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64-一粒珍珠的故事: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的故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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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景云的家庭从北平迁到武汉，住在离我教书的学校很近的一个地方。景云当然也想从上海到汉口来工作。父亲没有让我知道，他正在与景云签一份合同，上面写明结婚后，决不与他的母亲住一起。景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直到有一天，我偶尔打开父亲书桌的抽屉，才发现了这份合同，以及景云拒绝签名的回信。景云在回信中承诺，他们全家会以敬和爱来欢迎我，这样一个合同是不必要的，而且会给他的家庭与我的家庭带来伤害，特别会伤害他母亲的自尊。他父亲死后，母亲更需要儿子的照顾和爱护。
母亲知道这件事以后，说景云是个孝子，孝是做人的根本，孝子是不可能在社会上成为坏人的。母亲认为我选择景云是对的。当景云正与我父亲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收到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的入学通知书，9月就要开学。那时是8月，我立刻决定，不结婚了。等景云从美国拿了博士学位以后再考虑。我们的婚姻需要考验，这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二部分毕业了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受聘于晏阳初平民教育学会。这个平民教育学会在河北省定县。我的工作就是去收集民间歌谣，去除其中的迷信的和封建的部分，加入新的进步的思想，再教农民去演唱。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可是工资仅够 口。假如不是因为欠着一大笔圣公会的四年大学学费贷款，我就不会牺牲了平民教育会这个工作，去接受汉口一个教会女子中学教员的职位。我在这个女子中学中只教了一年，校长就不愿再延续我们之间的合同，他说我在传邪教。在一个礼拜五的《圣经》班上，我对我的学生们说，没有真正的天堂与地狱，天堂地狱就在我们的心里，做了好事，心里快活，你就上了天堂；干了邪恶的事，你心里终归会不快乐的，那你就是在地狱里。当时政府规定，毕业班的学生都要会考。我是初中三班的班主任，我领着学生到汉口第一女子中学去参加会考。在这个学校的门口安排学生依序进入考场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该校的校长就是1926年我在汉口第二女子中学读书时的校长。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握住我的手说：“你曾经是一个好学生，但是被‘学联’开除了。我曾代表学校去教育局，请求为你恢复学籍，但局长说，虽然国共合作，但教育却是在共产党的管理之下，‘学联’的权力比教育局大，即使教育局也得听‘学联’的话，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了。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好教师。请你到我们公立中学来教书好吗？”正好我很快就会被解雇，所以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到了第一女子中学，我的工资也翻了一番。但我很反感这个学校的一套正统思想。像当时所有的公立学校一样，这里也把蒋介石奉若神明，奉为至高无上的领袖，就像希特勒在德国一样，无论何时何地，言语中一出现蒋介石的名字，就得站起来立正，反对者就要关进监狱。
当时做军法官的父亲，一再写信警告我：必须从俗。我是燕京的毕业生，燕京给我的教育是思想自由，个性也要争取自由发展。我忍受不了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校长也警告我“要小心”。当时女教师们都穿蓝布旗袍，不带任何装饰品。而我却戴着珍珠耳环，穿着大红绸旗袍，到教室上课。十多年以后，我在上海任“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总干事时，一个女职员曾经是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她笑眯眯地对我说：“你还记得我是你的学生吗？我曾经准备带领全班同学把你轰出课堂，你当时打扮得太漂亮了，不合乎我们对一个教员的要求。校长告诉我们要郑重行事，给你一段时间，看看你究竟是一个好老师还是坏老师，再做决定。没想到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大家都发狂地爱上了你，拥护你。”她讲完后，我们两个人都大笑起来。
我当时除了在汉口第一女子中学教书以外，还兼任汉口广播电台儿童节目的主持人。我在里面讲儿童故事，唱儿童歌谣，有些歌谣是我自编的。有时是与儿童的父母谈话，主要谈如何了解儿童；教育儿童，做儿童的好朋友。我常常收到一些听众来信，表示赞赏与鼓励。有一次我在广播里说：“小朋友们，请你竖起耳朵听我的故事。”以后几天，我收到许多孩子们的来信，说：“刘姐姐，你上个礼拜教育我们不要骂人，但你今天自己骂人，骂我们是兔子，只有兔子才能竖起耳朵。”没想到一时疏忽，就被他们抓住了辫子，这些小朋友太可爱了。
