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4-征程军魂-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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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敌人的大网眼看就要合围。八军团快要接近江边时突然遇到了敌人的袭击。一阵嗒嗒的机枪声传来，走在前面的一位指挥员应声倒地牺牲了。一小时前，九军团从这儿经过时，还没有敌人出现，显然敌人也是刚到不久。敌军在路旁的树林中对红军进行疯狂的射击，八军团被压在离湘江岸边不远的地方。
打不垮的铁后卫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2）
已经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罗荣桓从敌军的态势中判断出敌军的阵地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他与军团长周子昆商量了一下，就率八军团向前猛冲过去。赶到江边，跳进齐腰深的江水当中，向对岸GDB8F过去。虽然江水寒彻肌骨，敌军的飞机在空中轮番轰炸、扫射，江中被击起一股股的水柱，许多红军战士中弹倒入水中，但是，活着的红军战士没有一个胆怯，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渡过湘江，跟上党中央。
八军团从敌人将要合围的大网边缘钻了出去，而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再无此机，他们已经与所有的上级指挥所失去了联络。
师长陈树湘烧掉了总部来的最后一份电报，那电报要他们冲出包围，渡过湘江跟上主力部队。陈树湘明白，剩下不足一团兵力，是无法杀出数万敌军重围的。在抢渡湘江无望的情况下，陈树湘当机立断，率领部队向东突围，准备由原道转至湘南打游击。
可是敌人实在太多了，刚动了几步，部队便无法动弹，陈树湘意识到最后的时候来到了。他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了两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黑暗来临，夜幕低垂。红三十四师在陈树湘的率领下，乘着夜色开始了突围战斗，虽然全师战士已经有三四天没有吃东西了，但是为了革命的成功，指战员忘掉了疲劳、饥饿和伤痛，向敌军猛扑过去。一场激烈的厮杀，全师被打散，大部分红军战士壮烈牺牲。陈树湘率师部的部分红军突围至湖南江永县遭敌袭击，陈树湘身负重伤，被敌军抓获。就在敌人押送陈树湘的路途上，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
渡过湘江后，向西行进的董振堂从八军团得知，陈树湘和红三十四师被敌军包围在湘江对岸，损失很大，董振堂的心感到一阵绞痛，一行热泪流了下来。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迅速沿着既定的方向，进入了广西北部的西延山区。
这条道路是原红六军团走过的道路。蒋介石从中央红军走过的路线中判断出中央红军是要进入湘西与贺龙部会合，为此，他一面令何键率部在湘西再设下重重封锁线，一面令薛岳指挥“追剿”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加紧从后面追击中央红军。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薛岳率部昼夜追击。
中央红军在进入广西北部时，因广西军阀和地方反动地主武装的阻挠，队伍行进很慢，周浑元、吴奇伟的纵队，很快就从后面赶了上来。殿后的五军团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掩护主力红军进入了贵州省境内。进入贵州后，国民党军仍然尾追不放，五军团的处境十分艰难。由于连续作战，五军团的损失很大，董振堂感到肩上的担子日益沉重。
一次红五军团进至贵州境内的一座大山里，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截断了去路，后面，又遭到优势敌军的追击。红五军团因连连征战，弹药十分缺乏，如果死战，必然有被全歼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心生一计，决定给追击之敌一点颜色看看，不让其轻易近身。他命令军团内一些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一个大刀队，埋伏在山腰的草丛中，而让另一部分红军战士在山顶上，停止战斗，故意给敌人造成一种红军已经没有弹药的假象。敌人发现山顶上的红军没有抵抗后，立即一窝蜂地向山上冲去。
敌人进至山腰时，董振堂一声令下，埋伏在草丛中的红军战士扔出一排手榴弹，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随后，乘敌军被打晕之际，董振堂亲率大刀队冲了出去，敌军死伤无数，血流成河。
这一仗，重振了五军团昔日的威风。追赶的敌军被打怕，再也不敢紧紧尾追红五军团，总是与五军团相隔一二日的行程。
由于五军团的顽强阻击，中央红军到达贵州的黄平时，得到休整之机。中革军委决定在这里休息三天，进行整编。经过整编，中央红军撤销了师一级机构，精简了机关，许多机关的干部战士都充实到战斗部队。为了加强五军团的战斗力，中革军委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把两个团并为一个团，两个连并为一个连，每连人数可达150余人，五军团的战斗力得到加强。
1935年元月，中央红军攻克了遵义城，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五军团奉命在遵义城东南方向布防，阻止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确保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本来董振堂和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都要参加会议，但是，由于军情紧急，五军团担负的任务最为艰巨和重要，所以，李卓然参加了会议，而董振堂则留在部队中时刻提防国民党“追剿”军的进攻。由于董振堂的周密布置，在整个遵义会议召开期间，五军团一直都是严阵以待，国民党“追剿”军也不敢轻举妄动。
