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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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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可怜的迪特默尔太太啊!她听说魏斯要走,难过得坐立不安。看来这个消息给她带来的悲伤,不亚于同弗里德里希的离别。她眼睛里含着泪水。
  魏斯不禁回忆起萨沙·别洛夫的母亲送子登程的情景。那一天她手忙脚乱,里外张罗,把保暖的衣服、毛袜放进皮箱,劝儿子带上将近两打的手绢,还塞给他一网兜食品。但是儿子不能向她说明,这些东西到机场后都得留在专用室里,他要在那儿换上另一套服装,领一口别样的皮箱启程。
  魏斯想起他同母亲分别的情形。他不能再让母亲难过,因为这次神秘的离别已经使得她焦虑万分。他谈笑风生,一再对母亲说,他现在要到某个保密企业去工作。母亲知道儿子在哄她,但是她装作相信儿子的每一句话。
  其实父亲没有能瞒住她:他们的萨沙选择了一条多么令人自豪的道路。他发誓守口如瓶,她能够在离别时对儿子佯作不知。父亲知道她甚至会扯谎,对别人说她的萨沙生活得很好,在国防保密厂干得如何如何,甚至杜撰一封儿子的来信。但是父亲也知道,她一定会独自偷偷地流泪,一次又一次地去看儿子的照片……
  父亲又怎么样呢?自打那天晚上起,他的脸上仿佛永远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当时他打起精神,咕咕吹吹地讲他在国内战争时期怎样打仗,说他那时候也是个好汉子;但是他眼睛里却流露出忧伤,一望便知:老头儿不会做作,他最怕的就是装模作样。他也不相信,他的萨沙,这样单纯,这样真诚,这样一个实心眼儿的孩子怎么会骗得了人,作得了假……
  下午,魏斯抽空来到查抄物资管理处。他记着少校所说的赫伯特卖人造奶油的事——这话当时对赫伯特很有些压力,——就毫不客气地宣称、他到这里来不是要买人造奶油,而是要一件上好的女式毛线上衣。说罢亮出钱夹,让赫伯特放心。
  对于这笔用款将来可否列入“特别开支”项下报销,魏斯没有把握。不过,他决定买这件东西的时候就考虑过,即使不合理地多用了外汇,也不打紧,让会计按十倍之数从工资中扣除就是。
  他对迪特默尔太太的种种关怀,不能不有所报答。迪特默尔太太对他的照佛是真心诚意的。结识迪特默尔太太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而且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求于她。
  迪特默尔太太试穿这件暖和的毛线上衣,嘴里虽然说不敢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但是从她双颊上泛起的红晕和脖子上出现的红斑可以看出她是多么高兴。
  不管分别的时刻多么使人感动,魏斯仍然没有忘记请求迪特默尔太太准许他写封信给弗里德里希,谢谢他家的殷勤好客。迪特默尔太太把儿子的军邮代号交给了魏斯,关照他说,弗里德里希不大喜欢写信。她说自己还要写封信告诉弗里德里希,在他的房间里住过一个多么好的人……
  魏斯在规定的时间把车开到饭店门口,他把少校的箱子提出来,放进车尾的行李舱里。
  “华沙,”施泰日格里茨含糊不清地说。他往座背上一靠,伸直两腿,合上眼睛,定神入睡。他对自己能随心所欲地入睡感到自豪;这只有意志坚强的非凡人物才能做到,少校正是自诩为这种人物。
