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伊斯的故事-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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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罗森鲍姆驳回他们的禁令救济请求，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尽管很失望，却一点也不奇怪。毕竟，现在还没有证明公司应对维持恶意的性骚扰环境负责，也没有证明他们处理雇员纠纷的政策不够充分。在没有证明公司应做某事之前就命令它这样做，也未免太过于草率。进行集团诉讼资格听证的目的是决定女矿工们能否一起寻求救济，而义务的承担则要待确定她们主张的合理性的听证后结束后再做决定。12月17日清晨，洛伊斯给博勒打了个电话。博勒很快注意到洛伊斯非常心烦意乱，她很担心。“我知道洛伊斯变得越来越脆弱了。”洛伊斯也给斯普伦格尔打了电话，那时他还在华盛顿。他们的谈话把斯普伦格尔搞糊涂了。“我们获得了集团诉讼资格，洛伊斯却很悲痛，我真的不能理解。洛伊斯似乎有点疯狂，她想要正确的东西，但她真的不知道想要什么。”对斯普伦格尔来说，洛伊斯好像不理解他们其实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这是关于性恶意的工作环境的第一起集团诉讼案。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罗森鲍姆的裁决是“斯普伦格尔＆兰”所赢得的一次巨大的胜利。“（《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并没有规定工作环境应成为维多利亚式的沙龙，白手套、水晶和精致的瓷器从来既非必要也并非为人们期待，”罗森鲍姆写道，“法庭采纳了侵犯行为普遍存在的证据，在墙上和餐厅、工具库、柜子里、桌子上和办公室里随处可以看到含有明显的性意味的乱写乱画和海报……妇女们讲述了出其不意的触摸，包括亲吻、掐和捏等；妇女们还讲述了那些冒犯性的话……以及……关于女人不属于矿上、抢了男人的工作、应该在家照顾孩子的评论。法庭认为这些证据足以使原告的性骚扰诉讼成为一个集团诉讼。”　　　　
　　　　　　罗森鲍姆还批判了奥格勒比·诺顿的观点，即由于许多妇女都没有投诉工作场所明显含有性意味的东西，公司不应对容忍这些东西的存在负责。“被告声称，”他写道，　　　　
　　　　　　“没有将缺乏保护作为原告抗辩理由的先例。”　　　　
　　　　　　在全国范围内，罗森鲍姆的意见也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先例。该裁决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确定，公司应该就恶意的工作环境的存在向所有雇员，而不仅仅是向某个雇员，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直到集团诉讼的资格被确定之后，我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历史性的案件，”斯普伦格尔说，“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识到某些特别的东西已经发生了。”　　　　
　　　　巧合的是，紧随希尔－托马斯论辩之后，国会于1991年11月底对第七条的修改使罗森鲍姆判决的意义更为重大。修改后的第七条规定在所有的歧视案件中都可以请求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伤痛和损害赔偿。《1991年民权法案》对性别歧视和性骚扰案件的影响尤为巨大，因为尽管过去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可以根据其他联邦法律获得金钱救济，但妇女们却不能得到联邦法律的保护，新修订的法律使每位受到歧视的妇女最多能得到三十万美元的损害赔偿。但该法案对洛伊斯和其他女矿工却没什么影响，因为她们本来就可以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律请求救济。但既然不仅法律中新增了数额巨大的金钱损害赔偿的规定，而且性骚扰集团诉讼资格也得到了通过，性骚扰领域的巨大变革已然发生了。　　　　
　　　　　　安妮塔·希尔案件刚一发生就引起了各公司、媒体的注意。12月18日，《华尔街日报》在头版第二部分刊登了这个故事，故事的开头是“一位联邦法官于明尼阿波利斯第一次赋予性骚扰案件以集团诉讼资格，该法官认为某工作场所的所有妇女都因身处恶意的工作环境而受到伤害，”文章还引用一位代理劳动争议的律师的话说这个先例“对雇主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信号。”而实际上，罗森鲍姆的判决也使“美国公司”开始认真对待性骚扰问题。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2）　　

　　　　文章还引用了另一位律师的意见：“集团诉讼使参加此类诉　　　　
