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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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四）
第二，校长克拉克（Clack）女士，每当毕业班的最后一个学期，就邀请各行各业不同的人们，每个星期六的第一堂课，轮流来给我们做报告。他们可能是图书馆管理员、新闻记者、中小学的教师，甚至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妇女，也会被邀请来，讲一讲她是如何持家的。这些人的报告，第一，讲他所从事这个职业如何能为社会服务；第二，应该如何去干这门工作才能达到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同时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快乐。当那位家庭妇女站起来向我们讲演时，我们心里都以为管家有什么好讲的，不过是过日子吧，可是她说她每天做家务把屋里弄得整齐清洁，使全家的人都感到舒服，养成爱清洁整齐做事有规律的习惯，她自己觉得老老少少都喜爱这个卫生的环境，在思想行为上保持清洁，她心里也舒畅。
每当星期六午后，校长住校的儿女放周末假回到家以前，她总是记着要提前半小时吃午餐，之后快去睡一个半小时午觉，以争取有完好的精神来欢迎她的三个儿女回来，她一定不能带着疲劳马马虎虎地回答儿女从学校带回来的一些对生活、学习、交友、劳动等方面的不如意的问题。她一定要洞察、体贴孩子们所提问题后面的心理状况，并在回答中予以正确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不能像学校教育那么庄严，要显得轻松，而在感情和趣味上，又要能深深地感动孩子们。
在周末让孩子们吃好、玩好的时候，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要让他们一同做一次好的晚餐，让他们学着互助的乐趣和必要的合作。母亲的一举一动都是对子女的教育，要时时动脑筋，处处注意。
对家中的老人，也要时时关心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没有“我老了，没用了，不受人尊敬和重视”的感觉。这也是对孩子的教育，让他们也学着对老人要自然而然地敬爱。一个家庭主妇对家中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要时时注意，要给大家正确的观念、愉快的感情和适当的帮助。
我们听了校长的谈话以后才知道，做一个家庭主妇并非悠闲享福，她们也和职业妇女一样，要动脑筋服务身边的亲人们。这帮助我们认识到，求职不是仅为着赚钱搞好自己的物质生活，而是要帮助大家服务社会。
在交友问题上，校长克拉克也很关心，并给我们以教育：一、她赞成我们女生中外男女朋友都交，可以开阔视野和心胸。我高二的时候，她跑进教室给我一个美国高中女童子军的地址，嘱我跟她通信。她说：“你交朋友可以得到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我跟这个朋友通信了五十多年。记得通信十年后我到美国休斯顿城去宣传抗日时，她已经大学毕业，在女青年会当干事，帮了我一些忙。我丈夫上世纪八十年代去美国宣传改革开放，她和她丈夫也帮了一些忙。我高二在文华中学结识了一个男生，姓崔，是我姑妈同学的侄儿，我们互相通信，校长每次去文华中学办事时，总问我是否要她带封信去给那个男生。文华中学是我们圣希理达女中的姊妹学校，都是圣公会在武昌办的中学，我常托校长带信，她都带到了。高三时我们同学由老师带领去武汉大学参观，又认识了一位武大男生，是我一个同班同学的哥哥，我们也通信了。校长有一次去武大也帮我带过一次信。我把信交给她时说，我怕人家说我交男朋友是谈恋爱。她说，交朋友是交朋友，与谈恋爱是两回事，你们中学生太年轻了，自己还想不清楚你们的前途应该怎么样，不能谈恋爱，只可以多多交朋友。这个武大的学生姓杨，后来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连自己的婚姻问题都找我商量。他在德国工作时，一个德国少女追求他，当时德国是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那女孩子又崇拜希特勒，我劝他不要跟她继续好下去，他听了我的话，后来跟一个金陵女大的女生结了婚。解放后他当了中央政府农业部副部长，有一次他到昆明出差，建议云南省政协聘请我为第五届委员。在国民党执政时他是湖北省善后救济分署副署长，因不听国民党的话，把联合国救济物资大量送到解放区，湖北省法院判他通敌。我丈夫当时任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经济调查处处长，亲自跑到汉口法院去救了他。后来他们也成了好朋友。
二、我高三时校长还准备在体育馆里开一次交谊舞会，请文华中学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来，也请双方家长参加，她让体育老师教给我们一些舞会上男女之间的礼貌和礼节。因为当时武汉民众思想观念仍很落后，不开通，后来，这个交谊舞会没有开成。
圣诞节前夕的礼拜天，校长教我们都应该准备礼物彼此相送，尤其是要送给穷人，这是学着“施予”。她教育我们，人不能只想接受人家的给予，也要学着给人家一些好处，因为《圣经》上说“施比受更有福”。她也教我们做了好事不要让别人知道，因为《圣经》上说了“右手做了好事不必要左手知道”。每年圣诞节前夕，她就嘱咐我们检查自己的身心做过什么上帝不喜欢的事，如有，一定要忏悔，要预备一个纯洁的心灵才好过圣诞节。我也曾到牧师面前去忏悔，我想别人不知道的坏事牧师是能绝对保密的。校长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做了坏事是瞒不了自己的。自己查出来，忏悔了，向上帝允诺“我再也不干这些坏事了”，你就心灵得救了，会感到平安。我们就按照她的教诲去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一部分少年不识愁滋味（五）