遵义会议后，五军团仍然担负着后卫的重任。1月底，党中央决定向黔东北进军，在川南渡过长江，与活跃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的主力对黔北的土城发动了攻击，五军团作为一支主力也参与了攻击作战。由于情报不准确，原认为敌军在土城方向只有四个团，结果国民党川军前来增援，土城敌军增至八个团，中央红军进攻土城失利，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境地。前有川军的重兵阻截，后有国民党“追剿”军的追击，同时在黔东北，黔军也乘机反扑，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毅然决定五军团断后，阻击随后追击的国民党精锐主力，一军团在前开路，中央红军主力火速强渡赤水，进至云南北部，摆脱国民党军的尾追堵截。
董振堂接到任务后，指挥五军团在土城至赤水之间建立了数道防线，坚决阻止国民党军从后面的追击，确保了中央红军主力安全渡过赤水河。待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后，五军团立即掉转头，在很短的时间内摆脱了与敌人的接触，从赤水河上的浮桥渡过了赤水，然后拆毁浮桥，将敌军主力丢在了赤水河以东。
2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回师黔东北，再占娄山关和遵义，消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期间，五军团一直在后面牵制敌军。为了既能牵制敌人，又能确保部队充分得到休息，董振堂采取疑兵之计，以一个团的兵力成功地牵制了敌军九个团达七天七夜。
打不垮的铁后卫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3）
随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进逼贵阳，调出了云南的滇军，乘云南防务空虚之机，突入云南，抢占了金沙江的皎平渡。由于渡船少，每次中央红军只能渡数百人，要让全军有充足的时间渡过金沙江，必须在后面阻挡住国民党军的追击，这一重任又理所当然地落到了后卫董振堂的肩上。
董振堂奉命指挥五军团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北渡。石板河背靠大山，山的另一边即是波浪翻滚的金沙江。中革军委对红五军团的命令是必须在石板河一带坚守九天九夜。
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董振堂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他对各将领说：“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作战，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红军是一个组织，各军团如手足之不可分离，本军团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即使全军覆没，也要掩护一、三军团和党中央安全渡河。”
董振堂勘察过地形后，部署五军团的各部控制大山的各制高点，占领所有的有利地形，但他不是将全部兵力用于被动消极的防御，在每个山头上只派一二十人坚守，留出一定的机动兵力，在夜里主动出击，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减弱敌军炮火的杀伤力，又可以不断地给敌人以打击。
在五军团的阻击下，薛岳指挥的国民党“追剿”军的两个纵队每天只能向前推进三四公里，且付出的代价十分惨重。
战斗至第五天，因一、三军团从其他两处渡江失败，也都集中到皎平渡，中革军委见敌情逼人，再次致电五军团，要求五军团务必在石板河一带坚守住阵地，决不让敌军前进一步，要绝对保证红军主力胜利渡江。董振堂接到命令后，召集了军团团以上干部开会。在会上，他挥动着铁拳庄严地下达命令：“人在阵地在，即使全军覆没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看到军团长坚定的决心，各级将领齐声说道：“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国民党“追剿”军纵队司令周浑元见进攻无效，又调集大炮对五军团坚守的阵地进行凶猛的轰击。董振堂见敌军的炮火猛烈，便令指战员掩蔽到山背后休息，待敌人的炮火一停，再返回阵地，阻击冲锋的敌军。
五军团就是通过这种作战方法，不仅在石板河坚守了九天九夜，而且杀伤了一批敌军，胜利完成了任务。被五军团打怕了的敌军直到五军团渡过金沙江后的第二天才敢逼近。这时，金沙江渡口的船只已经全部被毁，红五军团已经渡江走出50多公里了。敌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产。
红五军团随大军北上后，一路上，凭险在后面固守，顽强抗击敌军的追击，顺利地配合红军先头部队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
在长征途中，董振堂及其指挥的五军团，以顽强的阻击和悲壮的牺牲为自己赢得了声誉，“铁后卫”成为董振堂及其五军团的另一称呼。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这应当说是对董振堂的最高评价。
打不垮的铁后卫血洒西征路（1）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五军团随四方面军主力一道作为左路军行动。
8月，在党中央的率领下，左路军和右路军先后进入草地，向北进军。在左路军进入草地时，董振堂的五军团变为左路军的前卫。当董振堂率五军团到达噶曲河边时，突然接到了左路军总部要他立即返回阿坝地区待命的命令。董振堂怀着疑惑回到了阿坝，在阿坝，张国焘召开了左路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公开抵制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擅自率左路军南下川康边境，企图另立中央。张国焘为了让红五军团听命于他，将五军团唯一的电台密码没收，致使五军团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随后，张国焘又挟迫五军团随左路军一道南下。