  空中飘着潮湿的雪花。溶雪的地方露出了土地。洼地里雾气朦胧,一片寒冷萧瑟的景象。茫无尽头的公路被炸得弹坑狼藉。不久以前修复的桥梁在车轮下隆隆作响。波兰的大部分桥梁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遭到野蛮袭击的前夕,都被德国的破坏小组炸毁了。车窗外掠过城镇房屋的焦土。每开一段时间,车子便要在检查站前停下来。施泰因格里茨从睡梦中醒来,随便亮一下他的证件,在大多数场合他掏出一个用小链子系着的金属徽章。这个微章对哨长很起作用。
  有时遇到“车辆绕行”的牌子,表示各类车辆不得通过,魏斯只当没有看见,继续向前开,很快就能赶上一支摩托部队,或者驶过某个军营、机场、工地或仓库。尽管沿途设有指向华沙的路标,魏斯常常借故查对地图,特别是遇到引起他注意的目标时。
  每次取地图之前,他都要瞅瞅挡风玻璃上边的反光镜,从那里能看见酣睡的施泰因格里茨的脸。魏斯不在地图上做任何记号,完全依靠记忆。
  他们驶近一片森林,哨兵挡住了去路。少校出示证件,又掏出徽章,都无济于事。二级下士恭敬地报告说,森林里隐藏着波兰恐怖分子,所以禁止车辆单独通行。
  “真丢脸!”施泰因格里茨抱怨道。
  他钻出汽车,站在路边,一面扣纽扣,一面对二级下士说:“应当把他们象狗一样统统吊死在树上。有多少棵树,就吊死他们多少个人。”
  “您说得对,少校先生。应当把他们统统吊死。”
  “那么,你们于吗呆在这里?到森林里去,把他们吊死呀!”这时他发现靴子上溅了点泥,使命令一名哨兵:“擦掉!”当那个士兵低身擦靴子时,他厌恶地说:“胆小鬼!你连手都在哆嗦,说明你害怕森林里那帮猪猡。”
  但是施泰因格里茨一直等到集合了十多辆军车,才准许哨所军官拉开横木。他吩咐魏斯把车插在车队中间,尾随一辆装甲运输车,自己则把手枪掏出来放在膝上。魏斯没有及时从帆布兜里取出手榴弹,还挨了他的骂。
  黑黝黝的森林逼近公路,空中散发着潮气和松针的气味,森林给魏斯一种亲切之感,他的故乡也有许多这样的森林。现在这里就隐藏着波兰游击队员,他们竟敢同排山倒海而来的希特勒钢铁大军作殊死的搏斗。
  此刻魏斯多么希望听到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轻机枪的哒哒声,就象盼望听到朋友们的呼唤一样。但是森林寂然无声,密匝匝,黑沉沉,深不可测,仿佛树木的枝桠都生长到一起了。汽车重又开到光秃秃的原野上,魏斯觉得这地方比森林里更加阴暗。大概是前面那辆装甲车的后轮把泥浆甩到挡风玻璃上的缘故。魏斯想停车把泥水擦掉,但是少校不允许,他害怕脱离装甲车。
  深夜,离华沙不到三十公里的时候,施泰因格里茨吩咐魏斯驶离公路。他们来到几幢楼房跟前,这里从前显然是一块领地,现在筑起了高高的围墙,加上了两道铁刺网。围墙各个角上设有岗楼,上面的探照灯把刺眼的白森森的光芒射向四周。他们在大门口被拦住了。警卫人员仔细检查了少校的证件,直到哨长打电话得到准许后才放汽车通行。一些穿便服的人在院子里迎接施泰因格里茨。少校恭敬地举手答礼,同他们一起走了。魏斯在离车库——这里停着许多崭新的德国名牌汽车——不远的公共宿舍里分配到一个床位。
  这个神秘、幽僻的所在,从外表上看象是一座监狱或集中营,其实两者都不是。然而这里的保卫工作却集中了最完善的技术设备:铁刺高压电网,布鲁诺螺旋导线,从铁架上随时可以照亮整个旧庄园及其任何一角的探照灯网,借助信号灯光标志进出人次的无形光障等等,这一切人类智慧的成果准确而协调地用于一个目的:使这一隅之地同外部世界老死不相往来。
  这里只有警卫小队的士兵穿军服,而这些士兵的上级,这个地方的统治者,却穿便服,其职务高低只能根据他们所受尊敬的程度来判断。他们谁也不掩饰自己的军人气派和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权利,而那些接受命令的人,虽然同样身穿便服,却格外卖弄他们的军人风度。下级人员如同囚犯,把自己关在几间石头砌的厢房里。他们整天工作,只是在午饭后,有的只是在晚饭后,才到厢房和办公楼之间的石板小院子里换换空气。
