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6-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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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孩子。这个万丽君，就因为家里有点钱，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学校分明不准学生化妆，她偏偏又抹眼影又搽胭脂，还把头发烫成高粱红，剪成碎发式，我当教师的时候，批评过她两回，她并没往心里去；谁知道她还抽烟呢，还因为别人的身材和发质比自己好，就动手打人呢！打了人不说，还命令人家不许吃苹果，每天必须吃两份肥肉！一个刚满十七岁的女孩子，怎么霸道成这样？我越想越生气，情不自禁地加快了步伐，打算回去狠狠地克她一顿，也让她知道这里是学校，不是她胡作非为的地方。
佩兰一见我就说，万丽君不见了，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我问万丽君吃饭没有，佩兰说，我把碗递到她面前，她就是不接，一直坐在那里流眼泪。佩兰指了指客厅角落里的独座沙发。你知道她是抹了胭脂的，佩兰说，眼泪没流多久，脸上就像猫抓了一样，怪可怜的。我也觉得她可怜，对她的气消了大半。她毕竟只是个孩子，做了错事，到底害怕了。我想她可能老也等不到我回来，肚子又饿了，就不辞而别吃饭去了，因此并没过多在意。
佩兰去为我热饭菜的时候，到底开始抱怨了。我知道她迟早会抱怨的。她把微波炉打开，微波炉的嗡嗡声就和她的抱怨声一同传了过来：孙老师才是班主任，他为啥不把万丽君带到家里去躲？我走过去解释说，孙老师是把学生的伙食费连同班费一起收的，李秋她爸知道，我怕他在教室找不到人，就去孙老师家找。你的心真好，佩兰说。微波炉转完了，发出当的一声响，好像为她的话打了个感叹号。我三扒两下把饭吃完，就抱起摇篮里的狗狗。狗狗不是狗，而是我三个月大的儿子。狗狗这乳名是我母亲取的，我老家在大巴山乡下，乡下人的逻辑是，孩子的乳名越贱越好养。其实我母亲并不是利用通常的逻辑，她是由佩兰而担忧孩子的未来。佩兰的父亲是矿务局权力很重的副局长，不论在局机关，还是各大矿区和学校，人们都习惯叫他“江铁腕”，但“江铁腕”并不快乐，因为他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妻子，三岁得了小儿麻痹症，右腿比左腿短，而且细，走起路来跛得十分厉害。
狗狗早就会笑了。有人说，男人是在孩子第一次朝他笑的时候找到当父亲的感觉，这话说得真好。孩子的笑里隐藏着父亲的全部光荣。狗狗无牙的嘴刚刚合拢，又再一次咧开腮帮，笑得咯咯咯的。他那小脑袋里在想些什么？他为啥那么快乐？他大概什么也没想，他快乐只是因为他单纯。
我把狗狗放进摇篮里，他又咧开了嘴，但这回不是笑，而是哭。佩兰正在洗我的碗筷，听到哭声，她说咋啦？我没回话，佩兰就油着手跑出来，看见我站在一旁发愣，很不高兴地说，还有四十分钟才上班，你多抱他一会儿不行？我说有点急事，我先走了。佩兰一面进厨房去，一面嘀咕，人家当教务主任的时候，没那么多急事，就你黄开亮有急事。我心里沉甸甸的，没说什么，出门找孙老师去了。
孙老师住在这幢楼背后的五层上，两幢楼之间隔着一个花园。花园两头的铁门都锁着，铁门上锈迹斑斑，仿佛从来就没人进去过；里面长满了花草和藤蔓，类同于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杂草丛中埋伏着数不尽的昆虫，月朗星稀之夜，昆虫们就像不知疲倦的歌手。因为佩兰的腿不好，学校给我们分了底楼，很多个夜晚，我都是在昆虫的歌声中入睡。
