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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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当时伦敦的一位名医——一对这个患者说，他得了不可救药的癌症，甚至准确地告诉他在世之日已经无多。此人在极度苦闷的状态下自然要牵挂一件后事，即死后家庭生活的保障问题。我们就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给他很高的酬w。关于他从英国外交部保险柜里给我们拿文件的事，二位是知道的。”兰斯道夫打个哈欠，伸了一下懒腰。
　　“先生们，你们看，新的思想之花是从我们老头儿采集的种子里长出来的。”
　　兰斯道夫还是忍不住满足了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他暗示迪特里希，后者的建议并不如本人想象的那么新颖别致。
　　魏斯已经知道迪特里希为之奔走的那个想法，现在他只要弄明白，他们打算把哪些学员变成残废，把什么企业作为破坏目标。魏斯决定先查一下学校借用苏联纪录影片的申请书。他已不只一次用这种方法为总部收集到情报。
　　“瓦利司令部”的间谍迄今未能打入任何一个苏联国防企业。卡纳里斯虽一再愤愤地责成其事，这方面的行动几乎全部遭到失败。
　　现在破坏行动是在极为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准备。
　　“瓦利司令部”设立了一个特别营，只有高级军官才能入内。小组人营训练，同它一起工作的军事谍报局人员一律不得外出。魏斯又不能进去。
　　这个秘密营的建立，表明“瓦利司令部”的活动进入了新阶段，表明它面临着重大的任务，表明它对苏维埃国家构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
　　纪律严上加严。因为卡纳里斯本人即将光临，他决定对以东线为B标的所有军事情报局部队进行一次视察。
　　在这种情势下，魏斯必须处处小心谨慎，随机应变。现在晚一天揭露敌人的阴谋，就等于进一步促使危险的到来。即便如此，他的一言一行也要深思熟虑，稳扎稳打。
第三十九章
　
　　华沙间谍学校女子分校校长克拉芙季娃——克拉拉·奥芙堡－啊泽连科，是德国人用变节分子和叛徒拼凑而成的所谓“俄国解放军”的上尉，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阅世很深的女士。
　　她的丈夫弗里茨·奥芙堡，过去在属于比利时一家公司的顿聂茨煤矿当会计。由于太太的坚持，他在1920年就改了姓，变换了专业，居然在苏维埃政权下当上了总工程师。这毫不奇怪，因为当时非常需要有技术专长的知识分子。初露头角的总工程师很会一本正经地对待下属。他沉默寡言，对任何首长的命令和建议无条件执行，这就弥补了他在知识方面的缺陷。此人才力平庸，但是冒充起内行来却有恃无恐；他暗暗相信，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是半亚洲人。既然他奥芙堡是纯粹的欧洲人，领导他们便绰绰有余，更何况手下还有一班人对自己不甚清楚的东西相当精通呢。
　　克拉芙季血·泽连科热衷于乌克兰古代史，甚至在人种志学杂志上发表过有关著作。后来丈夫调到勃良斯克，她又对俄罗斯古代史发生了兴趣。
　　当时有一批创造劳动纪录的著名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要培训为生产指挥人员。克拉芙季她·泽连科给这些德高望重的成年人讲授德语。
　　这使她有缘和一些未来的大企业领导人发生联系。