　　　　讼的原告必须克服的情感障碍要小一些。”《圣大保罗先锋报》在商业版的前部刊发了一则标题新闻：“埃弗莱斯女矿工的性歧视诉讼将成为集团诉讼。”文章同时还引用了斯普伦格尔的胜利宣言，“这标志着将来在工作场可能会遭遇性骚扰的妇女获得了一个强大而全新的工具。”　　　　
　　　　　　尽管全国性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次胜利，铁矿山最大的一家报纸，弗吉尼亚的《梅萨比每日新闻》，却仅在第A17版的副刊上简短转载了美联社对这次诉讼的报道。《梅萨比每日新闻》总共有　　　　
　　　　　　十一位记者，在德卢斯第一天举行听证会时，主编比尔·汉纳派了一位去现场，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派人报道这个案件。“案子一旦到了联邦法院，它的影响就将是全国性的，”汉纳说，他说话的口气有点让人不能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在以后的几年里，汉纳都不大重视就发生在身边的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他说，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该相信哪一方，“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饶恕的，但男矿工认为一旦案件到了联邦法院，他们就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因为很多事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看，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诽谤———他们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养家糊口，他们可能根本不会去教堂做礼拜，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矿上一个女人和他们调情或讲黄色笑话，他们能到上司那里投诉受到了性骚扰吗？”汉纳对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案的不干涉态度更使矿山人们对此案一无所知，因此，谣言和一些含沙射影的话，而不是事实，满足了矿山人对该案的好奇心。　　　　
　　　　　　但对洛伊斯来说，躲在家里是她最佳的选择。她所知道的只是自斯普伦格尔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来已经三年多了，到目前为止，事情只是进展到有人告诉她可以进行下一步了。对法官和律师而言，三年可能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对洛伊斯来说，却像一生一样漫长。　　　　
　　　　　　12月18日早晨，马茜·斯蒂尔打电话到洛伊斯家，洛伊斯在日记中写道：　　　　
　　　　　　马茜今天早晨打来电话，恭喜我们取得集团诉讼资　　　　
　　　　格。她说她是从德卢斯当天的报纸上以及矿厂召开的会议上得知此事的，她还知道我们的证据非常充分。她说得知此事后，每个人都很安静，大多数认为女矿工们做得太过分了，但她和黛安不这样看，她们认为我们应当有一个政策。　　　　
　　　　现在男矿工们正考虑告我们诽谤。在实验室工作的哈里·希利亚德的妻子因为这个诉讼而训斥他，后来他也认为应该起诉我们诽谤。　　　　
　　　　　　半夜，我突然想到些什么，当时我的感觉好极了！希望这种感觉能持续下去。　　　　
　　　　　　第二天，康尼·萨里和普里西拉·罗比茨打电话庆　　　　
　　　　祝洛伊斯，康尼说她正在考虑加入诉讼。“马茜也要加入吗？”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两个都有资格加入，所有　　　　
　　　　人都有资格，但你参加进来会比较容易，因为你在抗议书上签过字。”　　　　
　　　　　　挂断电话后，洛伊斯又打电话向帕特倾诉：“真有意思，自起诉时起，我就再没接到过康尼和马茜的电话，马茜就像一扇旋转门。现在，她、康尼和黛安又想站在赢家一方。就是因为我们赢了，她们才改变了主意。　　　　
　　　　　　到12月22日，也就是被授予集团诉讼资格六天之后，洛伊斯胜利的喜悦再一次让位于恐惧。一月份的《魅力》杂志登了一篇关于此案的文章，旁边配有一幅漫画：穿着白色衬衫和外套的洛伊斯看起来臃肿不堪，忧心如焚的她手里举着几个字：“整个工厂都背负性骚扰的罪名吗？”文章第一段写道：“曾照在安妮塔·希尔身上的聚光灯可能已经黯淡，但其他妇女却又在嚷嚷着性骚扰。看看洛伊斯·詹森、帕特·科斯马施和凯西·安德森，她们三个是明尼苏达州的埃弗莱斯矿所有女矿工的代表，对公司提起了性骚扰诉讼，她们声称受到性骚扰的不仅是个别妇女，从整体上看，公司在骚扰所有的女矿工。现在案件正在审理中。”　　　　
