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七情六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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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寿康还清晰地记得，在《追捕》之后，他的16寸电视机放映的是日本片《望乡》，他的6平方空间再次地挤满了男女，阿歧婆凄惨的故事让彭寿康沉思良久。
2003年的7月5日，那是在他与《望乡》中的阿歧婆相遇将近26年之后，他沉吟片刻这么说道：“在我们老厂，也有这么一个女人，文革期间，老公逼着她去卖淫，现在，她单身一人，瘫倒在了床上，大家都叫她为阿歧婆。”
长阳路的彭寿康把玩着16寸电视机，协盛里把玩照相机的张震这时也已前进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尚，在他的老虎天窗下，他把玩起了沙发和落地音响。
1968年，张震以独苗身份走进了江南造船厂，在船坞吊运车间码头组带缆，为任何一条进入江南造船厂船坞作大修的外国轮船带缆。
张震的带缆小组有着许多小青工，他们总是非常注意船坞附近的垃圾桶，最初张震十分不解，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这里面寻觅着外国船员丢弃的烟盒。在1968年的那些晨雾弥漫的日子里，张震每每看见二、三个像他那样年龄的小青工在垃圾桶边争抢着外烟盒子，随后，把争抢到的外烟盒子小心翼翼地在工作裤上反复地擦拭，直到非常干净为止。接着，小青工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自己抽的“劳动牌”或“生产牌”香烟放进了外烟盒子中，再一转身，他们像模像样地从外烟盒子中掏出“劳动牌”或“生产牌”分给身边的人们。
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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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仿效起这个动作，他们乐此不疲地将2角2分的劳动牌、2角8分的飞马牌、3角5分的前门牌、8分的生产牌以及1角5分的阿尔巴尼亚牌子的香烟放进外国船员们丢弃的香烟盒中，随后再手势优雅地逐一掏将出来，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深刻地感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快乐。
张震倒没有仿效。张震更有兴趣的是将外国船上一些画报偷偷带回家中，随后将这些画报中的美女头像一一剪下，再一一地放在家中的镜框中、玻璃板下以及枕头边，当黑夜来临的时候，艺术感觉良好的张震会一一展开着与这些欧洲美女邂逅之后的美妙想像。
除了外国画报，张震有时还从单位里偷偷地拿出这样一些东西：弹簧、钉子、木材、绳子，他将这些东西带回家中，琢磨着如何买上一些质地粗放的布料，如何到朋友家里或沙发店中捉摸最新款式的沙发是怎么一个模样，随后，度过了江南造船厂沉重的带缆“生活”后的张震就在自己的家中完成了1972年的年度时髦：木扶手、小包手的单人沙发。这个年度远远还没有大包手沙发，更没有三人沙发，这些沙发的出现还留待未来的日子。
天性聪慧的张震等不及对大包手沙发作出判断，他将目光锁定在了音响上。
1972年的那些日子里，当彭寿康在长阳路的街面房子中苦苦地对电子管收音机作着求索时，每个星期天，张震一早走出协盛里，来到当年对上海人有着特殊意义的“淮国旧”以及牛庄路，在8寸、12寸、18寸的线圈与铜盆喇叭前举棋不定，他要选择这中间的一个喇叭来完成他对音乐世界的致敬。
张震真切地记得自己将家中的一个被头柜彻底拆掉敲成一个喇叭箱的情景，他在这个喇叭箱中放进了从“淮国旧”中淘来的12寸喇叭，当他终于完成这个时尚工程时，月薪36块的他已经在这上化去人民币200多元。
“准小开”张震还没有到此为止，颇有家底的他又在自制的喇叭箱上放上了一台78转的密纹唱机，随后，如同多年前用一块黑布将老虎天窗遮挡个严实，他关紧了家中的全部门窗。他在黑暗的房中倾听着唱针在密纹唱片上划过时那阵阵细微的声响，他倾听着从唱片中传出的《梁祝》、《林冲夜奔》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弹唱。张震不是革命者，张震也不想成为革命者，不是革命者的张震在七十年代初期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里，管自沉浸在那些让他泣不成声的音乐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他心驰神荡了。
接着，张震又自制了落地音响。
到了七十年代下半期，那是彭寿康已经用自己的12寸电视机为左邻右舍放映让人毛骨悚然的《追捕》时候，酷爱音乐的张震以500元的昂贵代价购买了日本三洋公司出产的两喇叭录放机。心灵手巧的张震停止了自己的“原创”，他知道，再聪明、再能干，他也无法比拟强大的日本电子工业，合理的做法是以较高的代价购买日本产品，从而购买一个由佐田雅子代表的音乐世界。
