还画了插图。
陆小洛收到稿件，十分欣赏。他对我说：
“我们的《电影艺术》本来只登有关电影的消息和评论。而你写的《导演狂想曲》不仅文艺性强，而且还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生活小说，我们决定连文字带插图全部刊登。”
《电影艺术》创刊后，很受读者喜爱。司徒慧敏、沈西苓、夏衍、郑伯奇（小说家、剧作家，主编《世界画报》、《电影画报》、《新小说》等刊物）等都在《电影艺术》上发表过文章。可惜，《电影艺术》只出了4期就被无理查禁。
《白金龙》的机遇
“天一”决定与粤剧泰斗薛觉仙合作摄制时装戏曲片《白金龙》。我仍然是布景设计。邵醉翁自任导演。正式开拍那天，导演生病，由我代执行导演任务。
面对突然的决定，我有些胆怯，但只能壮着胆子上。好在《白金龙》原是享誉港粤的舞台剧。全组演职员对戏都已吃得很透。我只要在取景、镜头分切、场面调度、人物刻画方面多下功夫就行了。开拍以后，我主动与各部门协调关系，特别尊重男主角薛觉仙和女主角唐雪卿。他们夫妇也很尊重我。创作默契愉快。
我导演兼布景，工作量很大。每天拍完戏，人家离开了摄影棚，我还得留下来完成第二天的布景准备。这样夜以继日，一直忙到停机。邵醉翁从未到过现场，他胸有成竹地让我挑起后期制作重任。
《白金龙》给了我做导演的机遇，也让邵老板发了大财。两年不到，我共导演了《白金龙》、《飞絮》（编导）、《飘零》、《一个女明星的遭遇》等4部影片。舆论和观众都给予好评。但对我来说，最迫切的任务是全面加强艺术修养。
能者均为我师
我们三个青年在距“天一”不远的陶乐安路（现在叫嘉善路）上租了一间比较大的房子合住。三个人中我有固定收入，负担一半房租。我对在音专学习的曾浪舟（后改名曾雨音，解放后任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说：
“我出钱，你去琴行租架钢琴回来，把去学校练琴的来回时间省下来教我学音乐。”
他高兴极了，由浅入深，从五线谱起，系统地教我音乐知识，教我弹琴，还带我去听音乐会演奏，听音乐课……让我读他的讲义，还为我讲解。我能看总谱，得益于曾浪舟。
还有位叫曾恭的，是世界语学会的会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碰巧我幼年时在印尼上过教会学校，有点英语基础，因此，平常，我们生活用语有意用英语交谈。温故知新，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恢复、提高。这为我日后去香港，创造了有利条件。
大道剧社被迫解散，化妆师郑雄提出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当然乐意。
郑雄主动向我讲授化妆知识：从人物的造型设计到体现手段，从舞台到银幕的化妆差异，从中国到外国，从古到今……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认为四人相处，三人都是我的老师。
我们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即使闲聊，也充满知识和情趣。日积月累，我的知识面越来越广。导演这个职业选择了我，我也乐意从事这一职业。
使我头疼的是，我不适应上海冬天的寒冷，每年冬至，伤风感冒不断，因此特别希望能有机会去气候暖和些的南国。正在这时，靠发行《白金龙》致富的片商邵仁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