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4-征程军魂-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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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军团是中央主力红军中另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由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成。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革命军第五路军，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曾应冯玉祥的邀请派遣一批共产党员进入该军进行革命工作。1926年冯玉祥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联军（即西北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先后派陈延年、宣侠父、刘志丹、邓希贤（即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进入冯玉祥的部队进行工作。冯玉祥的部队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一定的革命基础。
1930年10月，冯玉祥反蒋失败，他的第五路军三万余人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1931年1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时，又将这支部队从中原地区调入江西反共前线，驱使他们前去与中国共产党作战。结果该部第二十七师八十一旅在永丰同红军一交手就被歼灭大部，这对他们震动很大。
在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将该军编为第二军团，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进驻宁都一带。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其他各路军都撤出了苏区，而第二十六路军仍被蒋介石留于宁都一带驻守。第二十六路军对孤军驻守宁都十分不满，军心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对该军进行了争取工作。
经过一番工作，该军17000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发动了宁都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董振堂、赵博生、黄中岳分别兼任各军军长。
1932年底季振同因要去苏联学习军事（后来季振同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杀害），董振堂继任了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自此以后，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为建立和扩大中央苏区英勇作战，奋勇杀敌，屡立战功，董振堂也成长为中国工农红军一位出色的战将。
身材魁梧、朴实、热情而憨厚的董振堂，字绍促，1895年出生在河北省新安县李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董振堂生活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时代，他从小就目睹了帝国主义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胡作非为，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立志要读书救国。13岁那年，他进入了邻村的初级学堂。
1916年，19岁的董振堂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董振堂又考入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炮科学习军事。两年后，董振堂从保定学校毕业，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何基沣一道来到了冯玉祥的陆军第十一师当一名参谋。由于他从不摆架子，同士兵们一道吃大灶、出操、演习，同甘共苦，因而深得战士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他参加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这时董振堂已经被提升为炮营营长了。两年后，在与奉系军阀作战中，指挥陆炮营击毁了奉军的装甲列车，被提升为工兵团团长，旋即又被提升为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
在策应南方北伐军北上的军事行动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并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战役结束后，董振堂因战功卓著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随后，董振堂又率部北上迎击奉系军阀。
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董振堂参与了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反蒋战争。反蒋战争失败后，董振堂所部被改编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隶属第二十六路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主义政策，不仅不抗日，反而继续发动内战，将董振堂等部调到江西“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这引起了爱国、正直的董振堂的不满。
在对苏区的“围剿”中，董振堂经常编造一些假情报应付蒋介石，不肯率部进入苏区。对此，蒋介石怀恨在心，将第二十六路军在南昌的留守处查抄，以惩戒二十六路军不肯“进剿”红军。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毅然与赵博生一道发动了宁都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名红军将领。