敲门之前，我很紧张。我怕看见令人尴尬的场面。万一孙老师也像有些老师一样，不仅给学生卖饭，还卖给学生烟酒，我该如何处理？孙老师家相当困难，他爱人当了一辈子家属，大儿子在农村，患有间隙性精神病，结婚之后，大儿媳妇常常怂恿丈夫进城找父亲要钱，不给钱就离婚；真的离了婚，大儿子就更没个着落了，因此只要大儿子来，孙老师多多少少都要给他一些，手里没有，借也要借来给他。可最恼人的是，大儿子有好几次都在路上发了病，他把钱摸出来，或者撕烂，或者当纸一样扔出车窗；他的家在宣汉县，从新州至宣汉，公路都傍河而行，钱扔出车窗，就飘进滚滚波涛里去了。当他回了家，清醒过来，才发现没有钱，也想不起父亲曾给过他钱，媳妇就以为公公拒绝给，怒气冲冲地命令丈夫再次进城，说还拿不到钱，我就当真离婚了！大儿子只好又去车站。开食店之前，孙老师家炒菜，油壶是他自己特制的木盖，油出来时是往下滴，而不是往外倾。
可是无论多么困难，也不该卖给学生烟酒。
孙老师本人来开了门。他的脖子上挂着一领陈旧的蓝布围裙，围裙很长，一直拖到脚脖子上。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见到过的杀猪匠。看见是我，孙老师愣了一下，随即将围裙取下来，邀我进屋。屋子里一片狼藉，圆桌上和磨石地板上，到处都是混合着辣椒的饭渣。只是不见一个学生了。孙老师的爱人本是农民，生了一儿一女之后才随孙老师进城的，在城里过了几十年，还是没改农民的习性，既拘谨又热情，她用拖把很快清扫出一块地方，搭张凳子请我坐。孙老师进里屋去了，拿出他对万丽君的询问记录。万丽君说的，跟李秋的父亲说的差不多，就连踩烂了李秋几个苹果也说清楚了。我看完了，孙老师说，黄主任，万丽君带那几个男生去吃饭的时候，并没来我家里，他们是到别的地方打牙祭。我从来不卖给学生烟酒。他爱人接口说，我们不做那些事，那是缺德事。
可是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关心的是万丽君是否到孙老师家来吃饭了。孙老师说没来啊，她不是一直在你家里吗？我说在我回家之前，她溜了。
可能是回寝室去了，孙老师说。
但愿是这样……我说，李秋转学了。她爸非要立即转学不可，我知道你忙，就没把你叫到办公室商量。
孙老师的后脑勺像挨了一棒，左眼上的眼袋不停地跳动。她爸呢？
已经走了。
我还该退她的钱呢，孙老师说，她的伙食费交了半年，还有三个月没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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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阵子吧，她肯定还要来学校办些手续，到时候你再给她。我们现在去宿舍看看万丽君。
孙老师换了件外套，跟我走了。
下楼的时候，很多家的门都敞开着，正在打扫屋子。只有在饮食店前才能闻到的气味，扑鼻而来。那些气味虫子一样在楼道上飞舞，一条一条地钻进了我的鼻孔。我打了几声响亮的喷嚏，惹得屋里的人伸出头来看。那些人既有教师家属，也有教师本人。他们都跟孙老师在家时一样，脖子上挂着一领长长的围裙。有几个教师跟我打招呼，说黄主任今天咋这么好的兴致？又看看我身后的孙老师，开玩笑说，未必黄主任也在孙老师家搭伙？
我和孙老师都只是胡乱地应了一声，就快步下楼。我觉得是谁在背后推我，甚至用刀扎我，催促我赶快逃离这些气味。
学校只有一幢学生宿舍楼，共六层，上面三层住女生，下面三层住男生。万丽君住在四楼。她不在。她自己寝室没有，别的寝室也没有。