　　她是闲不住的人，常常找些德国科技读物译成俄语，收入很不错。后来她又根据德国出版人的兴趣，把苏联冶金、煤炭工作者的某些著作译成德语。
　　费奥多尔·泽连科曾多次出差去德国。
　　德方得知他是德国人，对他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企图聘为间谍。泽连科－奥芙堡听完条件和许诺之后，认真权衡利弊，决定加以拒绝：他在苏维埃国家有稳定体面的地位，前程远大，这比当一名德国间谍更有吸引力。
　　回国后他把德国人提的条件报告了国家政治保安局，认为这样做于已有利。他也让太太知道了这件事。他提供的情报巩固了政府对他的信任。可是太太对这件事的反映却有些出乎意料。
　　克拉娃—克拉拉是个热情奔放、想象力丰富的女人。她把这件事看得有些浪漫，同时对先人故土燃起了一阵炽烈的乡愁。在她撰稿的出版社有一名工作人员是德国间谍，克拉拉违背丈夫的意愿和他勾搭上了。
　　她幻想着自己是另一个玛塔·哈里，被新的活动所鼓舞，人也变得俊俏了。由于奔波操劳她消瘦了些，这倒使她恢复了少女时苗条的身姿。
　　可是，泽连科—奥芙堡全家突然遭到一个沉重的打击，而且是万万料想不到的打击。
　　他们有个十五岁的儿子，是共青团员。
　　儿子理想中的形象是保尔·柯察金。他辍了学并且违背父母的心意，到一个完不成计划的矿井参加了青年工作队。
　　队员们拚命忘我地干活，依然不得温饱。他们缺乏经验和体力，总是完不成指标。
　　这是一个青年公社式的工作队。众所周知，象这样的工作队后来都解散了。因为它们虽然发扬平等互助的精神，却走上了平均主义的错误道路。
　　有一天，儿子回家来，想洗个澡，大嚼一顿填满好些天没有吃饱的肚子。这夭夜里，儿子听见父亲对母亲耳语，坚决要求她与德国间谍断绝关系。
　　儿子闯进父母的卧室，惊恐万状地问道：“这是真的吗？！”
　　克拉娃一克拉拉听了丈夫和儿子的这些话，绝望地喊道：“你们可以去告发我！”
　　“哼，我一定去告！”儿子说罢挣脱父亲的拦阻，走出了家门。
　　第二天早晨，费奥多尔·泽连科来到汽车房——那儿停着他的“埃姆卡”牌私人汽车（他领导的企业完成年度计划百分之一百十四所得的奖品）—一发现儿子吊死在里面。
　　不幸发生之后，费奥多尔·泽连科没有勇气去做儿子打算做的事。何况克拉拉受了刺激，失去自制，已经被送进精神病院。
　　1937年不是克拉娃－克拉拉，而是她的丈夫被捕。
　　儿子死了，她从精神病院出来，与德国间谍的联系中断了。在替夫复仇的强烈愿望的驱使下，她想恢复先前的联系。然而德国间谍基于两点理由谢绝了她的效劳：第一，现在她是受迫害者的妻子，可能受到监视；第二，她曾以儿子自杀之类不值一辩的理由拒绝工作，这是不可原谅的。
　　一位著名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她从前的学生，后来成为工业部门的高级领导人，是他感念师生之谊，帮助克拉娃一克拉拉摆脱了当时大多数被镇压者家属所遭受的厄运。
　　她得以在一所十年制中学担任教师，后来甚至做了校长。
　　克拉娃一克拉拉居住的城市被德军占领后，她被关进集中营。经过几个月拘禁和全面审查，她被录用为新编“俄国解放军”的翻译。后来见她卖力肯于，又是德国族裔，就授予她上尉军衔并任以女子间谍学校校长之职。这些自然同盖世太保的干预有关。
　　这所学校和华沙学校一样座落在别墅区，专门训练报务员，为期六个月。
　　六个月后女学员被送到中心学校，再与各自的男伴搭档训练一个月。
　　“瓦利司令部”的指挥人员认为女人比男人更适于作报务员。适龄应征的男人长期呆在一个地方，比女人更容易招惹怀疑。女人则可装作德军占领区难民或疏散人员，甚至因此而博得当地居民的同情。
　　从集中营和监狱招收女学员，首先由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人对她们进行初步考验，然后立约具结，送往学校，这时她们的状况大抵十分凄惨。护送这些未来学员的警卫队长，每一次都得向克拉拉·奥芙堡上尉打包票说：经过专门的医学鉴定，送交学校的这位（或这些）姑娘的主要内脏未受严重损害，一定能活过来。
