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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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觉得自己绝对健康，”魏斯说。
“这对您无关紧要，”便衣说，一边把眼镜放入镜盒。
审讯员又对魏斯说：“既然查明您确实叫魏斯，我撤销关于您作假供的指控。”
魏斯并足鞠躬。
“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审讯员问。
“只有几句话，”魏斯冷笑着说。“我在伯尔尼曾委托一名特工转呈一封信件给华特·舒伦堡，其中谈到我可能遇上这种圈套以及来自缪勒先生方面的危险。是军事情报局特工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告诫我这样做的。”
“好吧，”一个便衣说。“这样一来，您只好更快地步施泰因格里茨先生的后尘。”
但魏斯发现，这时三位“法官”偷偷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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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斯尽量不想死刑的事，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意识。
他勉强能做到的一点，仅仅是不再设想有关的细枝末节，排除那些杂念。
他知道自己可以作为一名苏联情报人员被德国人处死。他把就义前应有的表现已经考虑得很细。他相信自己直到最后时刻都能保持一个苏维埃人、一个肃反人员的尊严。他应该把整个身心投入这场斗争，而不是去考虑死亡。
可是，以约翰·魏斯的身份被处死——他对这一点却没有思想准备。
直到临死他还不能，还没有权利成为他自己，这真是最可怕的事。他将作为一个德国人而被德国人处死。
这样，盖世太保不过是弄死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德国秘密部门工作人员，如此而已。
死得这样荒唐，真叫人受不了，能让人发疯。何必鼓起勇气迎接死亡，准备英勇就义呢。他可以痛哭流涕，低三下四地求饶。他可以在这方面不择手段。对于两大秘密部门勾心斗角的牺牲品、帝国统治人物互相倾轧的可怜牺牲品约翰·魏斯来说，这样做是顺乎自然的。死到临头，他还保持什么作人的尊严，真是大可不必的。
然而亚历山大·别洛夫决心打消这种想法。因为魏斯还存在，他变成的那个魏斯至今还存在。今天的魏斯大大不同于当初的魏斯。他已经成为某些人不能等闲视之的一个人物了。
别洛夫权衡各种自救方法，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些尔虞我诈、卑鄙无耻的匪徒之间，约翰·魏斯即使答应同流合污，也只能靠怯懦行为换来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正是为了这一点，有两个人物轮番前来向他施加压力。第一个人礼貌得有些肉麻，看样子是学法律的，一周来一次。他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劝魏斯讲出舒伦堡的秘密外交间谍在伯尔尼的活动情况。只要魏斯答应，就能得到宽恕。
魏斯对这个有教养的人态度蛮横，用舒伦堡一定会报复来恫吓他。法学家声音不高，但是满有把握地回答说：“即使您提到的那个人得悉您现在何处，他也未必会对您发生兴趣。因为他知道，这地方有办法让人开口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您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这么说，就是放我出去，那个人也会设法处置我，因为我的舌头太长了？”