受过多年军事专业训练的董振堂，其指挥作战风格综合了林彪与彭德怀的所长，既认真、细致，又果断、勇敢。在作战样式上，以打防御战见长。
1932年6月底，陈济棠部的余汉谋率领粤军两个师又一个旅进犯赣南苏区，董振堂奉命率红五军团前去粉碎敌军的“围剿”。
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来到赣南后，向老百姓详细了解敌军的情况，询问敌军从哪里来，带来了什么武器等。经过一番认真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他率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圩附近阻住了敌军的进犯。战斗一开始，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杀入敌阵。霎时，红绸飞舞，银光闪闪，漫山遍野响起一片喊杀声。红军战士士气大振，敌军闻声丧胆，纷纷溃退。董振堂率五军团乘胜追击，一阵砍杀，一举歼敌3000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一仗打出了红五军团的声威，董振堂因此而荣获红旗勋章。
1933年，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东陂战役中，五军团与一、三军团密切配合，歼灭蒋介石的嫡系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等部，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时骥。
打不垮的铁后卫冯玉祥的爱将，宁都起义的功臣（2）
董振堂与其他大部分红军将领不一样，他有自己特殊的出身背景，他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将领。在王明“左”倾思想盛行、“左”祸猛于虎的时代，作为一名从敌军阵营中起义过来的将领，行动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左”倾领导人的打击，甚至杀头。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后来成为新中国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就是因为在防守黎川时，寡不敌众，为保存有生力量从黎川退了下来，结果李德下令将其关押起来，并判处五年徒刑。只是因为毛泽东等人的反对，萧劲光才免进监狱。萧劲光毕竟与董振堂还有所不同，没有复杂的背景。与董振堂一道领导宁都起义的另一个领导人季振同，就是因为得罪了“左”倾领导人，在长征前夕被杀害了。
由于这一原因，董振堂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虽然内心对李德这个洋顾问的指挥十分反感，但是，为了服从党的纪律，每次对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他都是尽心尽责地去完成。五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阻击战打得十分出色，丝毫不逊于林彪、彭德怀指挥的一、三军团，相反还多了几分悲壮色彩。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革军委命董振堂率红五军团配合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打击进犯苏区的敌军。两个军团密切配合，红军指战员们英勇作战，一举歼敌三个团，俘旅长以下官兵1100余人。“左”倾的领导者被这次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认为红军完全有力量抵制国民党军的进犯，于是李德命令五军团和三军团立即在黎川以北建立阻击阵地，坚决阻击进犯的国民党军。
五军团受令在黎川通向苏区的德胜关同优势的敌军展开“堡垒阵地战”。虽然红五军团以长于打阻击战著称，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五军团的兵力与敌军相比较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五军团所赖以阻击敌人的阵地堡垒也不过是一些临时的掩体，根本经不起敌军炮火的轰击。加之后方弹药供应不上，五军团的弹药奇缺，“全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俱因无弹停用，步枪每枝平均子弹不过五粒”。
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凭着对党的一片忠诚，率领五军团的红军战士与敌军进行了殊死的奋战，节节迟滞敌人的进攻。广昌失守后，董振堂又将部队后撤到地势险要的建宁，继续执行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阻击任务。
建宁是中央苏区阻挡敌军进犯的重要屏障，蒋介石为了打开通向中央苏区的大门，将其嫡系精锐陈诚部调来。但是，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配合红一、九军团，依托建宁一带险要的地势，顽强地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五军团自始至终都是在死死地抵抗着敌军的进攻，打出了五军团的威风。
在战火的磨砺中，董振堂与他所指挥的红五军团逐渐成熟起来，成为红军的一支生力军，并形成了善打防御战的作战风格。
这也许正是红五军团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全军后卫任务的原因。
在董振堂接受担任全军后卫重任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一向为自己所尊重的刘伯承。刘伯承本来是红军总部的总参谋长，因得罪了军事顾问李德，被贬到五军团任参谋长。出任五军团参谋长，对刘伯承本人是一种委曲，但对董振堂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有一位享誉全军的军事家来助阵，他当然是求之不得。
11月27日，担任前卫的一、三军团到达湘江，在湘江两岸建立了宽30公里的渡江地带，但是，因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负重太多，贻误了战机。而这时蒋介石为堵住这一缺口，调动了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和黔军共几十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向中央红军压迫过来，为了确保军委纵队有充足的时间强渡湘江，五军团必须在后面阻止国民党正规军的追击。这一任务之艰巨，丝毫不亚于一、三军团开路先锋的任务。
