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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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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坚信生活就是幸福,在好奇心和求知欲的推动下,变换过多种职业。
  过去只要动员大家去某个建筑工地,他就会首先报名,前往工程最艰苦的地段。他渴望到新地区去考验自己的坚强毅力。
  但是,只要工地上无需奋勇突击,艰难困苦已成过去,他就会感到烦闷无聊,于是又转而奔赴那些创业伊始、正需要人大显身手的新工地。
  他天性开阔爽朗,心地诚恳憨厚,态度和蔼可亲,能轻松愉快地经受住各种艰难困苦,为同志肯于作出自我牺牲,对谋求一己私利深恶痛绝。在他视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人们中间,这些品质使他赢得了充满敬意的好感。
  他为人正直不阿,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可说是对人对己都从不姑息纵容。他也常有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但这只是发生在他对肆意编造的谎言进行痛斥的场合;那时他会义愤填膺,心中燃起炽热的、疯狂的和无所畏惧的怒火。
  对那些终生克尽职守、堪称表率的人,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同时,他又善于体谅别人的弱点,在看到这些弱点时他总是一笑置之。
  他和很多同龄的青年人一样,认为目前的生活以及各种舒适方便的条件都是老一辈英勇忘我的革命活动创造出来的,他应当报答老一辈的恩情。
  租鲍夫在某拖拉机厂专门生产坦克的一个车间里工作了两年左右。有个来苏联政治避难的德国侨民在车间里担任班长,负责指导他干活,并且帮助他把中学学到的德语知识提高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德国人将柏林发音最细致的特点都教给了这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如今,他听着祖鲍夫讲的一口地地道道的德语,内心感到无限欣慰。
  祖鲍夫对自己立志学习德语作了如下的解释:德国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就是说德国拥有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工人阶级的强大则意味着德国即将发生革命,所以应当尽快学会为社会主义斗争的阶级兄弟的语言。这个当班长的德国侨民对祖鲍夫的这一信念表示全力支持,并且预言德国在最近期间就会爆发革命。许多人也都相信革命有可能爆发,困此有些做法和想法已成为当时苏联青年的时髦风尚——参加青年突击活动,醉心于恩斯特·布什的革命歌曲,互相问候时要高举拳头,喊一声“红色阵线万岁!”并且坚信台尔曼必胜。
  祖鲍夫的父亲是一家医院的总务主任,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十九岁就当了团长;母亲是个医士,也是在这个年龄就担任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们认为阿列克塞这小子简直是个糊涂虫,因为他好象根本不打算去接受高等教育。