1937年7月7日早上，我还清了最后一笔学费贷款。贫寒学生大学教育贷款基金会的那个老会计，从他戴的老花眼镜上面笑嘻嘻地看着我说：“刘小姐，你是我们这个基金会十六年来惟一一个还清了债的。恭喜，恭喜！你的责任感使我们能够多帮助一个学生进大学。”他的话使我感到欣慰。很快，这种心情就被墙外的“号外”声破坏了。报童在喊着：“号外，号外，东洋鬼子炮轰卢沟桥！”街上忽然响起了千千万万人的跑步声。我马上跑到大门口，发现到处都乱成一团。人们都在呼喊：“我要一张‘号外’！”战争终于来临了。
我们的毕业照常进行：学生办了一桌酒席，请敬爱的老师吃饭，表示感谢。我很荣幸地同她们的班主任、教数学的王老师也被邀请。当地的居民正在向内地疏散。在筵席上，泪与酒一同向肚子里吞。日本飞机在天上盘旋。酒席在终了以前，已经有好几个女生被父母叫走，向四川逃难。再见的声音，热烈的拥抱，别离的眼泪，已使我们完全没有了胃口。
政府的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武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王应安是我的朋友，也是我在圣希理达女校的同班同学。她带头号召武汉的青年们，负起战时市民的责任，来救济孤儿，组织难民收容所，帮助伤兵。她提倡富人出钱，年轻人出力，来做这些服务工作。市民们都很热情地响应她的号召，很相信她的领导，富人们也都相信交给她的钱能得到最合理的使用。她在武昌鲶鱼套火车站设立了一个重伤员休息站，又把我们圣希理达女子中学的校舍，改作武汉第一难民收容所。她总是做了一个工作以后，就找一个人来接替她，以便自己去做第二个工作。我听从她的安排，上午在难民收容所工作，下午去重伤员休息站工作。她也组织了一些医生和护士自愿来帮助伤兵，因为他们的医院已经西迁，但他们不愿意随医院走。王应安还号召家庭妇女们，一个人担负一个伤兵一天的伙食。我也找了一些女学生，来为伤兵写家书，为伤兵开晚会。难民们都是从长江下游逃来的，包括各种各类不同职业的人，我把他们组织成不同的小组，或为难民煮饭，或为难民分配捐来的衣物，或为难民打扫卫生。难民中有两位护士，我就请她们管理药品，组成一个诊所。还组织一个小组挖防空壕，一个小组维护防空时的秩序，文化人就教识字班，给儿童上课。另有几个人组成娱乐小组，每天晚上演节目，他们中还有滑稽演员，他们的表演很受欢迎。
难民收容所的经理和会计，是从难民中选出来的。会计很能理财，很会使用捐款，他和经理把所有小组长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难民工作在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下，搞得非常有效。
1937年冬天，抗日战争已进行了半年，我遇到了大学同窗好友区储。她去延安路过汉口，来找我，告诉我燕京同学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延安。他们工资收入虽然少得可怜，但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精神都很愉快。我当时已经读了很多八路军帮助农民的故事，他们除了帮助农民种地以外，自己还开垦土地，生产了很多粮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们官兵之间是平等的，有如兄弟之间的感情。虽然延安的生活贫困艰苦，但他们是平等、自由而快乐的，他们很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我听了区储的话以后，很受感动，非常急迫地想到那里去。区储写了一封信给一位燕京的同学，他是延安共产党驻汉口的秘密代表。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只记得他高高大大，穿一件中式长袍，住在一条很普通的里弄中。他非常重视区储的这封信，马上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陈铭枢，并且握着我的手说：“这件事要非常秘密，你要特别小心。”我按信封上的地址，马上去见陈铭枢。我早就知道陈铭枢曾经做过福建省主席，并且在那里组成了一个人民政府与蒋介石对抗，后来蒋介石安抚了他。想不到现在他正在秘密地安排大批青年人去延安。我很快地走进陈铭枢的办公室，将介绍信递给了他。他读了介绍信后，没有问任何问题就对我说：“国民党有一个部队的长官秘密地允许我用他的军车送青年人去延安，这是最后的一次了。只允许你带一件行李，明早6点到这里来上车。这是最后的惟一的一次机会。”我立刻回到武昌老家去整理我的行装。这个古老的大宅当时已经空了，我们全家已经撤退去了四川，只留一名老厨工在那里守屋。我正要上床睡觉时，大哥走了进来。他是当时国民党第十军的军医，随部队上前线路过武昌，顺便回来看一看童年时代的老宅。我告诉他明天就要去延安了，他很高兴，觉得我有了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他去买了酒与熟食、卤菜来为我饯行。我们两个人大吃大喝了一顿，庆祝兄妹重聚和我的即将离去。虽然时间很短暂，但在战争时期，这种兄妹相见，还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吃喝完了，睡了一大觉。黎明前，我醒来了，发现我全身奇痒，起了风疹，脸肿得连我都不认识自己了。大哥诊断我是因饮酒而引起的过敏。就这样，我永远失去了去延安的机会。
《一粒珍珠的故事》第三部分赴美参加世界青年大会（一）