　　在占领区活动的军事谍报局小组、警察机关及德军警备司令部也经常帮助学校，为它输送一些在工作中审查合格的干部。
　　这些特权人物来校时，护送他们的警卫人员并不象一班随从。他们容貌可人，衣着体面，初来时举止相当放肆。但是克拉拉·奥芙堡上尉以独特的方式很快使他们明白：这里不是妓院，而是一所侦察学校，其制度之严较军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奥芙堡上尉本人从来不施行体罚教育。
　　干这种事另有专人，即校长政治助理、“俄国解放军”中尉、傲然自称英加·拉特米罗娃、人家都叫她纽尔卡的一个女人。纽尔卡身材矮壮，肩膀宽阔，马裤裹紧的臀部肥而上翘，短发，低矮的额上披着整齐的刘海，牙齿被烟熏得发黄。她的举止僻性都和男人一样。
　　她是个职业刑事犯，对监狱和劳改营的习俗了若指掌。她在狱中递交了上前线的申请书，被派到部队当卫生指导员。被俘时，德国士兵在她的卫生包里发现了许多手表、烟盒和揉皱的钞票。
　　她被打得半死：当兵的对干这种营生的人很是恼火。然而盖世太保却认为，这恰恰证明了她对帝国无疑是有用之才。
　　这个发死伤财的抢劫犯从士兵的毒打下得免一死，以很好的评语被转送到后方，在“俄国解放军”里当上了差。
　　从占领区来的女人具有和德国人合作的经验，善于跟他们打交道。她们的身体也还健康。纽尔卡试图对这些女人撒野时，自然要遭到坚决的回击。但是有些姑娘在盖世太保监狱里被刑讯折磨得精疲力尽，纽尔卡就假意照料她们，迫使她们让步。
　　克拉拉·奥芙堡上尉本人生活检点，由于她的生活方式合乎卫生，她看上去还很年轻，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女人已年过四十。她的军服很合体，她那鼻子尖尖、侧影象鸟似的脸孔还很红润，长长的脖子上没有一条皱纹。
　　有些上了年纪、老成持重的军事谍报局军官，曾想同她建立那种简便而愉快的关系，甚至有意结为夫妇。奥芙堡毅然回绝了所有的纠缠。她认为丈夫活着再次嫁人是不道德的行为。而短时期的苟合又有损她的尊严。
　　纽尔卡的恶习自然使奥芙堡十分厌恶。但她暗暗害怕这个有时候暴怒发狂、无恶不作的刑事罪犯。奥芙堡只能冷酷无情地迫害那些受到纽尔卡垂青的女学员，以此对政治助理的下流行径表示抗议。
　　这些学员只要稍有过失，就被她开除、送回集中营。过失严重的发送离学校不远的党卫队分队驻地。
　　这个分队在垃圾场区执行清除任务。垃圾场周围的许多柱子上写有“禁区”字样。这通常是执行死刑的地方。
　　军事谍报局军官来校视察行政、财务或教学情况时，奥芙堡上尉礼遇殷渥。她总是亲自张罗午餐晚宴，要让“客人们”尝尝家庭风味的饭菜。早年在顿巴斯她学去了用各种浆果做露酒。她的手艺使来宾赞叹不已。
　　酒足饭饱之后，为了避免有碍自己的女性尊严和军官体面的纠缠行为，奥芙堡上尉选择时机，敦请那些起了轻浮念头的客人浏览一下贴有照片的女学员档案。如果某一份档案引起了客人的注意，她就告诉客人，可以直接向他感兴趣的学员作进一步了解。于是下令叫那个姑娘到特地为军事谍报局长官准备的房间里去。
　　奥芙堡用这种办法摆脱军衔或职务较高的军官对她本人的轻薄，结果引起了副手的愤慨和抗议。并非纽尔卡考虑到什么道德方面的问题，而是她那极为低贱的醋意发作了。
　　奥芙堡上尉清楚这个，给予她一顿训斥，然后命令道：“中尉，立正！向后转！”
　　军令如山，军事谍报局也和国防军部队一样。纽尔卡中尉只得乖乖服从。
　　威廉·卡纳里斯，鲁尔钢铁公司经理的少爷，过去是“不来梅号”巡洋舰上一位仪表漂亮的军官。他在德国谍报机关的这个浮动基地上学到的专业，使他今天登上了军事谍报局局长的高位。
