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帝国的生成-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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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制、媒体与君主的奇里斯玛　　　　
　　　　当总统的权力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了越来越大、越来越直接的影响时，老百姓对总统的期望也就越来越高，乃至连自己失业也要归咎总统。在战后总统政治中，挑战者为推翻在任者对选民说得最多的话是：“现在你们过得不如意，就是因为这位总统出卖了你们的利益！”在1976年以前的80年，只有两位在任总统竞选连任失败。但在此之后仅28年，就有３位在任总统连任时落马，只有里根和克林顿连任。可见，总统连任已经越来越难了。　　　　
　　　　这多少说明，总统权力的扩张速度，远远赶不上选民对总统的期望值的增长率。用来填补总统的治理能力与选民期望之间的落差的，就是总统的个人魅力。实际上，从罗斯福、肯尼迪到里根、克林顿、布什，成功的总统大都借助于君主式的奇里斯玛权威来获得拥戴。　　　　
　　　　这种总统的个人魅力，改变了总统与选民的关系，甚至破坏了民主政治的理性逻辑。本来，总统是执行民意的工具，权力受到民意的严格限制。如今，老百姓由于为一个总统的个人魅力所慑服，宁愿放弃自己在政策方面的某些要求。这样，权力就被人格化。而这种人格化的权力，又和选民的政策偏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和独立性。比如，1984年许多选民在政策上支持蒙代尔，却因为被里根的魅力慑服而投了里根的票。2000年，美国选民在政策上明显倾向戈尔，但因为在个人气质上喜欢布什，所以布什成了总统。今年大选的一系列民调表明：大部分选民认为国家正在错误的轨道上，布什的支持率大部分时间在50％以下。他能够长时期压克里一头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部分选民认为他是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个人喜好度远远高出克里。也就是说，相当多的选民，因为个人魅力而向总统效忠，颇像臣民向君主效忠。这已经把总统在政策上向选民效忠的关系给本末倒置了。　　　　
　　　　这种“民主式的君臣关系”之所以成立，可以归结于两个因素。首先，美国的总统制，实质上是直接选举。总统和选民之间，没有议会的缓冲。在欧洲的议会制国家，选民投票给自己选区内的议员。当一党或多党联盟在国会议席中占了优势时，该党或多党联盟就成了执政党，其党内领袖就成了国家首脑。在这个过程中，选民不是直选国家首脑。国家首脑要由议员们推选的政党领袖充任。既然国家首脑不是选民直接选举的，就不具有美国总统那样对选民的直接感召力。　　　　
　　　　美国在立国之初，对总统的产生曾有过激烈的辩论：有主张直选的，有主张议会选举的，也有主张由州来推选的。最后的选举团制，实际上是这些主张的折衷：各州根据本州议员的数字分到一定数额的选举团票，由本州来决定把这些票投给谁。即使是主张设立强大总统职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认为“由公民从大众中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最有可能掌握必要的信息和洞察力完成这样复杂的调查（来选举总统）”。但是，由于绝大部分州采取了“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　votes）的原则进行选举团投票，即谁赢得了该州的多数票，就赢得了该州所有的选举团票，选举团票无法独立于本州多数选民的意志，结果总统选举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多数统治的直选。　　　　
　　　　这种直选，要求总统个人对选民有直接的感召力，而大众传媒的发达，又使总统与选民直接的互动成为可能。罗斯福是20世纪第一位强有力的总统。他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广播的普及。结果，罗斯福一当就是４任，他死后国会不得不通过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不能超过两任。里根年轻时就是被罗斯福在广播中的魅力所征服，后来自己也从事广播业，并因此练就和选民直接交流的能力，成为“伟大的沟通者”。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广播不仅塑造了罗斯福这样伟大的民主政治家，也成就了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广播在德国，有效地传播了纳粹的意识形态，培育了国民对希特勒的崇拜。　　　　
　　　　从肯尼迪以后，电视成为塑造总统魅力更直接的手段。肯尼迪与尼克松在1960年大选的电视辩论，使肯尼迪成为“没有摇滚歌星时代的摇滚歌星”。而从里根到克林顿、布什，成功的总统无不是电视明星。　　　　
　　　　大众传媒对总统的“零距离”的关注，使总统不得不把一切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领域都加以包装，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源。同时，总统的私生活也完全被媒体所侵占，这才有了克林顿的性丑闻这样的闹剧。实际上，通过个人生活来塑造公共魅力本来就是开明君主制中的老游戏。当年伊丽莎白一世统治英国，就把个人的私生活都当成政治筹码。她高度近视，在伦敦街头和臣民说话时，为看清对方不得不把脸凑得很近，成为女王“亲民”的一大景观。有了现代的大众传媒，这些伎俩更被演习得淋漓尽致。总统和选民之间，每天都有即时互动。投票前选民首先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愿意让这个人在未来４年中每天都出现在我卧室的电视荧光屏上”？戈尔2000年输的一个理由，就是选民受不了他那个优等生的嘴脸。他似乎一天到晚在那里举着手嚷嚷：“老师，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答案！”一般的美国人上学时不是优等生。在美国的中小学，大家常常捉弄优等生。结果，笨嘴拙舌、一道题半天解不出来的布什，倒深得选民的青睐。大家显然更愿意相信一个看起来和自己差不多的人。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5）