从楼上下来，我问守门的洪师傅是否看到过万丽君。万丽君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不仅是她的装扮，还因为她会跳舞，是很时髦的街舞，以往学校搞文艺晚会，万丽君不下五次上台跳过街舞，那连续不断的一抽一抽的动作，使台下的观众也禁不住抽筋，所以大家都把它叫抽筋舞；这学校会跳抽筋舞的学生不少，但万丽君跳得最好。因为特殊，许多职员都认识她。洪师傅说，今天早晨我看到过她，过后就没见她的影子了。洪师傅工作特别认真，每一个进出宿舍楼的人，都要过他的眼，而且被他记在心里，只要他说没看见万丽君，证明万丽君的确没回寝室了。
我问孙老师询问万丽君的时候对她说了些什么，孙老师说，我只是告诉她李秋伤得很重，住进了医院，要花很多钱治疗；我说你家里不是很有钱吗，就告诉你爹妈，让他们准备一大笔钱，别的我就没说啥了。
我们正走到宿舍楼外的大操场上，洪师傅跟了出来，用他精瘦而有力的手拉住我说，黄主任，我感冒了。他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得可怕，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感冒了。据说他年轻时能唱川剧高腔，来这学校守了几十年门，声音就哑了。那是吼学生吼哑的。我说你感冒了就向张主任请假吧。职工这一块儿，也归张主任管。可是洪师傅还是不放我，他说黄主任啦，这学校的学生已经坏得连一个老人也不知道怜惜了，有些男生半夜起来上了厕所，哪怕住在楼上的，也不辞劳苦跑到底楼来，大叫几声：老洪！老洪！我懵里懵懂的，以为是李校长叫我呢，马上开灯起床。等我起了床，一个鬼影子也没有！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被这么折腾几次，感冒就是这样得来的；这些情况我也给张主任反映过，张主任说，你碰了几次钉子，未必还要往墙上撞？他的意思是叫我不起来。可不起来行吗？万一真的是李校长有急事找我，或者你们哪个领导有急事找我，我还敢大模大样地赖在床上不起来？
由于心里有事，加上不好把手伸到张主任的领地，我只能敷衍洪师傅几句了事。
大操场就是足球场，怕造成意外伤害学校不好说话，同时也怕足球砸烂了宿舍楼的玻璃，便严禁学生踢球，操场上的野草没过膝盖。站在野草丛中，我问孙老师，你知道万丽君昨天带人到哪家吃饭的？孙老师望了望正南方向，小声说，万丽君说是张主任家里，我在记录上都没敢写。我吃了一惊，难道张主任家也卖给学生烟？孙老师不言声，又望了望正南方向。那边是另一幢教职工宿舍，紧邻河边，就是川东北有名的巴河；张主任住二楼，我们站着的地方，正好可以望见他家的阳台。张主任刚好站在阳台上，背向着我们收拾东西。他的块头很大，肩膀很宽，虽然是快上五十的人，但走路地动山摇的。
我说孙老师，你去张主任家看看，我去办公室等你，如果万丽君在他家里，一切都好办，万一没在，我们得赶快和她家里联系。
孙老师进我办公室的时候，显得灰头土脑。万丽君没在，他说，张主任朝我发火，说你班上的学生不都被你揽到家里消费了吗，到我这里找什么万丽君？
谁都不清楚万丽君家的电话，只知道她是清河煤矿的人。新州矿务局下辖八个煤矿和局一中这所直属学校，局机关和局一中在城里，机关在老城，一中在新城，彼此隔河相望；八个煤矿都在山区，清河是最远的一家，坐汽车需四个多小时，当老师的时候，我去那矿上开过家长会，但那时我没教现在的高二（5）班，因此没见过万丽君的家长。孙老师拿来学生登记簿，说万丽君只写了她母亲的名字，并没落具体部门。
只好给矿上打电话了。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绕来绕去说了老半天，她才恍然大悟似的，哦，你是说万丽君的妈呀，她没单位，家里也没装电话。我说她爸呢？对方有些疑惑了，她说你到底是不是万丽君的老师哟，我说怎么不是呢，平白无故我冒充人家的老师干什么？你既然是她老师，为啥对学生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要是对方能看到我，就会知道什么叫无地自容。我以近乎低三下四的语气说，你批评得对，可是现在……我们需要立即找到她家长。对方见我这么客气，和缓而沉痛地说，万丽君五岁的时候，她爸妈就离婚了，离了婚她爸就走了，早就不在矿上了，十多年来鬼影子都没见到过一个，前妻不管也就算了，万丽君是他女儿，他该不该管？可他也从来没管过，不要说拿一分钱，连一声问候也没有。我一时语塞，是这样吗……那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她妈吧。对方说我可没那份闲工夫，她住在很远的一间平房里，天黑透前是见不到她的，她不是在矸石山上刨煤渣，就是到处捡垃圾，去哪里找啊？