1938年夏天，我被选为中国全国基督徒联合会的代表，出席在美国纽约州波基斯镇召开的世界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当时我并不想接受这个工作，因为我已还清了欠圣公会的四年助学贷款，现在可以去干我最想干的工作，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的农村社会工作，开始我终生的事业——收集改编农村歌谣，以改变农民的落后思想。我告诉基督徒联合会，王应安才是最合适的代表，她是充满了创造力和爱国热情的，我所做的救亡工作都是由她领导的。联合会主席告诉我说，他们曾经考虑过她，也很欣赏她的才干，只是这次选的代表还同时要有用英语进行宣传的能力，因此才选择了你。我的教父弗瑞德·布朗知道了此事，对我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都要服从抗日。政府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现在是基督徒联合会的会员，圣公会已经同意支付你去美国来回的路费，以及在美期间三个月的生活费。你在美国旅行宣传的一切费用自然由邀请你的团体支付。现在你的责任就是要尽快地收集宣传资料。有个人名叫乔治陈，他是陈友仁（孙中山时代第一任外交部部长）的儿子，很有学问。乔治陈的皮肤是黑色的，因为他的母亲是美籍非洲人。明天下午，你们这些代表将要开会，你会认识他，他会把你所需的宣传资料交给你。你出国的一切手续，我会帮助你完成。”我说：“我没有承担这个使命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英文演讲的经验。”他反问我：“在战场上作战的中国士兵，是否都有过作战的经验？”我说：“没有。”他又说：“现在国难当头，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所能报效国家。你读了十年英语，应该有自信心去担负这个工作，成功地干出成绩来。”我心里从来就恨这些外国传教士，恨这些跟着洋枪洋炮来的帝国主义分子，但听了他的这些话，几乎忘记了他是一个英国人。我甚至觉得，他完全是一个中国人，当然更是一个基督徒和世界公民。
布朗先生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平时经常做鬼脸和一些淘气的动作来逗人。有一次在宴会桌上拿起一把调羹作镜子，用叉子梳头发，假装成一个姑娘，忸怩作态来取悦所有的人，滑稽极了，把我们的肚子都笑疼了。但这一次谈话他是十分严肃而真挚的。他握住我的手说：“在大会上假如没有宣传的机会，你也必须创造一个机会。全世界所有为和平和民主而战斗的著名人士，都将出席这个大会。这是你宣传的极好机会。公理已经在听众的心里，你只要号召禁运军火给日本，抵制日货，就可以赢得他们的支持。”
我们派出国的代表一共十六个人，其中只有两个女性，杨惠敏和我。杨惠敏代表中国男女童子军。她是一个著名的女英雄，在淞沪抗战中曾经到过日军前方阵地，将一面国旗送给被包围在四大银行仓库中的八百壮士。八百壮士为保卫国家的仓库不撤退，不投降。这面国旗第二天一早就飘扬在上海的天空，向上海市民宣告，虽然上海大部分的土地已经沦陷，但是还有我们英勇的战士在保卫着上海北部的四大银行的仓库。所有在上海的人看到这面国旗从四大银行仓库上升起时，都拍手欢呼起来。
所有的代表都是人民团体选出的，因为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章程规定：不要政府的代表。彭乐善代表中国基督徒男女青年会；黄保罗代表中国新闻记者联合会，尹保宇博士代表反法西斯同盟。还有一个人，代表一个有名的杂志，我忘了他的名字。我们第一次聚会，就顺利选举产生了代表团的主席。
会议结束后，有一位美籍非洲人向我走来，他就是陈乔治。他的皮肤虽然黑，但是五官清秀，很英俊，像一个中国人。他就从皮夹子中取出一包资料，说：“刘小姐，你一定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多半是一些短小、有趣、能启发人的爱国故事，能够说明我们的抗战目的、战术、战略，人民的困苦和战斗，可以丰富你的演讲内容。只要我们精神坚忍，最后的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第二天下午，他又给我带来更多的资料。他说：“我们用持久战来对付日本的速决战，我们用游击战来消灭日本的阵地战，我们用大块的土地来包围日本的占领区，我们用农村包围沿着交通线日本所占领的城市。他们军队很强大，我们的人民更强大。我们全民皆兵，我们全兵皆农。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一定能生存下去，打败日本军队。”
我去医生那里检查身体，准备出国。我的教父担心我是否有沙眼，所以检查完以后，我就问医生，是否有沙眼？他笑眯眯地说：“你完全可以赴美国开会。”我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地告诉我的教父，走进圣保罗教堂的时候，我看见他跪在那里为我祈祷。我走到他的身边，他抬起头来，盯着我，似乎要在我的脸上找到一个他急需的东西。我笑了，他也笑了。他心中的那块石头落了地。我们一同到他家里，他欢欢喜喜地拿出一叠他写给我的信，说：“这是准备给你在意大利‘康狄孚尔狄’号海船上读的信，一共二十一封，每天只能读一封。你的航程是三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到达威尼斯。”这些信都是富有宗教启发性，同时又很有趣味的。
我离开武昌准备出国前，收到父亲从前线的来信。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