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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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普达舍克。
后者问道：“怎么，你害怕了吗？”
“你呢？”
普达舍克忧伤地点点头：“有生以来也没有象这样害怕过！要是咱们被自己人的子弹打中，那可太惨了！”
为了保险些，他们决定穿便服前往。普达舍克甚至提议从波兰地下工作者那里搞些证件来，但时间不许可了。
幸而一切顺利，他们平安地到达了指定地点。
祖鲍夫的人隐蔽在一条灌木丛生的山沟里。他把卡车也开进了山沟，这辆车是他们从离城相当远的一个补给基地上偷出来的。卡车挡上了一圈胶合板，和监狱里的带篷汽车一模一样。
包括祖鲍夫在内的八个人都穿党卫队制服。其余的人穿集中营条纹号衣，脚下是系带子的木底鞋，胸前缝着一块布，上面写着“K”字，即“战俘”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祖鲍夫就地用推剪给他们剪了发，有的剪光半边脑袋，有的从当中推出一道沟，有的则理成光头。这是因为每个集中营都用各自的方式给囚犯留下标志。
大家都在忙着，有人用墨汁在臂上写集中营囚犯的号码，有人朝脸上抹泥土。普达舍克也干起来。他把有些人怎么弄也不显瘦的脸化装得非常成功。
“囚犯”化装占去了不少时间，这当儿魏斯换上一套专门为他准备的上尉制服。
他觉得这套制服很合适，穿上身仪表堂堂。那种普鲁士武功世家的傲慢派头，那种对周围人冷冰冰的蔑视目光，都显得非常自然。现在谁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不禁会感到别扭和反感……
四周荆棘丛生。满地是灰白色的碎石。仿佛从长满苔藓的峭壁下挤压出来的一道山泉发出温暖的水声。狭谷里一片幽暗。头顶上的夜空闪烁着柔和的星光。
聚集在这里的战士不少是初次见面。他们是为了执行任务才会合到一起，任务完成后就要各奔东西，或许永无再见之日，因为情报系统的人员实行严格的专业化，各有各的分工和岗位。当然，还有一个更为简单而自然的原因使人们不能重逢，那就是战斗中会有牺牲。
倘若有谁不知道他们是为何聚到一起，可能会觉得这些人一个个都十分得意，因为一张张差别很大的面孔上都显得非常兴奋。然而他们兴奋绝非是因为对这次行动的危险性不了解或估计不足。相反，他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实现这个大胆的计划是极为困难的，说不定在场的人一个也不能生还。
这里的人对悄悄徘徊在身边的死神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知道，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是孤独的。最后时刻的意义就在于默默地经受住一切。要隐姓埋名，不向敌人暴露身份。要作为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而牺牲：无名无性，无亲无故，出身不详。
隐姓埋名地死去，这是一个侦察员最崇高也是最难建立的功勋。对此必须有充分准备。必须在敌人夺去你的生命之前忘掉自我，把记忆中的一切都毁掉。不等敌人杀死你本人，你就在心中杀死对于自己的记忆，这样，即使在万分痛苦的情况下你也想不起自己是什么人。
而现在可太好啦！这回是和自己的同志一道，肩并肩地进行一场公开的战斗。他们兴奋地盼着这场战斗快些到来。
他们知道，即使牺牲也是手执武器，和战场上的士兵一样，在同敌人的猛烈拚杀中倒下。单单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幸福了。
