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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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四年级时，我在一个英国文学班上，遇见了萧乾。他在比较文学的课上，是一名最出色的学生。他经常与我们的系主任谢迪克（Shedick）教授辩论，非常有趣，使这个课的学习气氛异常活跃。那时，他在文学界刚刚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　　　　
　　　　每天晚上图书馆关门时，他就邀我一起去司徒雷登住宅旁“临湖轩”的后山上。月光下的未名湖展现在我们眼前。他就像个孩子似的，对着湖水大声地呼喊，叫得夜晚的天空都为之颤抖。他告诉我，他的童年在劳动与忧郁的压力下很不自由。他现在想用这种狂野的行动，来补偿他幼年失去的自由。他说：“我不能在任何时间和地方这样叫喊，人们会以为我是疯子。只有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你是同情人与了解人的。”我俩在山上捉迷藏，像两个孩子一样。我们玩够了以后，他就送我回宿舍。他离开我的时候，总是沿着宿舍的外墙，一路走一路吹着口哨，一直走向六楼男生宿舍。好像他在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是最快乐的人。不久，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就感觉到，我们的感情有些超出友谊的味道。于是我找了个机会告诉他，我已经与景云订婚了。但是，我与萧乾都热爱文学，所以我们之间的友谊延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八十九岁。我今年九十三岁，清理书房的抽屉时发现萧乾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说他和夫人共同翻译《尤里西斯》，嘱咐我也应该留点什么有益于人的东西在世间。看着老友最后的笔迹和关心的叮嘱，我心里万分难过。想起他抗战初期在汉口领我去拜会他的恩师沈从文，他希望我也学习写作。他说，沈从文很愿意帮助年轻人学习写作，他会帮你修改文字的。沈从文一见，就非常喜欢我，谈话中也鼓励我学习写短篇的东西给他看，并且挥写了一个古诗十九首的横幅送给我，我很宝贵地保存在我的箱子里。那时，我正要出国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本来以为三个月就可以回国，没料到一去就是三年。武汉沦陷后，我放在市一女中宿舍的东西早已无影无踪，沈从文写给我的古诗十九首横幅也不知去向。　　　　
　　　　1934年双十节，我和萧乾都是四年级毕业班的学生了。那天晚上，校园里举行了一个提灯游行庆祝会，他邀请我与他一道提灯。景云有几个清华的朋友，都是留校的研究生，其中也包括后来中国最出名的钢铁专家孙德和。由于景云已去上海工作，他们怕我寂寞，为了陪我欢度节日，来到燕大。我就邀请他们与我一起参加提灯会。他们看到我与萧乾在一起，就产生了怀疑，都为景云吃醋。小报告马上打到上海，要景云阻止我与萧乾的来往。我是一直到我与景云结婚多年以后，景云偶然提起这件事情，我才知道的。我惊奇地问景云：“怎么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你这样的一封信？”他说：“我们相爱、相知、相信，用得着写这样一封信吗？”　　　　
　　　　1992年，萧乾夫妇借和一群文学艺术家从北京来昆明出差之便，专门到我昆明的家中看望我与景云。当时景云正卧病医院，萧乾一进病房，景云就与萧乾亲密地拥抱起来。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景云在向文洁若（萧乾的妻子）说，你应该相信你的丈夫，和我相信我的妻子一样，他们的友谊是纯真的。我确实明白了，景云是一个考虑得最周到、最可爱的丈夫。　　　　