  祖鲍夫应征参加红军,进了边防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受衔中尉,被派到某边防哨所,从拉脱维亚开来的运送归国德侨的列车都要经过这个哨所。在最近一次开过的列车上就坐着约翰·魏斯。
  边防哨所的所长和当时在场的布鲁诺告诉祖鲍夫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德国人”。祖鲍夫在哨所里只向魏斯瞥了一眼,就记住了魏斯的长相。他在医院里认出了魏斯,不过很久没有显露出来,表现得非常沉着镇定……
  希特勒匪徒进犯苏联的那天拂晓,祖鲍夫正在潜伏哨位上值勤。他打完最后一发子弹,被德国人的手榴弹震昏,醒过来后发现敌人已占领了边境地区。
  到了夜里,天空仿佛在大火血红的闪闪反光中发抖。被炮火炸毁烧焦的各种物品散发出刺鼻的湖味。敌人的摩托化部队象一股钢铁洪流,沿着条条公路和土路隆隆滚过。
  被震得迷迷糊糊的祖鲍夫爬进一片小树林,那里隐蔽着几名受伤的边防军战士和一名女卫生员。天亮时女卫生员发现公路上开来两辆吨半卡车,上面的苏军步兵都穿着干干净净的崭新军服。
  女卫生员跑上公路拦住汽车。但这些人并不是苏军战士,而是德国勃兰登堡团的一个分队,这个团专门负责在我军后方进行挑拨破坏活动。
  分队的指挥官向女卫生员露出亲切的微笑,带领几名士兵来到躺着伤员的小树林,从容不迫地同伤员交谈了几句,显然为自己精通地道的俄语而十分得意。然后他下令开枪把伤员们打死,并且对女卫生员解释说,这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让他们不必再继续忍受痛苦。
  祖鲍夫躺在离这批伤员稍远一些的地方,并且由于震伤突然发生休克,所以方能幸免于难。
  勃兰登堡团的这个小队长不准士兵拿女卫生员开心,而是后退一步,瞄准她的后脑开了一枪,以免血溅到自己身上。
  祖鲍夫神志昏迷,暂时已经失去听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发出任何响声中发生的。这种寂静的气氛使他眼前发生的屠杀更显得轻易随便,令人惊骇。
  这场屠杀进行得这样轻易和从容不迫,几乎并非出于故意,而是顺路干下的勾当,因为它不过是这批急于进行另一场屠杀的家伙在履行一项令人厌烦的职务而已——这些情况犹如一支装满冰水的注射针,刺进了祖鲍夫的心房,使过去构成他的天赋气质的并且为他的符合人性的正常心理所固有的一切因素,都象结了冰似的凝滞不动了。
  祖鲍夫在小树林里躺了几天。后来他有了力气,杀死了一个把自行车放在路旁、钻进灌木丛来解手的德国军事警察。
  祖鲍夫换上警察制服,掌握了警察所带证件的内容,骑上自行车,不是向东,而是向西沿着大路飞驰而去。
  凭着这身制服和手中的证件,祖鲍夫可以大胆地去独立活动,孤军奋战,并自行承担一切后果。由于见人就讨好奉承,遇事又理直气壮,他终于一路顺利,来到了作战地带的后方。
  最初他只是伺机而动,找人随便东聊西扯,打算了解一下他遇到的某个德国人对自己参与罪恶活动是否感到有点痛心,如果没有发现这种表现,他便露出行若无事的冷漠神情,经过深思熟虑,谨慎而又巧妙地把这个德国人判罪处决。就这样,他打发过不少跟自己谈过话的人去了另一世界,这些人在突然送命前都睁着一双僵死不动的眼睛,吓得呆若木鸡。
  祖鲍夫从被打死的德国人身上取下护路队的、交通检查站的、调度员的各种臂章,并巧妙地加以利用。
  如果看见小汽车里坐着好几个人,他只是恭敬地行个军礼,检查一下证件放行了事。在其他情况下,他往往还没有收敛起彬彬有礼的笑容,便突然扣动冲锋枪的扳机。
  有一次,他找到一名从起火的飞机上跳伞着陆的苏联飞行员。
  祖鲍夫责备飞行员上中学时没把德文学好,于是教他赶快记住几句下级见到上级时的日常用语,又让他换上德国士兵的制服。现在祖鲍夫终于有了一个下属。