“毫无疑问，”法学家说。“但是，对您的情报表示关注的另外一个人，他的神通广大，可以送您去国外，比如说到西班牙去。”
“好让舒伦堡手下的人在那儿收拾掉我吗？”
“这要看您的秘密活动才能如何了。”
“谁能阻止我从西班牙向舒伦堡报告，你们对我搞了什么圈套呢？”
“这是没有意义的。您的供词会及时呈报给舒伦堡，不由得他不信。”
“然后他就和你们的头儿达成协议，一道来决定把我搞掉。”
“一时倒不会，您可以多活一段时间。”法学家笑笑问道：“我想您能够看出，我对您开诚布公，坦率得不能再坦率了，不是这样吗？”
“可不是，”魏斯说。“不能再坦率了！”
第二个人每逢星期五到魏斯的囚室里来。星期五是狱中执行死刑或体刑的日子。
这个人个头很矮，粗脖子，阔肩膀，挺着紧绷绷的肚皮，面孔呆板，毫无表情。
他走进囚室后，首先检查犯人的双手是否绑紧，然后脱下上农，整齐地放到凳子上，卷起袖子，戴上厚皮手套，不声不响地开始揍魏斯，一次二十分钟。他揍得很有经验，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二十分钟后坐下来歇一歇，再重新开始。临走前他问魏斯：“怎么样？”走的时候随口又说：“下星期五再见。”
魏斯强迫自己在两次毒打之间同这个人搭讪。意思是他明白对方的职责，认为这不应妨碍他们之间的交往。
魏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每挨过一顿打之后，就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下一次毒打。
他可不愿被活活打死。最初一段时间，他运用过去在狄纳摩运动场拳击小组练拳的经验，挨打时闪让着身体，以减弱打击的力量。可是矮子识破了他的计谋，一边打，一边把他紧紧地逼到墙边。
打手坐在小床上休息时，魏斯疲惫不堪地背靠着墙壁，生怕倒下来。他艰难地龛动着被打烂的嘴唇，讲起狗忠于主人的故事。他说狗聪明伶俐，善于揣测人的心思。魏斯有一次瞧见打手衣袋里放着副连皮带的狗脖套，所以想用动物的故事来软化他的铁石心肠。
打手默默地听着，然后叹口气站起来，重新使劲地打魏斯。
三个星期过去了。这一天矮子揍完后对魏斯说：“好，完了。”他向魏斯伸出手，低声说：“您觉得内脏没有受伤吧？为什么？实际上我和您有同样的爱好，动物当中我最喜欢狗了。”
拷打程序到此结束。彬彬有礼的法学家也中止了他的造访。他无法促使魏斯坦白交代，最后埋怨道：“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了解您。您很熟悉我们这一套方法、您的信任复合体的功能已经衰退，使我无法同您交往。”
魏斯得到了几天的安宁。
一天早晨，他被叫醒，被套上一件无领衬衫，反扣着双手带了出去。两名犯人被处死了，接着又是两名。下面轮到了魏斯和他旁边一个因脊椎受伤而直不起腰的人。俩人抬起头来准备被罩上麻袋，可他们却被押回了各自的囚室。
以后魏斯又两次被押赴刑场，每次都活着回来，但他觉得已经死过三回了。
经过三次刑场陪绑，魏斯变得心灰意懒。他发觉自己这种精神状态之后，感到十分可耻，决心再来当个模范囚徒，强迫自己行动起来，努力克服那铅块般压在心头的死亡之感。
四室里又变得洁净明亮。魏斯又开始做操，用半天时间作长途散步，一边走一边默念他心爱的作品，或者下几盘盲棋。
囚室里无昼夜之分。魏斯根据领到多少盘烂菜汤来计算日子。百瓦灯泡射出强光，象硫酸般灼着眼睛。自从那两个人停止光顾魏斯，百瓦灯泡换成了暗弱的小灯，只有一圈微微发红的钨丝。囚室里变得阴暗寒冷，好象一个坑穴。先前的强光烤暖了空气，倒也不怎样冷。现在寒冷却在无休止地折磨着魏斯。
死刑的威胁尚未解除。但他已经习以为常，置之度外了。每一夭，他给自已规定好第二天的任务。例如从莫斯科步行到巴科夫卡，往返四十六公里，去时心里想着瞧右边，返回时就瞧左边。