  有权跟外界交往的便衣人员坐车外出时,要经过好几道岗哨的检查。这些哨卡均由党工队特别小分队把守,看来外围的保卫工作是由他们负责。
  党卫队显然不属驻地当局管辖,因为他们毫不客气地用探照灯照射每一个坐车出入的人的面孔,扣留他们的证件送司令部检验,而且不急于还给他们。退给证件的时候,即使受检查者是职位很高的人物,也不过随随便便向他敬个礼,显得大大咧咧。
  魏斯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办公楼跟小圆石铺的操场,——仅此而已。他没有权利越出这个范围。这些无形的界线由内勤保卫人员把守,他们各带一支手枪、一颗装在帆布兜里的手榴弹和一支冲锋枪。
  如此戒备森严是为了什么,魏斯暂时还没有搞清楚。
  这里的人都那么落落寡合。魏斯觉得周围尽是聋子和哑巴。这些人养成了不说话的习惯,彼此间交往宁愿借助面部表情和打手势,而不使用简易的人类语言。
  车库里堆着一大擦铁皮号码牌。每次长时间出车之后,汽车的号码牌都要更换。魏斯好几次看见车子几乎还是全新的,就重新油漆。有三辆轿车的车窗装上了防弹玻璃,有两辆车的玻璃使人无法看到车厢内部,——挡风玻璃当然除外。
  魏斯同那些跟他一样没有权利超越无形界限的人一起在食堂进餐。食堂没有服务员,饭菜自取。人们吃得很多,很慢,不声不响,互不过问。辅助工作小分队的几名男人气质的姑娘,跟大伙一样训练有素,脸上带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表情,也没有给这种死气沉沉的场面增添什么活跃气氛。要是有谁在餐桌边故意挤一个姑娘,她不动声色,象马厩里的马一样继续安安静静地进食。如果她被挤得不能吞咽食物了,她就默默地使劲推开那个献殷勤的人。
  晚餐供应烧酒,有时是啤酒。可以拿自己的一份酒掷骰子赌博。如果有谁把酒让给一位姑娘,姑娘接受了,周围的人就吃吃地笑起来,带着婚宴上那种得意劲头向这位慷慨男子表示祝贺。
  但是这样的玩笑也不超过一分钟,随后又沉寂下来,谁也不再理会刚才被粗鲁取笑过的那一对儿了。
  许多天过去了,施泰因格里茨少校音讯杏然。这种奇特的禁 生活麻木不仁,空虚无聊,使魏斯厌倦不堪。他甚至弄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在这儿工作的是些什么人,他们在从事什么活动。
  有一次,厨房里切肉机的马达坏了,魏斯自告奋勇去修理,把它修好了。炒事员不过点点头,再无别的表示。魏斯在厨房干了三个多小时,厨房里有许多人,但是他没有听见谁说过一句话。他也帮车库里的机械师干过活,机械师乐于接受他的效劳,但同样是默默地点头,就算感谢。
  这种孤独、无所作为和没有意义的生活使魏斯越来越难以忍受了。
  施泰因格里茨是把他压根儿忘了,还是把他永远交给了这支部队,根本没法打听明白。
  每天早晨,驯狗员带着助手来到用刺铁丝围起来的畜圈里。
  身材矮胖、肩膀肥厚的驯狗员一手握鞭,一手摸着根顶端带有皮圈的棍子;上身穿一件白色绒线衫,外军褐色皮坎肩,晚皮手套磨得发亮,脚穿厚毛袜和带防滑钉的足球鞋,头上的地罗尔宽沿帽上别着许多徽章。他的面孔保养得很好,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就象个教授。
  助手是个什么人物,难以断定。他真是个地地道道的活标本,穿着 过的帆布工作服,戴着击剑用的铁丝面罩,脖子上围着塞满锯末,香肠似的水龙袋;一块用汽车内胎做的围裙保护着下腹,围裙上面系着个扁平的帆布口袋。
  训练的方法很简单。如果助手一直向前走,狗都乖乖地蹲在驯狗员的脚边。如果助手朝旁边一冲,群狗就向这具活标本猛扑过去,撕扯装木屑的水龙带和保护下身的围裙上挂着的那个帆布口袋。
  如果狗把助手扑倒在地,不听命令,继续撕扯,驯狗员就用鞭子把它们赶开,对最凶恶的狗,则用装在棍头的皮圈套住脑袋,拉到一旁。
  驯狗员和他的助手从不交谈,给狗下命令也不用语言而是打口哨。