　　　　1941年，我从美国回来路过香港时，发现景云的行李中有一大包信件，是芝加哥大学一名美国女生寄给他的。他既然如此保存着，就说明这些信件对他十分珍贵。我很能理解这种爱。人是很复杂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有多种需求的，这些需求不是从一个人身上就可以满足的。但是，只有一个人能给他最衷心的支持。我很高兴他可以从另一个人身上，发现他需要的东西。我也理解，这些东西肯定不能代替我给他的爱。所以，我把那些信件整理好、包好，依旧放回他的箱子。他很欣赏我对他的理解。　　　　
　　　　1992年，萧乾离开昆明返回北京的前夕，又一次来到我的寓所。他不知道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后一次见面。他站在阳台上，望着满天繁星，转过脸来对着我，露出孩子般顽皮的微笑，悄悄地说：“我现在能再大叫大喊一声吗？”　　　　
　　　　1999年4月，噩耗从北京传到我所在的美国马里兰州——萧乾逝世了。我非常悲痛。一颗文学之星，陨落了。　　　　
　　　　当时在国内，他被认为是三位硕果仅存的现代作家之一，另两位是冰心和巴金。他曾经二十年不能写作，但他对我说，这是好运气，因为那时候要说也得说假话，默默无言比被迫说假话要好得多，说假话会造成心灵的创伤。他的夫人文洁若从日文翻译过二十几本文学作品。她比萧乾年轻十八岁，她与萧乾结婚时，曾遭到全家的反对。举行婚礼那天，新娘只从娘家拿了一包衣服，乘坐三轮车，新郎骑着自行车跟随在新娘的车后，走过北京的街头。我觉得，这是最美的、最浪漫的一次婚礼。　　　　
　　　　上面写的，是我在燕京最爱的一些人。　　　　
　　　　在燕京的生活中，我还有一件难忘的事。那是在我大四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要独自跑到宿舍门前的人行道上，静静地去听下水道流水淙淙作响。那是一曲多么美妙的音乐啊！在寂静和安详的夜晚，我一个人独自享受这音乐。我抬头邀请星星和白云与我做伴，我们一同微笑着。温柔的风拂过我的头发，我低下头来，以便更清晰地听这音乐。当我对它说“晚安”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感谢。我爱它，我相信，它也爱我，这是多么的幸福。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八）

　　　　我有一辆破自行车，是大一的时候，我买的一辆便宜的二手货。平时它陪伴着我去上课，去图书馆，假日里它也陪伴着我去风景区。每当我与景云没完没了地闲聊时，它总在身旁耐心地等待着。它与我太亲近了，我无法离弃它。一天，我发现它的左把手折了，刹车的闸坏了，车铃也不响了。大家都说：“太旧了，不值一修，还不如去买辆新的。”我与它相伴四年，舍不得分离，而且，不久我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也用不着骑自行车了。虽然没把、没闸、没铃，我们仍然彼此相守，互不分离。有人挡在我行车的道前，我就会在车上大喊：“没把！没闸！没铃铛！”校园里的人们就知道，刘德伟的破车来了。为安全起见，他们会分立路旁相让。我和我的破车就很威武地冲过人群。我和我的车因此出了名。这是多么好玩啊！　　　　
　　　　1931年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以后，它的飞机就经常飞到内蒙古的上空侦察，进一步觊觎我国领土。中央政府对这一侵略行为毫无反抗的反应。蒋介石早期的这种不抵抗态度，引起了全民族的愤怒。我们大学生利用春假，访问内蒙，表示对那里的关注。五十八个大学生登记参加了这趟去百灵庙的旅行。　　　　
　　　　百灵庙是内蒙的政治与宗教中心。它在内蒙是一块圣地，女人是不能进入的。但在三十年代早期，女作家冰心打破了这项禁忌，去百灵庙旅行。这次我们旅行团的五十八个人中，就有十八个女生。其中有区储（后改名为区棠亮，是共产党员），有张希先（后来成为唐明照的妻子，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派驻联合国的大使，张在中国驻美大使馆负责中国留学生工作）等人。　　　　