我脊背发凉。万丽君的家庭是这个样子？她哪来的钱买化妆品？哪来的钱请客？
我问孙老师，万丽君在市里有没有亲戚？好像没有，孙老师说。孙老师垂着头。他理的是板寸头，那些银白的发根，像撒在头上的盐。
马上去清河，我说，我们一块儿去。
孙老师抬头看了我几眼，善意地提醒我，黄主任，学生打架、逃学、出走这些犯纪律的事情，该张主任管。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捶着桌子，大声说，学校出了这样丢脸的事，不仅张主任该管，我该管，每一个当教师的都有责任管！
孙老师诺诺连声地退出去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说，黄主任，我去办公室把东西收拾一下，马上就下来。
我闭上眼睛。强烈的阳光并没完全从我眼里撤出，它们像金黄色的蝌蚪，在不远处游来游去，但无法照亮我的内心。我为什么要朝孙老师发火呢，他说的是对的，在这所学校里，每个领导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张主任之所以看我不舒服，就因为我把他从以前的势力范围里挤出去了，挤到一个更小的圈子里去了。教务处可以管教师，更重要的是可以招生；在学校，有了招生权就有了最根本的权力。正因为这样，许多学校的政教处形同虚设，尽管政教处肩负着管理学生思想品德的重任，但学生出了事，惹了麻烦，家长大都是把电话打到教务处来。
隔壁传来李校长开门的声音，我起身去向他请示。虽然很希望亲自去看看万丽君的家，但还是有所顾虑，把情况反映后，我说，我已经给孙老师讲了，让他去一趟清河。你不去？李校长问我。又说，孙老师那人，软沓沓的，我怕他有些事处理不下来。我说这事该张主任管。李校长将两个拳头靠在脸上，把肥硕的腮帮按出两个大坑，眼睛也鼓了出来。他是标准的汉人，但他的瞳孔却蓝幽幽的。他把拳头取下来后，说黄主任，还是你去吧。虽然我当了快六十天主任，但至今对黄主任这个称呼还是很不习惯，尤其是李校长这样叫我的时候。李校长是接近退休的人了，以前都叫我小黄的。
我说，你让我去，我当然不能推辞，只是张主任那里要解释一下。
李校长断然地说，解释啥呀，反正都是干工作，派谁去不派谁去，我这当校长的说了还不算数？再说学校又没车，去那地方的班车只在上午才有一趟，煤车倒是可以找，但也不一定将就，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跟局里联系，让他们派车送一下。跟局里联系就靠你了，连我都没那么大的面子，不要说张主任。
我给岳父的办公室去了电话，是他秘书接的，秘书说，没问题，二十分钟后，车就会到你们校门口。
回到教务处，孙老师已在那里等着，我一边锁抽屉，一边给佩兰打电话。
佩兰听到我的声音，立即咋咋呼呼地说，你的电话来得巧呢，你儿子刚刚叫了声爸爸！这怎么可能呢，他才三个月大，他又不是天才。佩兰不高兴了，你咋知道他不是天才？我说即便是天才，三个月大也不会叫爸爸，那是他两片嘴唇碰撞之后无意识发出的声音，跟狗叫没啥区别。佩兰说，他是狗，你是啥？骂你自己可以，不要把我和儿子搭进去。我说好好好，不就是开个玩笑吗，我今天……佩兰打断我说，你听见没有，他又在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