  有一次,助手疼得尖声怪叫,驯狗员却一反常态,并不马上驱散野性大发的狗,而是袖手旁观,等构散开后,用足球鞋的圆头照准那个倒在地上的血淋淋的人踢了一脚。
  驯狗员发现魏斯在看他,便很客气地向魏斯问好,每一回都主动地说:“早安!”或“您好!”。
  有一次,他走近铁丝栅栏,问道:“好看吧?”接着就吹起来:“这些畜牲跟孩子一样听话。只是训练它们的人要有才华,要有铁腕。”驯狗员抱怨说:“眼下良种狗很难弄到了。大本营和各军区参谋部所属的战俘管理部门现在都搞起了繁殖场。这是件好事。一条好狗也能象一个好兵那样执行勤务。”
  魏斯用眼睛指指狗说:“它们有这一身皮袄,就不怕俄国的严寒了!您说呢?”
  “可不是,”驯狗员表示同意,问魏斯:“您不喜欢寒冷吗?”他安慰道;“元首说了,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拾掉俄国。想必只有我们的卫戍部队能在那儿过圣诞节……”
  “呵,那当然,”魏斯附和道。
  这番话再一次证明,危险已经笼罩着他的祖国。好吧,可以向总部报告:德国陆军部为了东线战事甚至连狗都动员起来了。
  教官曾对亚历山大·别洛夫说过:“如果战争必然爆发,肃反工作者的责任就是使军队和人民不受卑鄙的暗算。为了提防这种暗算,我们在敌区工作的人就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是一条必须长期遵行的指令。一条简单明确的指令。再就是要有明智的主动精神,机动灵活,并且牢牢记住,我们对苏维埃人抛洒的每一滴热血都要负特殊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在什么地方,都要承担这个责任…”
第十四章
 
  挨着办公楼有一座两层的石头建筑的厢房,四面围着严实的高墙,墙檐上绕满了带刺的铁丝。围墙的大门每天打开三次,让伙房用保温桶送进热食。每逢星期六除保温桶外,增加一箱啤酒和烧酒。一天当中只有一次——早晨六点,天才蒙蒙亮——从这道门里排着队走出八个穿裤极的人来。不管天气如何,他们照例在操场上做一套体操,然后又整队走回去。
  一周六天,天天如此。到第七天,星期日,他们是午饭后出来,走到肮脏的、小圆石铺成的操场上,坐在车库旁边乱扔着的旧轮胎上;象是经过了繁重的劳动钻到这里来休息一下。他们穿的是被希特勒军队击溃的欧洲各国部队的服装——有法国的,有丹麦的,有挪威的,还有混合装,譬如说,法军的裤子,英军的上装。
  这是一些什么人?他们之间不得相互了解任何情况,他们没有这个权利,谁要是企图打听一下,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是一些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没有姓名,只有代号;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们知道,特务处保存着他们各人的履历表,其中填写的所属民族决不会饶恕他们对本族的荣誉和自由所犯下的罪行。他们的前途只有一个:除了坏蛋的名声之外,还要加上刽子手的臭名。
  柏林、慕尼黑、汉堡的犯罪研究机关都很了解他们。他们中间的一些人需要有两次生命,才能服满对他们全部罪行所判处的刑期。
  任何法律也不保障他们的权利,每个国家都有过他们的犯法活动。
  为了接近这班家伙,搞清楚他们是些什么人,魏斯特意在星期天给自己安排一点车库的活。
  他把车库的门敞开着,听见有人在说俄国话,用俄国字眼,但是看不见说话的人。
  一个不会发卷舌音的男中音压低嗓门,懒洋洋地说:“实际上,有四种办法掩饰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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