时间之水流向新的河床，他顺流而下地进入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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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雅饭店中的一顿豪吃（1）
1978年和1979年的那些日子。
空气中不再充满紧张、萧瑟的气息，那种始终的阴霾也正在逐渐地消散，大街上与毛泽东一起悬挂的是英明领袖华国峰的大幅照片，这个面貌极其憨厚的汉子与下面这些东西一起成为未来阳光社会的必要前提：6000万吨钢铁加上4亿吨粮食加上四个现代化。
人们十分耐心地排着长队在购买伟大的世界名著，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夏洛特·勃朗蒂夫人开始正式地浮出水面，一个叫卢新华的男生成为所有在这个时期做着作家美梦的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共同偶像，这就如同一个叫周杰伦的男生在今天成为无以计数的上海年轻男女的偶像。
这个时候，上海的年轻男女并没有也不会意识到一个叫食指的诗人始终如一地表达着的对“制度”的愤怒，这种愤怒中存在的力量某种意义上可以与那个“古拉格群岛”上的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
这个时候，上海的青春男女，不会也不可能关注着发生在1978年11月8日南美洲圭亚那的一次人间惨案，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带着他的全部信徒在密林深处集体走上天国之路，一直要到很久之后，中国的一个诗人才在《琼斯顿》的诗歌中对这次死亡事件作了一次庄严的回应。
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洞察到当时“阳光情感”背后的空洞性、虚幻性，他们也不具备这样的智慧洞察到后来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即将发起的对西方文化的严厉批判。
在美国记者琳达·马修斯《北京正处于美国文化侵略的前夕》的报道中，她是如此记载当时北京（因此也一定是上海）年轻的城市男女的心情：
数以百计的中国青年在欢度1978年除夕时，跳舞直跳到黎明。一个20岁的女学生在观看她的朋友随着“星期六夜晚之狂热”的音乐练习舞步时，“我就爱这种美国音乐。”
这个时候，在上海江宁路702弄的江宁别墅中，一户姓曹的人家也正沉浸在1978年的“阳光心情”中。
十二年以前，“造反者”来到这里，先将曹先生家中的所有红木家俱一网打尽，随后，因为在曹先生家中抄不到细软而心犹不甘，便将曹先生与他的太太押到不同房间中进行所谓的“背靠背”审训，最后从曹先生的太太口中诱骗出藏在曹家大姨妈家中的全部细软。
十二年之后，曹先生在1978年的“阳光政策”中获得人民币8000元左右。那天，他把五个子女叫到自己的房中，说：你们的姆妈跟了我一辈子，也为你们做了一辈子，因此，我想，补到的这笔钱全给你们姆妈存了起来，供她未来生活所用。你们呢，每人发个100元，算是大家高兴高兴。
那天曹家一片欢声笑语，曹先生的儿子曹忠铨也特别激动，这个经年在海上漂泊、有着作家之梦的男儿，那天悄悄地做了这么件事：将他的100元喜钱汇给了此刻还在安徽插队落户的大阿弟。在汇款单上他这么意味深长地写着：阿弟，一切正在改变。
同一时间但不同地点和空间，生活在当年老上海卡德路一带的朱寿昌先生，也在某个早晨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天终于变了。
与尤大宝非常相似，朱寿昌也是那个时代的“小开”。1949年前，他的父亲拥有两家玻璃厂，家中还有一辆“奥斯汀”轿车。49年后，朱的父亲经历了大陆中国所有资本家必经之路：先是三反五反，随后公私合营，再随后拿取定息。在父亲强大的资本庇护下，长子朱寿昌无须担心衣食住行更无须忧愁油盐酱醋，即使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朱寿昌也没有多吃南瓜面疙瘩，罐头食品有效地补充了他体内对能量的基本要求，他因此深刻地记住了“午餐肉”那份独特的口感和香味。作为“小开”，他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再去“大都会”、“仙乐斯”、“百乐门”、“埃尔令”等等舞厅，这让他的生活失去了一份自由自在的“蓬嚓嚓”。
转眼到了1966年，到了令朱寿昌狼狈不堪的日子。
朱寿昌一家原先独自享用一幢石库门建筑，这时，一家五口人被赶到了一个三层阁楼中，在那个假三层的老虎天窗下，已是高中生的朱寿昌，如同张震那样地凝望着天空，敢怒不敢言地打发着只有咸菜抄毛豆至多加糖醋咸带鱼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每个酷热的夜晚，当高温仿佛要窒息了他的生命，浸泡在冰凉井水中的“华东26号西瓜”是给予朱寿昌的唯一快乐，他不敢想像其它的东西，更不敢想像后来在上海最出名的新雅饭店中的那顿豪吃。
1978年，过去的工商业主由于历史性的平反而进入了国家退款、退房的阶段，如同曹忠铨的父亲，朱寿昌的父亲也被补发了8000元人民币。作为家中的长子，朱寿昌的父亲给了儿子2000元人民币。朱寿昌给太太买了一个99金的金戒指，他在自己的手腕上则套上了一块“英纳格”手表。
对他来说，最难以忘却的是在新雅饭店中的一次豪吃。
朱寿昌的母亲在新雅饭店中点了“老油牛肉”、“油淋嫩鸡”、“香菇菜心”等传统名菜，还点了好几瓶光明牌啤酒。那天，朱寿昌一家人人吃得“脸色猪肝一般灿烂”，作为朱寿昌的好友，一个叫廉晓博的男生也被邀请前来聚餐，他听见朱的母亲不断地对大家说：“今早敞开吃，敞开吃。”