他为自己设计了很复杂的体操动作和数学习题。
他一度有些犹豫：是否作些让步呢？把自己知道的有关舒伦堡秘密外交活动的情况通通告诉他们，换取一个短暂的自由也罢。他仔细权衡了利弊，得出一个结论：他之所以至今未被处死，只不过因为还没有从他口中掏出任何东西。一旦他被掏空，他们就会象销毁空了的秘密文件袋一样把他消灭掉。此外，他的顽强劲头显然使盖世太保们觉得，他在政治谋报部门所担任的角色比他们预想的更为重要。
最主要的是，在舒伦堡和缪勒上面还有希姆莱，而舒伦堡是遵照希姆莱的嘱托行事的。如果缪勒利用魏斯提供的材料攻击碎伦堡，希姆莱肯定会知道，并且会充当他们的和事佬。二人和解之后（或者在此以前）就会一同来解决魏斯。当然，他可以逃避他们的报复。比如转入地下，参加祖鲍夫的小组。但这么做就断送了约翰·魏斯的前程，今后若要取得魏斯这样的地位，多少苏联侦察员又得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不，为了让约翰·魏斯活下去，必须争取自己活下去。
连监狱的看守也对这个囚犯敬重起来。一个判了死刑不知哪天就是末日的人还能如此顽强不屈，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不肯垮下去，这在他们看来是极为罕见的。
魏斯劲头十足，把囚室打扫得一尘不染。
他是一名遵守纪律的囚徒，朝气蓬勃，和蔼可亲，但从不丧失自己的尊严。
魏斯逐渐感动了两名看守。这是两个职业狱卒，平时在他们眼里，牢中的囚犯还不如笼子里的家兔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他们认为魏斯是模范犯人，对他有了好感，开始给他一点小小的方便。现在魏斯能够看到书了。他专心读书，排除杂念，使情绪稳定下来，并且用客观的眼光来审查自己。这样，他对自己就有了信心，有了把握，相信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失去自制的能力。
七月末的一天，看守突然来提魏斯。魏斯心想：“一定是押赴刑场。”
他感到奇怪是，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忧伤，没有恐惧，甚至不愿去想什么重大的事情。
也许，他已经倦于想到死亡，不再感觉到死亡的可怕了。他没有被押赴刑场，而是被带到上面的一层楼上，那里是一些普通囚室。
经过走廊时，他听见开关铁门的动静，水泥地上沙沙的脚步声，还有卫兵们的何掌鞋底踏在地上的响声。
一位德国将军反剪双手，满脸伤痕，从魏斯身旁走过。两名党卫队员用冲锋枪的枪管狠劲地搡他，把他的背脊捅出了一个凹坑。
魏斯突然置身其中的这个普通囚室，倒象是一间兵营，里面挤满了军官。这些人仿佛是遭到突然袭击、刚刚向敌人投降的一批残兵败将。
敌人撕下了他们的肩章，连同军服呢子扯掉了他们的奖章。一些人遭到毒打，两个遍体鳞伤的人躺在地上。
除了军人，这里也有穿便服的人。其中一人不知为何穿着丝织睡衣，脚上套着毛皮便鞋。
书架似的三层床位全部被高级军官占据。其余的人分散在水泥地上，或是坐着或是躺着。
一个穿便服的人远离众人，背靠墙壁坐着，把血迹斑斑的脑袋垂在胸前。他已失去知觉，但是谁也不去理会他。
魏斯往金属茶缸里倒了些水，从马桶的搁板上拿下一叠纸，搓成纸球，放在地上，燃起一小堆火，烧热茶缸里的水。
魏斯用温水给伤员擦洗头部，用纸敷住伤口，然后从自己衬衫的下摆撕下一长条布，把伤员的脑袋包扎好。
魏斯发现囚犯们在注视他的举动。他料理停当，从地上站起来，环视众人，冷冷地说：“先生们，不肯救死扶伤，这可不是士兵的作风。”
“怎么，教训人吗？”一个淡黄头发的军官怒冲冲地说。
“不错，”魏斯说。“是得教训一下。”他劝那个人：“请爱惜您的神经，往后还用得着。”
一位花白头发的军官悬腿坐在床上，大概是这里军衔最高的人，因为众人望着他的时候都带有几分敬意。