　　　　我们从北京出发时，虽然时间已是5月，可火车越往北开就越冷，到达包头时我们已经冷得受不了。我们五十八个燕大的学生，坐了一整节车厢。男生比女生强，他们每个人出门时都带有行李，就铺在车厢地板上，躺在上边睡得鼾声大作。女生们就惨了，什么都没带，一个个冻得直发抖。我发觉，睡在我脚边一个男生的被子很宽大，真想马上钻进他温暖的被子里去。但是我没有动，因为害怕被人指责是一个浪荡的女人。但是到后来，我不仅浑身冰冷，而且连牙齿都直打战，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轻轻地从脚底钻到他的被子中。我不敢吵醒他，为了在他没有醒来以前先起来。我都没敢睡着，但已经感到温暖传遍了全身。直到车外天边已经露出鱼肚白，我赶快把温暖丢在一边，爬起来坐到椅子上。我窥视周围，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我这次大胆的行动，真是谢天谢地。当睡在地上的那个男生坐起来的时候，我发觉我竟然从来都不认识他。大约是一年级的新生吧。很多年以后，他成了一位很有名的儿科医生。　　　　
　　　　天已大亮，火车到达了山西大同。当地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全家只有一张土炕，炕下烧火，灶眼通往墙外。全家人都睡在炕上，坐在炕上，吃在炕上，盘着腿围绕着一张矮矮的桌子。我一向认为北方人的皮肤都很粗糙，但是大同的女人个个细皮嫩肉，温文尔雅。　　　　
　　　　赤日当空时，全体学生都乘坐卡车，开往百灵庙。很快我们就发现一片很大的黄色沙漠，在路的两边伸展开去。天空好像在四周围伸出长臂在抱着我们，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地球是圆的。卡车行驶了很久，到处都是沙漠，没有一滴水，幸亏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了一个水壶。北风刀割似的吹向我们的脸颊。地上的冰，仿佛一床地毯似的盖着沙漠。卡车走过时，把这块冰毯轧成一片片冰块，飞舞在空中，阳光照得它们像彩虹一般缤纷艳丽。当我们正在欣赏这种美景时，卡车忽然陷进沙坑中。我们全体下车推车前进，女生们毫不示弱，也一齐努力。男生们叫我们是“花木兰”。推了很远，直到大家都已筋疲力尽，才把卡车推出沙堆。上车后，那些彩虹似的美景又多次出现，但卡车遭陷的厄运也多次出现，我们也又多次下车推车。忽然间，我们看到不远处有一群排列整齐的圆形帐篷，据说那里就是内蒙古政府。卡车开到帐篷前，全体学生都跳下卡车，迎接我们的是热烈的炮竹声和欢呼声。内蒙的官员、士兵和老百姓纷纷和我们握手。他们大部分都会汉语。我真恨不得会说蒙语。蒙语有音乐的美，像从小鼓上面敲打出来的音节。他们说“多啦多啦”就是“唱吧唱吧”的意思。我们女生被迎到德王客厅的帐篷里。很快晚餐就开始了，有羊肉、羊奶和蔬菜。他们本来平时是没有蔬菜吃的，因为我们是汉人，所以特意到汉人区去买回来。那个割下来的羊头朝着我们，摆在桌子中间，而且一定要对准我们女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说老实话，这个羊头吓走了我的饥饿。夜色降临，我们都睡在华贵而美丽的地毯上面，盖着也同样华贵的毛毯。我们这一夜睡得很安详。可是黎明时分，四周的狼嚎把我们惊醒了。接着，士兵就吹起牛角。我想起了范仲淹的词句：“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主人送来两盆水，给我们十八个女同学洗脸，并且告诉我们：因为缺乏水，可以用三分之一的水来漱口刷牙。这两盆水在十八个女生用完以后，已经变得简直像两盆墨水了。　　　　
　　　　早餐以后，欢迎我们的会在露天里举行。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等候德王来给我们讲话。德王开头是用蒙语讲的。我们都知道这位德王可以说流利的汉语、日语，而且能写一手很好的古诗，所以，我们请他用汉语演说，但是他拒绝了。我们知道，他不肯说汉语，是因为民族自尊心。我们学生代表也发表了讲话，以表达我们对内蒙古同胞的关切之情。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难忘的燕京岁月（九）