新雅饭店中的一顿豪吃（2）
真是一次久违了的饕餮之行。
自从1966年以后，自从朱寿昌一家被迫地进入那幢石库门房子中的“假三层”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走进“新雅”这种档次的饭店，也再没有可能品尝名厨们烹调的“油淋嫩鸡”，现在，消失已久的口感真切地回到了嘴边，久违了的中产阶级气息似乎也重新缭绕开来，这让朱寿昌一家人人百感交集，他们知道世道确实变了，尽管对所有已经发生的一切，朱寿昌本人经常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这个时期还有这样一个人，鉴于他坚持不让说出他的真姓实名，姑且称他为莫先生。
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莫先生还在上海黄浦区金陵东路某里弄的生产组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忙乎着，每天工作的报酬是人民币八角。
这一年，莫先生调进同一街道的房修站，在这个理论上应该可以了望到解放全人类的地方，他每天工作的报酬仅仅比以前上涨了四角，现在他日工资为一元两角。
还是这一年，他享受到了中国政治格局大变动的好处：获得了理应给予父亲的2万元人民币。他找上姐姐，希望平分这笔巨款，没有想到姐姐拒绝了这个建议，现在，2万人民币尽收他的囊中。
这个当年资产阶级的后代，这个当年花天酒地的“小开”，那一刻，他首先感谢的是英明领袖华国峰；接着，他的决定是立即辞去房修队工作，在“36元万岁并将继续万万岁”的时候，莫先生认为2万元足以使他未来的人生得到充分的保证，因此，他无需再在肮里肮脏的石库门房子间“为人民服务”，说句真心话，他从来就没有任何兴趣为人民服务，他要的是人民为他服务。
他的感觉也许是对的，当他拥有了整整2万人民币之后，在1978年，与他的2万人民币作为比照的是以下这些数据：
月平均工资为36元；
月人均最低生活费用为12元；
一斤猪头肉：5角左右；
有轨电车的价位分别为：4分、7分、1角3分；
无轨汽车的价位分别为：5分、1角、1角5分；
上海到苏州的火车票票价：9角；
电影票价分别为：2角、2角5分；
公园门票票价为：5分；
公园月票票价为：1元5角；
公交车月票票价为：6元；
一斤上等的大黄鱼：3角5分；
100斤上等大米：16元4角，而100斤籼米：13元5角；
在相当层次的结婚酒席上，一桌酒水为30元，而人均结婚的礼金为6元到8元；
如此等等，等等。
我们的莫先生有着一万个理由为此结束他的无产阶级生涯，当他单位的十三个同事的家庭存款单上没有一人超过1000元时，他以两个万元户的不菲身价而笑傲了了他的江湖。
七十年代末，缘于当时的“落实政策”，在六十年代中期被疯狂的暴力所掠夺掉的东西现在纷纷回到了被掠夺者的家中，一同回来的还有曾经的上海生活，上海的生活方式。 也许很少有人效法莫先生的极端举动，但如同朱寿昌一家那样地来到上海百年老饭店，在那里用饕餮之夜作一个人生的深刻纪念则是数不胜数。
曾经象征一个繁华如梦时代的老饭店的名字重新挂在人们的嘴边：大新雅、小新亚、绿杨村、绿波廊、老正兴、老松盛、成都、扬州、洁尔精，这些饭店唤回人们当年几多遐想。当然，在这些老饭店中，那些重获上海生活方式的男女在酒足饭饱的同时，他们的脑海中一定还时不时地浮现而起往日不堪回首的生活，以及生活中须臾不离的政治压力和政治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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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的性》诱引下的成年的性（1）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期距离“阳光岁月”并不遥远，它发生在1975年的仲春时节。
故事主角叫孙翔，那年刚满18岁，从上海卫生学校一脚踏进“社会”这个伟大的江湖，这个“江湖”是个地段医院，坐落在城市的东北部，距离复兴岛不超过1000米，孙在那里的医技科中干着医士工作。
1975年的日日夜夜，上海的马路墙壁上你随处可见“批林批孔”、“反击资产阶级右倾翻案风”的大幅标语。上海低层的布尔什维克们依然在忠实地执行着伟大领袖的指示，尽管，他们狭隘的视野中没有埃德加·斯诺的政治洞察力，也不可能象“康办”中的新贵们那样获得有关未来政治风波的种种暗示。
孙翔在高中时代也是一个热爱伟大领袖的底层布尔什维克，一个对《哥达纲领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猜想》有着浓烈兴趣的小男生。然而，就在他将要从中学前往“卫校”的当儿，原本可以从红卫兵轻易转成团员的他，由于与班上某个女生过从频密，遭致红团团长的猛烈攻击，这不仅让他丧失了团员的身份，还使得他就此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对生活本身开始无限热爱的探索。
孙翔有无限热爱的本钱，他是个独子，在双职工父母的庇护下，他有着与当年“小开们”不相上下的家境。1974年的仲春时节（700年以前，这正是伟大的莎士比亚写作《仲夏夜之梦》的时候），孙翔便戴着一只470元的“奥米伽”走入他的医院。想到叙述者王唯铭其时在延安西路1331号的上海广播器材厂中天天开着X8126万能铣床却每月只拿18块6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