三、每个礼拜六的早晨10点到11点50分，全校的学生到大礼堂上音乐欣赏课。音乐老师卡克丝小姐放留声机，让我们听世界有名的音乐家的代表作，向我们讲述不同音乐的区别和音乐家们的传记。她开阔了我们的精神境界，提高了我们的艺术欣赏力。
为了提高我的音乐水平，毕业的那一年，学校鼓励我学了钢琴。我热爱歌唱，但是由于音调不准，我总是不能进入唱诗班。这是我一件很大的憾事。我喜欢演剧，每当我们班演戏的时候，我总是被选为女主角，同学们都喜欢看我的演出。我在球类方面很差劲，但在舞蹈方面特别出色。在学生会以及其他一些活动中，我是一个活跃分子，尤其是在辩论会和扶贫的活动中，我的表现能力特别出众。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被选上学生会主席这个职务，那是因为主席一定要各门功课上都拔尖，而我的数学成绩总是很糟糕。假若一个学生，她的每门功课都能在85分以上，她的名字就会上榜。我不难在其他的功课上超过85分，但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的数学却从来不行。所以，每当寒暑假我都不能休假，要对数学进行补考，否则我就升不了班。
中学教育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使我很愉快的。我在这方面的烦恼并不太多，令我感到有矛盾的还是，我不能同时选择共产主义与上帝。我很崇敬共产主义，也很喜爱上帝。我常常想，共产主义如果能同时包容上帝，那该多么好啊！我觉得，那时世界就有了人类最好的希望，人类的需要就和造物主联合起来了，那些小册子告诉我们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个真正富强而民主的国家，资本家就不能再剥削工人，也没有了种族歧视，全国都实行义务教育和免费医疗，世界上再没有饥饿和犯罪，地上就和天堂一样。可是对我来讲，共产主义有一个大的缺陷，就是没有上帝。
我的数学成绩最差，我也最怕我的数学老师，她叫汤姆林，是个老姑娘，教学时对学生严格而毫不留情。有一天，几何课上的一个新的课题，她讲了四十分钟，留下十五分钟给学生提问题。我是第一个举手的，我的问题一说完，全班就哄然大笑。因为我的话表明，从头到尾我都根本没有听懂老师讲的课。这时，我打了一个喷嚏，就习惯地用手绢去捂住我的嘴和鼻子。老师误认为我打喷嚏是在傻笑，她很生气，认为我不用心听讲，不懂还要傻笑。我根本没有想到，她会把我打喷嚏当成了傻笑。我一贯是一个数学不好的学生，我哪里敢问她为什么发脾气？从此以后，我见到她的背影都害怕。直到八年以后，我中学也毕业了，大学也毕业了，又工作了三年，才碰上一个机会，汤姆林老师请我吃饭，饭后，我又打了一个喷嚏，而且我又捂着鼻子。她又认为我在傻笑，还问我：“笑什么？”我突然恍然大悟：八年前，我在教室里打喷嚏，她误以为我不好好听课还要傻笑，所以大发雷霆，狠狠骂了我一顿。我这时才向她解释了那一次的误会与冤枉，我们开怀大笑。我虽然最怕她，我几何课的学习成绩虽然不好，但几何课对我思维方法上的帮助却是我受益匪浅的。有一次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分数是59。5分，我想任何老师都会把它加成60分，但她没有，她说如果加了就是对所有同班同学的不公平，要加就都得加0。5分。她的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影响了我人格的形成。我以后做人，她这种精神成了楷模。我在以后的教书育人中，她的品德的模范，是我终身受用不尽的财富。我终身都感谢她。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一）
1931年夏天，我刚刚从圣希理达高中毕业，正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二哥刘德诚带着他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向景云，来到我们家。他是来请求我的父亲，把国民政府没收的他父亲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他的。他父亲是军阀肖耀南的财务处长，这个军阀曾统治过湖北省，他父亲在北伐后逃亡北平，过着寓公的生活，直到几个月前去世。留下一大家子人，一个妻子，六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媳和她的三个女儿，没有经济来源。他的儿女都在北平的大学里读书，他的妻子长期卧病在床，他的儿媳虽然担负着全家的家务，但在婆母的管制之下，完全没有发言权。那些孙辈们，有些上学，也有些就待在家里。
父亲当时是国民军第十军少将军法处处长。他利用关系，要求法院重审向家的案子，并且将向家被没收了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他们。所以，一夜之间，向家从一文不名，突然变得富有起来。在这个案子没有结果之前，向景云把时间都用来看小说，我们全家幼小的弟妹们——我的弟弟、妹妹和一个表妹——每天缠着他，要他讲故事。我有时也参加，一起听他讲。即使是今天——六十九年以后，我仍然记得他讲的头一个故事：《在帮底海船上的叛变》。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认为，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人，是最受欢迎的客人。