　　　　有一天下午，我在百灵庙学着骑马，是一匹军马。我刚刚骑上去，没有想到，它立即飞奔上山。我想，到了山上我非掉下马来，坠落山下摔死不可，所以在还没有到达山顶之前，我就收紧缰绳，希望它能停下来。不料它根本不理我，一直向山上奔去。我就慌了。当马跑到山顶时，我把它的头往右边一带，它居然停住了。我下了马，看到山上有一个帐篷，一位内蒙古的军官正在弯着腰系鞋带。但是，他并不来帮助我。当牵马下山经过他身旁时，我和他打招呼，他答应一声却连头都不抬。他看起来似乎特别英俊，但他的冷漠却使我失望。后来，当我们离开百灵庙，卡车又经过那个山头时，我抬起头来，希望能看到他站在那里，但是没有看到他的踪影。我这个难得流一滴泪的人，当时几乎哭了出来。　　　　
　　　　有一天下午，我碰见一个大约四五十岁的男人，个子高大，他自我介绍是当地民政局的局长。他问我想不想谒见德王？他说德王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书法家。他现在正在与他的臣仆们一起作诗，诗兴正浓，是一个好机会，你可以去请他为你作一首诗，带回北平作纪念。我马上跟他去见德王，先对德王鞠了一个躬，他满脸笑容。民政局长用蒙语对德王说了我的请求，他非常高兴，立刻拿出好纸，铺在桌上，挥毫作诗，诗的内容是感谢我对内蒙古兄弟姐妹们的关心，远道来访。回燕京以后，我把它裱起来，挂在墙上。直到毕业回家，我都一直把这幅用蒙文写的诗带在身边。　　　　
　　　　分手时，民政局局长很感谢我们年轻人关心内蒙古的兄弟姐妹，他说：“在危险的时刻，我们像一群孤儿，没有父母照顾。中央政府送给我们一批防御的武器，结果发现都是坏的，无用的废品。其实，保卫内蒙古就是保卫中国。我们想，中央政府不至于那么愚蠢，把坏武器给我们，一定是在沿途被那些转运者、那些部队，把好武器换成了坏武器。这些行为使人们寒心。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学外蒙古那样，转向苏联，向他们寻求援助。”我对他说，偷换武器的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中央政府。他说，已经报告过了，没有反应。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他又长叹一声说：“我们知道，教育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是游牧民族，成天游来游去，没有办法给学生建固定的学校。我们只好沿用古老的办法，当孩子们到一定的年龄，就把他们送到庙里去，接受佛教的教育。”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建寄宿学校，让男女生住在校内受教育？”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们可以试一试。但是，这将成为一个革命，因为我们的民众是守旧而又深信宗教的。”　　　　
　　　　回到燕京后，我的思念仍然盘旋在草原大漠之中。这是我所经历过的一次最有趣的旅行。但在回忆中，点缀着一些忧愁，由于那个内蒙古军官的冷淡，到处的缺水……后来，那个民政局长来了一封信，信中还有一首长诗，诗里有原始古朴的美。他表示要与我做永远的道义之交。他的表现是直截了当的，强烈而直爽，倾注了内蒙古民众的豪爽感情。　　　　
　　　　大学毕业以后，我与景云的订婚，已经被双方的父母知道了。父母亲担心我太天真，而景云又太懂得人情世故。他的母亲不识字，没文化，而且对她家的大儿媳妇很不仁慈。所以，父母亲认为我嫁到这样一个家庭里是不会愉快的。他们知道我的个性很强，不会被环境改变。　　　　
　　　　毕业后，我回武汉教书之前到向家辞行。他母亲告诉我，她当年如何如何顺从她丈夫，他要是说太阳从西边出来，她绝不会说是从东边出来。我知道，她这是在教育我做一个顺从的妻子。我想起父母亲告诉过我，一个好妻子并不是要顺从丈夫，而是应该服从真理的，是帮助丈夫做正确的事的。他们认为，子女在婚姻上应有自己的选择，父母的意见只能作参考。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