他们都是在敌后搞秘密工作的，身边没有手枪，就连铅笔刀也没有。他们需要把自己伪装成对占领者服服帖帖，愿效劳犬马之劳的奉公守法的顺民。
他们认为，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也无权放弃夺取胜利的最后机会。他们被折磨得渐渐失去理智时，仍能机敏地对付刽子手们愚蠢的逼供，同保安局审讯人员，同盖世太保或军事情报局反间谍人员决战到底。他们常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他们认为服毒自杀有损自己的尊严，认为这跟投降相差无几，是意志薄弱，是对最后的机会丧失信心，而最后的机会一定会出现，一定会使你最终摆脱敌人严密的侦讯。
这就是苏联侦察员在斗争中遵循的崇高道德原则。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但这成了他们的一条精神准则。战斗到底，当一个无名战士，他们的名字就叫无名氏。
那些隐姓埋名而被处决的人博得了战友们深深的尊敬。谈到这种人，大家会说：他牺牲得象个肃反人员。意思是他什么也没有泄露，无名无姓地死在刑讯室里。敌人未能得知他的名字。对敌人来说，他叫无名氏。
自甘默默无闻——对于具备这种高尚品德的人来说，这就犹如选取保加利亚杰出革命家瓦西里·列夫斯基的话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如果我胜了，这是全民的胜利；如果我败了，这是个人的失败。”
这句话反映出敌后情报工作的实质。这句话说明了敌后情报人员的功勋……
魏斯望着隐藏在灌木丛里的同志们。他们把上农铺在地上，仔细擦拭着手枪和冲锋枪，检查着每一发子弹。他们把武器暗藏在囚服里，让人从外边看不出来。体格健壮的人盘算着怎样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并为此作了种种准备。有人在帆布手套里放了铅屑，有人在蒸熟的芜菁里塞进螺栓，有人把一卷留声机发条磨得象刮脸刀那样锋利，有人把三角刮刀似的织针插在粗糙的裤缝里。
魏斯在和军事情报局的同僚们交往中，早已养成一种我行我素的派头。他很清楚应该怎样对待他们每一个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能说。和他们打交道并不费劲，他好象是下意识地做着这一切。而和某个战友碰头时，为了节约时间，遵照秘密工作原则，他只说与任务有关的话，听取回答时也只听那些与任务直接有关的事。
但是现在，他忽然置身于如此众多的亲人中间，心里觉得又高兴又慌乱。是啊，什么躲躲藏藏，节约每一秒钟时间，象扳起的手枪机头那样绷紧神经，这些长期养成的习惯现在统统都突然不需要了，这怎么能不叫人心慌意乱呢。
他带着凄苦的微笑徘徊在战士中间，党卫队制服下的那张脸变得认不出来了。约翰·魏斯不见了，山沟里只有一个不知何故穿上德国军官制服的萨沙·别洛夫。他走来走去，心情激动，就象一个业余戏剧演员等在边幕后面那样不知所措，他担心，大家也在为他担心：这个小伙子，这样的一个俄罗斯人，能够扮演德国法西斯分子约翰·魏斯吗？他的外貌上并没有足以演好这个角色的特征。也许大伙儿都在想：让这位相貌憨厚，眼神沉郁的别洛夫扮演一个固执任性，傲慢专横的德国军官可不那么容易。而别洛夫却在想：这些同志身上的工人作派与押解兵那种僵硬呆板的姿态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至于那些身穿带条囚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两眼炯炯有神，露出一副调皮相，故意把带条的圆形囚帽歪戴在耳边，扣在头顶上，哪象是集中营的犯人？显然是假扮的。他们缺少行将被处死的人常有的那种萎靡不振的神态，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他们身穿可怕的条纹囚服，却自由自在地躺在灌木丛里，就象在家里穿着睡衣似的。