  他们俩又从巡逻队手里救出一位波兰教师,这位教师扔出自制炸弹,因雷管失效,没有爆炸。
  他们随后来到别洛斯托克,那里住着教师的亲属,路上又有个人加入他们的队伍——这是一名在希特勒发动进攻的前夕根据苏德商约押送货物去德国的苏联铁路工人。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也由于这支队伍文化落后(这是祖鲍夫因战友们不懂德语而说的玩笑话),所以他最初在别洛斯托克总是独自外出侦察和进行各种活动。
  他本来就是个出色的台球手(过去那个哨所的俱乐部里有一张台球桌),这时不仅成为别洛斯托克娱乐厅的座上常客,而且还享有优秀选手的名声。他总是先赢军官们几局,然后再委婉地照顾一下对方的面子,有意去笼络他们,这一手既可以表明自己很有教养,又能使对方感激不尽。
  有一次,宣传连的军官冯·汉登施坦男爵约他去比赛台球。
  祖鲍夫每局必赢,气得对方暴跳如雷,男爵在最后一局把赌注提得很高,数目大得惊人。
  祖鲍夫出手漂亮,随便一击,便把最后一球打进球囊,然后向男爵询问他赢得的钱什么时候可以到手。
  男爵本来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把这个下级警官立即派往前线。可是,他赌输了!还债关系到荣誉问题。这种事情丝毫含糊不得。军官之间有这么个规矩,输钱不还被看成奇耻大辱.就跟挨了耳光不敢还手差不离儿。
  祖鲍夫提出和男爵做笔交易,确切说来,就是可以用任命他担任宣传连的仓库主任来抵销赌债,而按人员编制条例的规定,只有作战因伤致残的军官才有权担任这一职务。
  男爵下令为祖鲍夫办理有关手续,对此人没有人事卷宗毫不介意,因为祖鲍夫已经作过解释,说是根据军事警察部门的意见,他不过有个小毛病——常从前线地区居民的财物中侵吞一些贵重物品。这次来到宣传连,他准备从头做起,去过清白廉洁的新生活。
  在第二轮循环赛中,祖鲍夫巧妙地输给了冯·汉登施坦,使男爵荣获别洛斯托克警备部队台球冠军的称号。祖鲍夫虽说因此赢得了男爵的友谊,却没有成为感恩图报的人。在男爵被任命为集中营长官时,祖鲍夫奉命护送他到新的工作岗位,结果害得男爵永远不曾到任……
  祖鲍卡在德占区从未失掉愉快乐观的精神和善于交际的能力,也从未丧失掉即使在一生中最艰险的关键时刻也始终保有的那种蓬勃朝气,他在这里展开如此大胆的活动而又没有损伤一根毫毛,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他坚定地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必要的,自己的每个行动都不会留下深感内疚的回忆,也不会引起良心的丝毫不安。
  例如,祖鲍夫常和盖世太保的人一起到娱乐厅消磨晚上的时间,他吃晚饭时总是胃口很好。他们喝的那种酒的味道,以及醉后产生的舒服而又兴奋的快感,都使他非常惬意。
  一位军官是个地主少爷,谈到他在富丽堂皇的庄园里过的生活,祖鲍夫听得津津有味,始终全神贯注,一边在心里琢磨着这个盖世太保分子讲的生活场景,想象着在那条凉飕飕、急湍湍、眼看就要结冰的山溪里捉鲑鱼是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这位军官还谈到他非常喜爱动物,说他喂过一条配种用的纯种公牛,这条牛在飞速奔跑中一头撞上了拖拉机,把脑壳撞碎了,他为死了一头牛伤透了心。这时祖鲍夫马上联想到这头强壮的公牛在垂死挣扎时怎样伸出舌头在它的这位心肠慈悲的主人的手上舔个不停。
  这个盖世太保分子抱怨说,既然干了这一行,就不得不在审讯时采用某些残暴手段。他是怀着痛苦的心情这样干的:他小时候有一次挨了父亲的鞭子,羞愤得差一点儿役有自杀。现在他干着这种可怕的职业,经常失眠,一看见血就嫌恶得浑身发抖!
  祖鲍夫问道:“既然您不乐意,为什么还要干呢?”