　　　　政教合体与国内冷战　　　　
　　　　肯尼迪和里根，都能有效地运用媒体创造个人的奇里斯玛权威。布什又有新的创造：他让基督教来为自己的权力加冕。这就使美国总统变得更像旧欧洲的君主。　　　　
　　　　美国素有政教分离的传统。不过，这个传统的成立，还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来理解。笔者已经指出，建国之初，联邦政府对老百姓的生活很少有规约性的权力。联邦政府不仅无权干预宗教事物，而且对教育、种族、婚姻等诸多社会事务也都无权过问。当联邦政府和公民的个人生活不发生或很少发生直接的关系时，宗教信仰作为个人事务当然很容易和政府权力分隔开来。在立国的前１００多年，由于联邦政府在伸张自己的规约性权力时非常谨慎，尽可能不干预基层的社会生活，所以在种种社会冲突中，大多能够置身事外，只有在奴隶制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上才引发了内战。这种在规约性的权力方面的节制，也是美国能够维持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关键。　　　　
　　　　但是，当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不断规约社会生活、介入公民的私人领域时，人们就会在越来越广泛的问题上要求联邦政府站在自己一边。举个简单的例子。在100多年前，当联邦政府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拒绝代表基督教的利益时，信仰基督教的主流社会并不介意，反正华盛顿距离老百姓的个人生活很遥远，在社会中不重要。况且，大家也没有给联邦付多少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支使政府。如今，联邦政府无所不在，有强大的权力规约社会生活。联邦政府是否站在基督教一边，对基督教的成长至关重要。况且，信奉基督教的主流社会，每个家庭要把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作为税金缴纳给联邦政府。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你怎么能拿着我的钱不为我服务呢？所以，基督教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总统政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里根的政治基础，是个人主义和基督教保守主义的联盟。不过里根骨子里还是个人主义者，反对把宗教引入政治，其政治目标是让联邦政府从老百姓的生活中走开。布什则依靠的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这一单一的力量，并通过大幅度地扩张联邦政府的职能来贯彻其宗教立场。比如同性恋结合的问题，本来属于婚姻法这一典型的州权范围。阻止联邦权力对州权的侵犯，一向是共和党的核心政治理念。但是，布什主张修改联邦宪法，禁止各州容许同性恋结婚，实际上是明火执仗地用联邦权力侵夺州权。美国是个地域广阔、文化多元的国家。本来，马萨诸塞的同性恋可以结婚，得克萨斯州的同性恋不能结婚。各州风土人情不同，至少还相安无事。联邦政府一介入，双方就非得决一死战不可。　　　　
　　　　从2000年到2004年，美国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巨变：“9•；11”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股市的坍塌、IT经济泡沫的破灭、华尔街丑闻，乃至几百万人口正常死亡，几千万人口迁移到新的州。但是，尽管世界这样天翻地覆，美国的选民构成也今非昔比，总统政治却一点没有变。2000年美国是50比50的国家，2004年还是个50比50的国家。如果布什连任，这样分裂的政治僵局，至少还会延续4年。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美国正在进入一个国内冷战时期。　　　　
　　　　这一国内冷战的历史原因，是联邦政府的过分扩张，不同的社会力量在总统选举上不得不加大赌注，使之成为一种零和游戏。布什则大大加剧了这个趋势。他背离了共和党限制政府的基本信条。联邦政府在他手上，扩张到克林顿时代也望尘莫及的程度，而且他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扩大了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政治基地的利益，进一步提高各方在总统政治中的赌注。从历史上看，单纯以意识形态和宗教信条为合法性基础的权力，必然带来冲突。从中世纪的宗教战争，到20世纪的苏美“冷战”，莫不如此。　　　　
　　　　布什之所以选择这场冷战，除了他的宗教狂热外，还由于他个人能力的局限。前面提到的民主党参议员、现在克里的外交顾问拜登一语中的地说：“大多数成功的人都善于在其事业的早期估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这些普通人会充分利用自己的长处，但同时也会努力改进自己的短处，至少会把我们的弱项提高到一个过得去的程度，使之不至于在关键时刻坏了事情。但我不认为布什在这方面做出过认真的努力，因为在他的生活中，他每一次失败，都有他的家庭和朋友来帮助他解脱。”言下之意，如今布什当了总统，再不能指望比他更有权势的亲友来解围，于是他那些没有改进的弱点就开始大肆为害。　　　　