但是，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又表现出他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他们彼此不问：“你是谁？”“从哪儿来？”没有一个人为无关的事多费口舌。他们虽然是在休息，但并不随地乱坐，而是俩人一组，井然有序。每一对战士都有明确的任务，人人都清楚战斗打响后自己该如何行动。各个细小的环节都考虑到了，包括情况变化后应当采取的各种替代方案，或者万一行动失败必须撤退和隐蔽时，由谁来掩护战斗小组，把装满炸药的防毒面具滤毒罐引爆等等。
拂晓，一个身穿盖世太保制服的自行车队士兵骑着摩托车将一封密件送交了监狱长。这封公文及其中关于接收囚犯的命令，都是事先在瓦利司令部下属的证件伪造所里伪造的。
同时趁着天色未明，一名战士开始守候在监狱同外界联络的电缆沟里。他并不剪断电缆，只造成短路，扰乱通话，使双方无法在电话里交谈。
黄昏，行动小组登上卡车，严格遵照押解犯人的规矩各就各位。
祖鲍夫身穿党卫队制服坐进了魏斯的汽车。
跳伞运动员梅霍夫，身穿盖世太保制服，坐在司机普达舍克旁边，他负责装扮魏斯的警卫员。
梅霍夫是个经验丰富的爆破手。他说自己耳朵不好是由于他干的工作声音太响。他还说，他现在看有声电影和无声电影都是一回事。要是能活到战后，他就得象个老头子那样在胸前挂个助听器了。不过梅霍夫是言过其实了，其实在需要的时候，他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
低垂的浓云仿佛被立陡的峭崖刺穿，下起了倾盆大雨。四周天昏地暗。沉重，密集的雨滴落在湖面上，扬起了一片水雾。
道路婉蜒在多石的陡坡间。魏斯的小汽车超过卡车，前面很快现出了那座破败凄凉的古堡的轮廓。
堡外的警卫见魏斯出示军事情报局证件，立即让车开了进去。驶过沉重的古老石门，他们进入城堡内院，到了第二道围墙，这是一道混凝土墙，上有高压电网、汽车在铁门边被拦住。门卫只准两位军官——魏斯和祖鲍夫从远离大门的一道小门进入守卫室。
卫兵让他们在守卫室里稍候。
一名值勤的党卫队一等兵进来，仔细检查了证件，要他们再等会儿，拿着证件出去了。
没等多久，一等兵带着两名卫兵又回来了J他请军官先生去警卫队长的住所，住所就在办公室旁边。
监狱长，这里的人称呼他警卫队长先生，是个瘦高个儿，但却垂着个大肚子。他从桌后欠欠身子，作个手势请军官坐在对面的两张雕花靠背的老式安乐椅上。
他面前放着魏斯派人送来的命令，还有值勤一等兵拿给他的来人的证件。
“先生们，请讲吧，”监狱长说，发愁地望望悬在两条瘦腿之间的大肚子，小心翼翼地摸了它几下。
魏斯说：“唔？”他蛮横地望着监狱长那双浑浊的眼睛问道：“看来，您这儿没有厕所吧？”
“有，我吩咐他们送您去。”
“我不想去，”魏斯说。“不过我们象是打搅了您的清静吧？您不必客气、我们有时间。”魏斯随口对祖鲍夫说：“我们可以给警卫队长这点面子，是吧？”
“命令不大合乎规定，”监狱长说，用一只发黄的手把公文朝魏斯面前推了推，公文上有蓝铅笔划的几条粗线。
魏斯冷笑一声，根本不看命令：“警卫队长先生，奉告您，本人不是司令部文书，没有必要来研究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可是公文不合规定呀，”监狱长不肯让步。他那枯瘦的脸上出现了固执的表情。“不接到合乎规定的文件，我不能收留您的犯人。再说，我也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呀。”
“您不能收留？”魏斯追问了一句。
监狱长无可奈何地把手一抵。
“好极了，”魏斯笑嘻嘻地说，“您的拒绝使我们非常满意。”他站起身，迅速地一点头：“告辞了，警卫队长先生。”
“就走吗？也许赏光喝杯酒吧？”