  “这是我的天职呀,”这个和祖鲍夫年龄相仿的盖世太保军官坚定地说。“我们整个民族的天职就是要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为了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应尽的一项令人心情沉重和伤透脑筋的义务。”
  在闹市旁的广场上处决了几个波兰地下工作者之后,这个盖世太保分子深夜睡不着觉,出来散散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被一辆汽车撞死了。
  祖鲍夫神情懊丧,皱着眉头,对顺利完成这项困难行动的战友们说:“当然,本来应当敲掉的,可以是指挥执行死刑的党卫队高级军官,而不是党卫队的这个小喽罗。可是,他为什么要站在绞架下同被处决的人拍照呢?他说心里难过——全是一派谎言。他是个很有思想的坏蛋。我按原则行事,正确地处置了他。”
  后来,宣传连乐器保管组的一个德国士兵成了祖鲍夫小组的第五名成员。
  原来祖鲍夫有个朋友,是党卫队的下级军官,现在已经死了,生前曾告诉祖鲍夫要对这个士兵多加留神,他说近几天他就要签发一项逮捕这个士兵的命令,这个土兵形迹可疑,很可能是混进军队以免被盖世太保抓住的共产党员。
  这是个经验丰富的德共地下党员,祖鲍夫花了很大力气才让这个人终于相信他祖鲍夫是苏联军官。
  祖鲍夫受到严格考察,回答了各种各样有关苏联情况的盘问,这个德国人方才相信祖鲍夫不是奸细。
  正是这个路德维希·库佩特使祖鲍夫的独立游击小组的活动变得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目的性也更加明确。
  于是,两列军车被炸毁了。
  几座军需仓库也烧掉了。
  他们还把半袋砂糖倒进装航空汽油的自动油罐车,使五架四引擎的“容克”运输机失事。
  所有这些都是路德维希·库佩特出谋划策的结果。
  最后,他们袭击了无线电台,小组人员全体罹难,只有祖鲍夫只身幸免。
  不过,这并非路德维希的过失。而是发生了无法预料的情况:原来一名电工正在修理探照灯,修好后试了一下,但没有向外对着探照灯应当照的围墙,而是朝向了院子里面,无情的刺眼灯光射了过来,在雪亮的粗大光柱中清楚地看到警备队的军官脸向下仆倒在石头地上,两名工兵伸开两手,面对墙壁,象钉在十字架上似的站着不动。他们的后边是手持冲锋枪的路德维希。
  祖鲍夫受了轻伤,但他觉得要想装成追捕过破坏分子的样子,除枪伤外,还得再加一条:假装受了震伤,已经不会讲话,两腿无法走动。再说,他对这种境遇也早就有过体会。
  他任凭别人把他抬上担架,进行了初步治疗,后来由于怀疑他脊椎受伤,要把他送往野战医院,他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在那里可以去过相当舒服的生活。
  祖鲍夫在活动中表现得非常勇敢。除其他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说明他为什么会具有这种品质。
  他暗中怀有一个信念:既然要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就应当把可能正在逼近的死亡看成是和逐渐加剧的痛感颇相类似的东西,一旦痛感消失,他本人的、自身的毁灭就会到来。这好比放电影时突然断了片子,放映员还未来得及打开电灯,银幕上没有图象,放映厅里漆黑一团,你正是在这一片黑暗中离席而去。等故障排除后,大家照旧观看电影。直到终场,只是少了你一个人。
  他好象要证明自己的这种想法很有道理似的,经常对战友们说:“谁说我无权信奉这种聊以自慰的哲学?我有信奉的权利!我在这里还没有考及格。谁也没有给我打分数。我还不想死。要是自己不明不白地送了命——那是另外一回事。”
  他曾深感不安地问过路德维希·库佩特:“我有时候对您的同胞非常凶狠,您不会责怪我吗?……”
  路德维希严肃地纠正他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德国人民。您在这里通过您所采用的一切手段为德国人民而战,因此我还要感谢您哩。”
  有一次,祖鲍夫在街上认识了一个漂亮的波兰姑娘,她是那样文静可爱,祖鲍夫竟瞒着同志们追求起她来。
  祖鲍夫迷上了这个热情的聪明姑娘。一天晚上。祖鲍夫送她回家,她走到一座楼房的废墟旁突然停下,说她的吊袜带松了,随即跑进废墟去提袜子。祖鲍夫决定跟着她走去。
  这时突然有两个青年向他扑来,姑娘也跑来想把他掐死。
  祖鲍夫挣脱伏击者,狼狈逃窜。他们还拣起他的手枪跟踪向他射击。
  祖鲍夫想起这次险遇就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据他看来这姑娘是个真正的巾帼英雄,悲的是:如果说前些日子他确已体验到如他所说的那种纯粹是一见倾心的、也是每个美丽姑娘都能勾起的似水柔情,那么,现在他可真的要尝尝苦苦思念的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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