根据老传统，哥哥的朋友应该被称为哥哥或弟弟。我们大家都叫他“向二哥”，而并不去理会他叫什么名字。这位“向二哥”讲得一口地道的京腔。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也会讲湖北话，因为他的父亲曾跟随部队驻扎在武昌的某一条街道上，紧靠我们家附近，他还曾在武汉某一所有名的模范小学读过书。我立刻站起来说：“我是那个学校新制的第一班学生。”他回答说，他是那个学校旧制的最后一班的学生。这样算起来，我们就在同一个学校同学过一年。立刻，在我的记忆中出现了一个长着尖下巴、一双恶作剧的眼睛的坏孩子的形象。我问他：“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坏孩子……”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坏孩子，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客人。他已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圆脸的大孩子。我想，现在的这个人与当时那个坏孩子毫无关系。我就告诉他，那个坏小子叫向景云，每次当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都要喊我一个坏绰号。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刚好是他管入场券，而我又刚好用完了我的全部入场券，就向他再讨几张。他却要我喊他一声“哥哥”，作为交换条件。他说这话的时候，用一种很不友好的眼光，瞟了我一眼。我心想，谁愿意叫你这个讨厌的家伙哥哥。从那以后，他每见到我一次就喊我一次他想得出的坏名字，比如什么“刘德伟油炸鬼”。我就越来越恨他。当我说完这些话以后，他问我还有一些什么坏事，你要讲出来的。我说，六年过去了，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给我留下坏印象。我问他：“你还记得他吗？”他很坦然地回答说：“当然喽，他就是我。”我顿时感到非常难为情。我说：“不可能！你完全不像他。”他说：“我变了，我增加了体重。我很遗憾，我当时是那么坏。我要你肯定，我现在不是那样坏了。”这种难为情的感觉在我心头徘徊，我对自己说，他刚才那种沉默和毫无表情的面孔，已经够坏的了。更糟糕的是，他以后还成了我的丈夫。
1931年，日本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二哥和景云回到北平上学去了。很快，报纸上登出了我已被燕京大学录取的消息。燕京大学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司徒雷登博士1919年创办的。他生于苏州，常常很骄傲地向别人介绍自己说：“我土生土长在苏州，我是苏州人。”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父亲要将他最好的衣服送去典当，为我筹措学费。我很快跑到汉口去找我原来的那位英国老师（我们彼此曾因政见不同而大吵过），请求他的帮助。他说：“我实在不愿意你进燕大，那里是男女同校，很快地就会有很多男孩子追求你。我可以借给你这笔学费，但是你要答应我，不和任何男生谈恋爱。”我说：“我不会谈恋爱的。你知道，我要做一个职业妇女。但是，我不愿意在借钱这件事情上，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假如你非要有这个条件，我宁肯不借。我恋爱与否，任何人管不着。”我站起来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他也马上站起来说：“我可以无条件地借给你这笔钱，而且以后每个学期我都将主动地将钱送到你的手上。”他边说边坐下来，写了一张支票，递到我的手上。我匆忙地回到家里，告诉父亲不要去典当他的衣物。第二个学期开学之前，另一张支票就收到了。他这种慷慨，以及不断地写信和送礼物给我，使我闻到一种腥味。他的年龄和我的父亲差不多，他的妻子是一位很仁慈的老太太，他的女儿非常喜欢我。他经常给我写信，使我感觉是在犯罪。我不愿意与任何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我越来越焦虑。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二）
燕大很注重学生品德方面的教育。校长司徒雷登认为，学生正在青春期，精神上的问题特别多，每学期都要请德高望重、懂得青年心理的人来演讲，讲如何做一个正直、愉快的人。大学一年级结束那年夏天，司徒雷登从印度请来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司达列·俊士（Staney Jones）博士。他给我们做了一次非常好的演讲。他教导我们如何去培育一个健康的生活。而且他在演说之后，还欢迎我们单独去与他讨论自己的私人困难和问题。我与他约定了时间，向他陈述了我与那位英国老师之间的关系。他领着我与他一起祷告，并且选择了《圣经》上的几段文字，叫我念出来，并且叫我自己思考，以便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我立刻决定，立即终止与这位英国老师之间的借贷关系。回到汉口以后，马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教母玛格瑞特·康福…布朗太太。她的丈夫、我的教父旨弗瑞德·布朗（Fred Brown）建议我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