五军团随红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南下后，被张国焘留在了丹巴县担任警戒，对付康定方向的敌人。
张国焘为了加强对五军团的控制，精心策划了对五军团的“改造”，将其亲信安插到五军团，企图控制五军团，对此董振堂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36年1月，五军团奉命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三军合编，改称为红五军，董振堂为军长。同年6月，红二方面军转战千里，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董振堂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一道，对张国焘进行了斗争，迫使张国焘放弃另立中央的主张，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北上抗日。这时，四方面军的广大将士也希望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开创抗日的新局面。在广大将士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放弃了分裂的主张，率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道再次北上。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了打通通向苏联的道路，开创西北抗日的新局面，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和红五军，约二万余人，渡过黄河，奉命组成西路军，向甘肃西北、新疆方向执行西征的任务。
在西征路上，董振堂率红五军一开始为全军的后卫。12月，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之后，红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丹。
红军在西北地区作战，马匪的骑兵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为了对付马匪的骑兵，在董振堂的领导下，红五军专门成立了一个骑兵团，由吕仁礼担任骑兵团团长。董振堂对这支骑兵十分重视，他亲自抓骑兵团的训练工作。董振堂除了训练骑兵外，还对其他的指战员说：“今后遇上敌人骑兵要认真对付。敌人骑兵动作迅速，来势凶猛，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措手不及、失去指挥的局面，这对我们十分不利。但打敌人的骑兵也有有利的方面，那就是敌人骑着马，目标大，只要我们集中火力，先干掉领头的几匹马，后面的敌人稍一停顿，我们就能够发挥火力，迅速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
从山丹出发，董振堂一直同骑兵团一道行军，他总是带着十几个人的警卫班和一个司号长走在队伍的前面。
在河西走廊上，西路军战士在没有补给、没有粮食的困境中，与兵强马壮的马匪进行着殊死的战斗。马步芳唯恐红军进入新疆，于是对部下下令“死力堵截，阻止红军西进和东下”。决计要将红军西路军消灭在荒凉的河西走廊上。
西路军指战员面对十分凶悍的马匪无日不在战斗，奋勇杀敌。从1936年的11月22日至12月上旬，仅半个多月里，西路军就毙敌6000余人，给马匪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西路军在与敌人的战斗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古浪一战，红九军损失惨重。
12月30日，董振堂率五军一举攻下河西重镇临泽县县城，歼敌3000多。次日，董振堂率五军四十四团、四十五团、骑兵团和特务团总计3000余人，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又一举攻占了甘肃西部的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
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刻对当地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在县城文庙的广场上，董振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斗争大会，逮捕并枪决了当地大恶霸王天佑、卢怀植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兆德。在会上，董振堂发表了演说，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支援红军的作战。在董振堂和红五军广大指战员的动员下，许多当地的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董振堂将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组成抗日义勇军，增强了红五军的战斗力。
河西是敌军马步芳的地盘，红军攻占高台，对马匪震动很大。于是马步芳派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一个炮团和一个民团约两万余敌军，向高台猛扑过来。
从12日起，敌人以八倍于红军的兵力，对高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高台城墙实为一个大土围子，高不到六米，顶上又窄，很难组织火力。董振堂率五军的一部约3000余人，在高台与敌军展开了生死搏斗。本来，董振堂曾组织了部分兵力，准备乘敌军立足未稳，一举突破敌军的包围。就在这时，原张国焘的秘书、西路军政委黄超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