打不垮的铁后卫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1）
为了堵住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五军团在渡头、土地圩一带激战两天两夜，紧紧堵住了敌军的尾追。国民党军队在督战队的督战之下，像发了疯一样拼命地向五军团的阵地发起猛攻。12月1日，是五军团全线战斗压力最大的一天，全军团已经出现严重伤亡，但由于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还未完全渡过湘江，军团的防御阵地不能有丝毫的松动。董振堂眼看着部队一天天地消耗下去，处境越来越困难。然而，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他没有向中央叫一声苦，只是凄然而悲壮地指挥着五军团苦苦地支撑着后面，尽量使中央机关不受到任何冲击。董振堂比任何人都清楚，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他再顶不住，那么整个红军将会陷入绝境，党的革命事业将会出现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凭着一股坚忍不拔的毅力，五军团像一个铁闸一样，紧紧地堵住了十多万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
在激烈的战斗中，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指挥五军团抵挡敌人三面的进攻。当中央机关全部渡江的消息传来，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的董振堂才松了一口气，并迅速与刘伯承决定全军部队撤出战斗，向湘江西岸渡去。安排停当，董振堂对刘伯承说：“总参谋长，你先走，我断后。”
刘伯承则坚持说：“你先走，我率一部分部队抵抗一阵，同时，看看后面是否还有部队没有过来。”
直到五军团大部分的部队都过了江，刘伯承才骑着一匹老白马渡过了湘江。
然而，并不是所有部队都撤过了湘江，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三十四师和第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陈树湘率领的红三十四师，是由闽西游击队改组成的部队，师团干部大多数是原红四军调去的骨干，有一部分是从红军学校毕业的干部，这些指挥员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强。全师指战员敢打必胜，士气很旺盛，组建一年多来，在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屡立战功，是一支能战能守的部队。
五军团在湘江东岸担任阻击任务时，中革军委就专门致电董振堂和刘伯承，让三十四师在部队后面，一面掩护八军团渡江，一面担任全军的后卫。
董振堂和刘伯承在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后，将三十四师的陈树湘师长和程翠林政委叫到军团部，对他们传达了军委的命令。
董振堂说：“现在，蒋介石调集了40万大军向我们步步紧逼，情况十分严重，朱总司令已经命令全军加速抢渡湘江。现在八军团还在后面，八军团是一支组建不久的部队，都是新战士，没有战斗经验。军委要求你们在后面掩护八军团渡过湘江。”
听了军团长的话，陈树湘、程翠林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任务。
董振堂交代任务后，刘伯承又对他们介绍了敌情：“目前何键的第一路军已由东安进至全州，其他第二、三、四、五路军已经从四面对我军发动了攻击，敌军企图前堵后追，东西夹击，将我军围歼于湘江之侧。现在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已经渡过了湘江，你们的任务是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掩护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湘江的两个支流），而后为全军的后卫。万一被敌人截断，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
说到这里，刘伯承停顿了一下，然后用极其坚定的语气说道：“红三十四师是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告诉你们，军委相信红三十四师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听了军团长和参谋长的传达，陈树湘和程翠林几乎不约而同地表示说：“请军团首长转报朱总司令、周总政委，我们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
董振堂听了两员战将的誓言，心情一阵激动，他紧紧握住两员战将的手，叮嘱道：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掩护全军抢渡湘江的任务，又要作好万一被敌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准备。这副担子很重啊，你们师团干部要组织好、指挥好，带领全师部队英勇作战，全军团期待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
从军团的两位领导那里接受任务后，陈树湘、程翠林立即赶回师部，对全师进行了部署：让一百团立即强行军接替三军团六师的红树脚阵地，阻止桂军的北进，掩护军团主力和八军团到来后西渡湘江，陈树湘则率一百零一团随后跟进，程翠林率一百零二团在后面担任掩护，接应八军团。
就在董振堂、刘伯承率领五军团的主力渡过湘江后半小时，八军团赶到了湘江东岸。其时，滞留在湘江东岸的只有担任后卫和接应任务的五军团三十四师以及未能过江的六师十八团了，八军团无形中成了全军的后卫。
八军团是在长征前夕经过“扩红”新组建的一支部队，部队战士大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本来，在发起湘江战役之前，中革军委是让八军团跟在三军团的后面行进的。三军团为了抢占湘江渡口，急行军先走了。八军团在行进路途中，因经验不足，走错了方向，几经折腾，既贻误了时间，又耽误了战机，最后落在全军的后面，成了全军的尾巴。
八军团军团长周子昆和政委罗荣桓在离湘江不远的地方，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红三十四师。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与周、罗两人紧急协商了一下，决定还是由三十四师在后面阻击，八军团快速沿着九军团刚刚离开的方向向江边推进。
这时，敌人的大网眼看就要合围。八军团快要接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