“也好，”魏斯宽厚地说，“不过，我得先给我们的人下个命令，监督他们执行以后才行。”好象要使对方放心，他又说：“只要几分钟就够了。”
“到底是什么事？”监狱长问。
“什么事？”魏斯诧异地反问道，“把那帮家伙在贵机关的围墙外执行枪决。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可不想把他们再运回去。”
“请等一等，”监狱长荒了，“为什么要在我们这儿枪决？”
“我接到的命令是把犯人押送到贵处。我送到了。既然您不愿接收他们，那很好，我给您留下他们的尸体，这样就不会占用您的牢房了。请您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魏斯说罢就朝门口走去。
“上尉先生！”监狱长的嗓音都打颤了。“我本想和指挥部联系一下，核实一遍命令，可是通讯线路精透了。”他把电话机朝魏斯推了推。“不信您可以试试。”
魏斯厌烦地说：“我并不怀疑，监狱长先生，您这儿连通讯联系也是一团糟。您放心，我会把这一点报告指挥部的。”
“我已经派通讯兵去检查线路了。”监狱长说，然后又请求道；“军官先生们，请耐心地等一等。”
魏斯用嘲笑的口气问他：“监狱长先生，我能向您提个请求吗？解决这批犯人用不了二十分钟。其实，缩短您的犯人留在这里的时间，这是我们对您的一番好意。”
“好吧，”监狱长把已经走到门口的魏斯拦住了，“把您的犯人带到院子里来。”他命令那个一等兵：“你去安排！”
“犯人是您的，可不是我们的，”魏斯纠正了他的说法，然后转身对祖鲍夫说：“费心去向我们的人下达这个命令。监狱长先生以为我们的人要服从他的一等兵而不是自己的军官。”
祖鲍夫和一等兵一起走出办公室。
“听我说，”监狱长用和解的口气说，“什么事情都有严格章程。对你们军事情报局来说，消灭一、二十名犯人倒……·”他抿起嘴唇，那模样仿佛要吹去袖子上的一根绒毛。
“可是对我们监狱管理人员来说，每一名犯人就意味着一大堆报表。犯人死亡都要在表格中填写清楚，而且必须经过医生的证实。”
“我理解您的难处，”魏斯体谅地说。他向监狱长建议：“您还是去看看这些犯人吧。我想有些人要在您这儿关上一些日子。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的案卷会有专人送来的。”
“我说怎么没有人事卡片呢，想必正是这个缘故，”监狱长说。
他披上一件黑漆布的短斗篷，彬彬有礼地把魏斯让在前面，陪着客人顺一条螺旋形铁楼梯走到监狱的内院。这时卡车正载着“犯人”驶进院子里来。
十几名监狱警卫站在离汽车远一点的地方。
身穿党卫队制眼的战斗小组成员，虎视眈眈地在汽车旁一字排开。他们端着冲锋枪，解开了手枪皮套，那副样子，仿佛根本不把监狱警卫放在眼里，认为押解犯人完全是他们的事。
犯人们顺着从车帮上放下来的铁梯下到院子的石板地上。两个盖着布袋子的人躺在担架上，由几名犯人抬下车放在一边。
魏斯漫不经心地朝担架那边点点头，好象要让监狱长放心：“噢，这两个都还活着。您知道，他们患的是脱肛症。”
“对，”监狱长说，“我知道：这是泻药的功效。我们也采用这种办法。”
雨还在下着。沉重的雨点滴滴嗒嗒地敲打着监狱院子的石块地面，溅起了一片水雾。
雨水从押送兵的钢盔上哗哗地流下来。犯人们在暴雨中瑟缩着身子。他们不是想躲雨，而是在保护衣服下面的武器以免淋湿。有几个人怕冷似的把手揣在怀里。他们不是冻僵了手，而是让手保持干燥，免得拿枪时打滑。
魏斯对犯人们的异常表现作了解释：“一路上，他们有些人的手指头什么的，让我手下的小伙子给打坏了。当时我想：这下子他们只能在地上爬了。没想到，他们居然还能用后爪站着呢。”
“他们反抗了？”监狱长问。
魏斯耸耸肩，冷笑说：“要是那样，哼，就不必跑那么远的道把他们弄到这儿来了。”
“您的这些小伙子可真威风，”监狱长看到士兵们的样子夸赞了一句。
“凭良心说，他们累得够呛，”魏斯说，“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