　　　　布什有着极高的与人交往的天赋。这使他利用自己的家族关系，迅速在政治上发迹。但是，布什缺乏分析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而这正是美国高级职业社会所最珍视的能力。30年来，布什一直为这方面的能力所困扰。在耶鲁，人们看着他就摇头，觉得他处处比不上他父亲。在他20多岁那段时间，耶鲁的同学都迅速在法律、商业、医疗等方面建立了自己的职业信誉。布什却东游西荡，一事无成。他号称是哈佛商学院出来的CEO总统，但他经营私人企业是个地道的失败者，每次破产都要靠家族的朋友救驾。1985年，他的生活陷入最低点：酗酒过度，婚姻危机。在一个朋友家的晚宴上，他喝得过多，粗鲁地冒犯了他母亲的一位朋友。老布什夫妇大怒，决定再不能对这个不肖子听之任之，于是找来一位做牧师的老友对之调教。　　　　
　　　　这位老友花了几天时间和布什呆在一起。布什终于再生了。他断了酒，挽救了婚姻，并定期参加《圣经》学习班，成为一个虔诚的教徒。但是，信仰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善他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性的思维。他在事业上还是一事无成。


代序美国是否正在背弃自己的理想？（6）

　　　　这时，老布什的商业伙伴，在一个大投资公司当执行总经理的鲁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接到了一位尼克松的前助手的请求：“我们这里有个人，最近生活很不走运。他需要一个工作，一个类似董事会里的工作。”就这样，鲁本斯坦让40多岁的布什进了董事会。据鲁本斯坦回忆，布什参加了所有董事会的会议，开了许多玩笑，有的玩笑让人不得要领。不过，３年后，鲁本斯坦终于找到布什说：“经过这３年，我不能肯定这个职位适合你。也许你应该干点别的。主要是我看不出你对我们董事会做出了任何有价值的贡献。你对这个公司知道得实在太少。”布什回答：“我本来也想走了。我实在也不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我还是辞职吧。”　　　　
　　　　这时离布什成为总统、掌握世界最大的权力，只有区区６年的时间！布什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分析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成就过任何东西。　　　　
　　　　不过，他相信“更高的权威”，相信上帝会拯救他在这方面的不足。他要靠信仰、靠运用人际交往的能力传达自己的信仰而获得成功。在美国的选民中，像他这样“再生的基督徒”代表着至关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人说这些人占选民的近40％，有人说白人的“再生的基督徒”占选民的四分之一。所以，布什要把自己和这些人绑在一起，发出这些人的声音。这就是他所谓的“本能”。这就是他所谓的“最高权威”给他的指示。一旦有了这些，他的分析力当然就不重要了。　　　　
　　　　这一战略确实收到奇效。虽然布什４年的政绩一无可取，但在基督教保守主义者看来，他是在替天行道。一位选民曾这样说：“对我而言，上帝控制着一切。上帝派这位总统来抑制邪恶，保护我们的国家。”他见到布什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我真诚地感谢上帝让您当我们的总统。”布什当仁不让地回答：“谢谢！”一句话，君权神授。这是布什的合法性所在。　　　　
　　　　但是，另一部分的选民，则成了典型的ABB（Ａnyone　but　Bush除了布什谁当总统都行），把布什政府视为邪恶帝国，恨之入骨。在这样的冷战中，总统要在意识形态上对自己的一方负责，而不必在乎日常的政治责任。因为联邦政府对人们的生活已经干预得如此之深，只要总统站在自己一边，他再错也是好的。如果总统站在自己的敌人一边，他再对也是要不得的。保守派评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观察说，民主党和共和党造就了两类总统。民主党的总统善于把握事物的复杂性和微妙之处，注重知识和行政技术。共和党的总统则是信仰的领袖，能够提出明确的目标，直来直去地宣示自己的政治理念。民主党赞赏能够与其阁僚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地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总统。共和党则要求总统能凌驾于群僚之上，显示个人的领导才能。在这场国内冷战中，立场重于逻辑，感情压倒了理性，共和党的简单明了、具有信仰感召力的领袖，比起民主党那种知识丰富、考虑问题周到、治国技术精熟却缺乏登高一呼力量的竞争者来，多少要略占优势。　　　　
　　　　布什的崛起，得益于美国的制度和历史给他提供的多方面的机缘。总统实际上是直选，这使他这么一个没有太多业绩可陈的人绕开在党内精英中积累政治资本的过程，迅速地爬上权力的顶峰。在媒体中总统与选民的即时互动，又使他的人格魅力超越了其政策的失败，获得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效忠。但更重要的是，随着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生活，基督教保守主义开始要求政府摆脱政教分离的原则，在宗教问题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布什在这一势力身上下赌，要运用总统权力替天行道，把自己变成了上帝的使者。于是，他不需要负传统意义上总统需要负的政治责任。他唯一要做的，就是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