魏斯走到他的床前，立正报告，自我介绍：“中尉约翰·魏斯，被判绞刑。”
“已经判了吗？”军官问道。
突然，魏斯听见上铺传来古戈·伦别格的惊叫声：“我的老天！您还活着！”
魏斯朝古戈笑笑，古戈从床上跳下来拥抱了他。
“我不能说在这儿见到您很高兴，但也不愿扯谎。纯粹从自私的角度说一句，咱们能见面真是一件乐事，”魏斯坦率地说。
“您是好样的！”
“又有什么办法呢？”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魏斯摇摇头。
古戈咬着他的耳朵说：“您还记得施道芬堡上校吗？缺一只胳膊，在我家里认识的？”
魏斯点点头。
“上校行刺元首未遂，炸弹爆炸了，希特勒没有死。据说希特勒当时说了一句历史性的名言：天啊，我的新裤子，昨天才换上的！’”
古戈的脸抽搐着，两眼发亮，瞳孔扩大。他狂笑起来。
“给你倒点水喝吗？”魏斯问。
“不，不用。”古戈止住魏斯，喘着气悄声说：“您无法想象，在这次反希特勒的密谋中，出了多少胆小鬼和叛徒！”他绝望地说：“我没来得及象有些人那样开枪自杀，现在他们要绞死我。要绞死我，是吗？”
“施道芬堡呢？”
“他和一些人在院子里被枪决了，用汽车的前灯照着干的。执行者是那些一听说元首还活着就变节了的人。他们在党卫队赶到之前先下手，为的是销赃灭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如今也在这里，床上躺着的那个就是。”他狂叫道：“一切都完了，魏斯，完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用嘶哑的嗓音说：“施道芬堡临刑前最后一句话是。‘永恒的德国万岁！’”古戈满怀希望地问道：“您是否发现，我和施道芬堡的观点不一样？我若是他，就喊：‘大日耳曼帝国万岁！’”
“看来您会有这种机会的，”魏斯克制地说。他明白了古戈的意思：直到临死也要声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不同于施道芬堡。
不管怎么说，由于古戈的关系，被囚禁的军官们已将魏斯一视同仁了，并对他产生了信任。魏斯很快就成了这些人的头儿。这不仅由于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犯人，而且也由于他很会在各种情况下把各种不同的人组织起来。
他建议把床位全部腾给伤员和遭到毒打的人。花白头发的上校例外。魏斯说，只有老人可以照顾一下。
由于魏斯长期来在看守们眼里算得上一个模范囚犯，他还能向他们要到一点药物。
有些囚犯保存了订婚戒指，魏斯劝他们拿出来收买看守，以便按照某个地址合寄一封信给各自的亲友，每人捎上一两句诀别的话。
魏斯甚至规定了字数：每人不得超过十个字。倘若信写得太长或同时写好多封信，看守就不便藏起来偷偷捎出去。魏斯利用领来的药品做成墨水，他知道这些药的化学成分。他在一个军官的制服上找到一小段别针，这是一枚1941——1942年对俄冬季战役奖章上残留下来的。魏斯把它砸成一个笔尖。
第一周，将近三分之一的囚犯在审讯后立即被处决。
魏斯千方百计减轻军官们所受的铁窗之苦，尽管不是所有的人使他产生好感，更谈不上同情。
例如那个上校，他对党卫队师团的战斗力评价很高，只埋怨元首不想用国防军组建类似的特种部队。他认为这种部队同样能有效地履行党卫队的职能，也能象盖世太保特别队那样坚决地清除占领区多余的居民和抵抗力量。
上校对希特勒1943年12月22日颁发的一道命令特别恼火。根据该令，国防军部队中自1942年在编的“辅导军官”（所谓政治军官）均从军队反间谍系统（“HI处”）划归各级参谋长直接指挥，并改称为“国家社会党下属军官”。这类军官一般由国家社会党骨干担任，但他们没有丝毫作战经验，也从未上过前线。选拔这种军官的工作由鲍曼负责，实际上归他的党务办公厅领导。
上校皱起他那窄窄的、显出一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