　　卡纳里斯算是上流社会人士，他有时爱谈抽象的哲理，用这种办法避兔直截了当、清楚明白地阐述己见。
　　盖世太保长官海德里希过去也是“不来梅号”的军官，后因品行不端被舰队开除。卡纳里斯和他的友谊并不是建立在年青时代的回忆上。
　　他们俩人有充足的理由互怕，互恨，互憎。
　　他们各有胆略，各怀鬼胎，宁可佯装友好，不愿公开为敌，宁可短兵相接作试探性的交锋，不愿进行远距离的战斗。但是无论距离远近，这种交锋对双方都同样危险。
　　卡纳里斯最成功的间谍行动，大抵是依靠德国实业界人士进行的。他们利用各自的国际联系，甘心情愿、得心应手地执行军事谍报局交付的间谍使命，因为这些使命符合德国康采恩的经济利益。更何况各康采恩都设有情报处，由自己的公司开销费用。
　　德国工业的统治者又是美、英、法工业巨头的公司合股人，他们向卡纳里斯提供的情报受到元首极大的重视。
　　实业界人士互换实业情报，这不能叫作危及双方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只有不明事理、毫无教养的人才会那样说。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两国发生战争，他们也能坐分暴利。
　　自然，卡纳里斯并不把旅外归来的德国大公司经理视为一班下等间谍，也不从军事谍报局的专项秘密基金中拿钱酬谢他们提供的情报。相反，这些经理倒乐意奉送一笔酬金给帝国的部长、元帅，好让他们加紧对德国康采恩的军事订货。
　　此外，经理们还想得到适当的资助，以便把外国股伙给予专利权的产品尽快投入批量生产。那些股伙的企业也在完成本国政府的军事订货。
　　德国的“卡尔·蔡斯公司”和美国的“鲍希和洛姆公司”已结成兄弟般的商务关系。美国的同盟大国英国曾向“鲍希和洛姆公司”订制一批军事光学仪器，该公司为了讨好可敬的德国伙伴，竟加以拒绝。
　　众所周知，在德国建立的奥培尔公司军火工厂，乃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财产。
　　至于主宰鲁尔的古戈·斯蒂涅斯，他已预先在大洋彼岸建立了“古戈·斯蒂涅斯工业公司”（纽约分公司）。在英国格拉斯哥市中心也耸立着“古戈·斯蒂涅斯有限公司”的大楼。应该提一下，当种族主义在德国甚嚣尘上，德国的大亨们倒颇能超脱世俗的偏见，同外国一些权势之家结成财伙，缔为姻亲，他们并不理会，在帝国的种族大清洗中，象这样的家庭是不可能通过最起码的种族审查的。
　　这样，对于商务利益完全一致的工业伙伴、金融伙伴来说，所谓国家绝对机密不过是他们友好谈笑的话题而已。
　　为了督促希特勒实现其侵略计划，鲁尔工业家稍稍夸大美英法的军事实力，这于他们有利。他们一面投资军火生产，一面使用各种法西斯恐怖手段，企图彻底平息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
　　此外，他们不想让元首了解苏联军事实力的真象，否则就可能减弱一些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武热情。况且德国大亨的外国股伙们有时宽怀大度，作出可观的让步，很希望希特勒德国东进之后能给他们的公司提供繁荣昌盛的沃壤，使资本和政治愿望融为一体。
　　为了答谢德国大亨们提供的情报，威廉·卡纳里斯总是按照和他们商定的意思向元首报告消息。
　　至于海德里希，他注定要搞国内情报工作，在这方面他得心应手，经验丰富。
　　在国外间谍、反间谍活动方面，海德里希比卡纳里斯稍逊一筹。他没有对方那样一批得力的干部。
　　卡纳里斯还利用帝国某些贵族世家获取外国政界的情报。这些家族十分古老，在哥特族人文集，即爵位贵族的族谱中记录着他们的姓名。
　　诚然，要利用这种人，不得不从军事谍报局秘密基金里提取大笔西方稳定通货。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