　　　　　　在罗森鲍姆做出裁决前三天，洛伊斯就在报摊看到这份杂志，当时她并没太在意。但这篇文章长达二十二页的复印件却在工厂到处粘贴，还有人在上面乱写乱画。有人在其中一页上写着“胡说！”在“是所有女矿工的代表”上面写着“一个洞能背负性骚扰的罪名吗？”在另一页上，有人在洛伊斯的漫画上画了角和胡子。不管洛伊斯什么时候撕下这些复印件，她总会发现新的又贴上去。还有两天就要过圣诞节时，洛伊斯走进餐厅，那时一群男矿工，包括她工作队里的一些同事，正传阅那篇文章的复印件。他们一看到洛伊斯就都安静下来，并且都瞪着她，直到她走出餐厅。那天晚上，她把贴在宣传栏上的复印件撕下来，但第二天，也就是圣诞节前夕，她在上班后却又发现宣传栏上新贴了一份被放大过的。她一直担心的报复终于开始了。　　　　
　　　　　　1992年的第一缕曙光来临的时候，自1984年史蒂夫事件以来就一直遭受忧虑和沮丧折磨的洛伊斯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上班的路上，洛伊斯在车里总是不停祈祷，不停背诵那些能鼓舞斗志的诗，或者干脆就放声大哭。“早晨起来时，我有时会觉得非常不舒服，我就打电话请两个小时的假，这样我就会舒服一些，因为我不用再为必须去上班而担心。”为了缓解压力，她每天晚上都要听着自我减压的磁带才能入睡。　　　　
　　　　　　她经常头晕，经常莫名其妙地摔跤；有时还会想不起来该如何处理手头的工作。一次，她被分配去照管磨粉机，事实上，这是她第数百次被分配做这份工作，但她却想不起来该做什么；每次拿着水管去冲洗机器时，她必须坐在一个桶上，因为她的腿会发软；有时她会忘记如何开自己的车；她的睡眠也非常不好，经常梦到那个绞刑架以及工作时被人取笑；她会没来由地哭上几个小时。不管是上班时还是下了班，她都不再和人交往。　　　　
　　　　　　1992年1月24日，洛伊斯到克莱尔·贝尔那里接受了一个半小时的治疗，贝尔惊讶于洛伊斯居然会这样完全失去控制。洛伊斯离开后，贝尔记下了几个要点：不能控制的哭泣———害怕———失望：这么努力的斗争，到底是为什么？没有改变，得到了什么？不敢去上班，孤立、过于敏感、妄想———工作之前又觉得不舒服———恐惧———觉得孤立无助———独处———回忆———典型的PTSD症状。　　　　
　　　　　　1980年，专门治疗身体或精神上受到各种伤害的病人的精神病医师和治疗遭受“弹震症”的越南老兵的军队里的精神病医师交换了意见，一起创造了精神病领域里一个全新的术语，即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用来指某种类型的忧虑症。“这种病最重要的特征是由于某种不寻常的经历使病人的心理遭到打击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症状，”美国精神医学会这样解释。二十年来，贝尔的办公室已经接待了许多越南兵及性骚扰的受害者，洛伊斯和他们的症状相同———回忆、眩晕、不能控制的哭泣、愤怒，孤立和妄想。洛伊斯也得了“弹震症”。　　　　
　　　　　　贝尔告诉洛伊斯说那天，甚至那个星期她都不能再去上班。“这就是，这就是结果，”她说，她建议洛伊斯休假或认真考虑辞职。但洛伊斯拒绝了：“如果我不回去上班，那公司就赢了，他们一开始就想把我踢开。”这使贝尔知道，洛伊斯总是首先考虑他人的需要，贝尔还认为洛伊斯是一个“不能认清或正视个人极限的他人利益的维护者。”如果多年前她就辞掉在埃弗莱斯矿的工作，及时挽救她的精神健康，“洛伊斯的状态应该完全不同，”贝尔说。　　　　
　　　　　　贝尔认为洛伊斯需要药物治疗，于是她拿起听筒给在希宾的兰德尔·拉考斯基打了电话。拉考斯基是铁矿山惟一一位能开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的执业医生，他非常忙，每周都接待一百个病人。贝尔替洛伊斯约好请他下周为洛伊斯治疗。　　　　
　　　　洛伊斯不顾贝尔的提醒，那天下午还是回去上班了，她回去的路上停下来吃了午饭，来到奶制品柜台时，她突然非常兴奋，有把身边一位妇女撞倒的冲动。“我不认识她，但那种愿望太强烈了，于是我跑出了商店。”这使洛伊斯改变主意，听从贝尔医生的建议而不再不去上班。　　　　
　　　　1月25日，请病假1月26日，请病假1月27日，请病假1月28日，打电话给克拉斯加要病假、事假申请表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3）　　

　　　　　　　　
　　　　　　洛伊斯先是休完了她的假期。然后她又填了鲍勃·克拉斯加给她送来的病假、事假申请表，这样她仍然能领到救济工资。“我不停地哭，脖子、头都很疼。我比以前更加恐惧。”休完假期后，洛伊斯的身体仍然没有恢复正常，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不能回去工作了。从二月份起，洛伊斯开始吃治疗抑郁的去甲替林和氯硝西泮，这使她安静了很多。四月份，她从邮箱里第一次领到每月九百九十七美元的救济金，这是她平常薪水的一半，也差不多是她每月药品开支的一半。洛伊斯也不能要求退休金，因为斯普伦格尔和博勒不想使退休前必需的体检成为将来可能为法庭认可的证据。　　　　
　　　　　　洛伊斯的经济状况日益糟糕，她再也无力支付位于吉尔伯特的房屋的租金。五月，在哥哥杜安——现住于明尼阿波利斯——及格雷格——今年二十四岁、在内华达州埃尔科县金矿工作——的帮助下，洛伊斯搬到铁山附近专门提供给老人和残疾人等低收入人群的房子里。洛伊斯的父母退休后也搬到内华达州，她那与格雷格同在埃尔科县金矿工作的哥哥，利兰的家也在那里。只有姐姐玛丽琳的家距离洛伊斯最近。洛伊斯似乎自己不能做饭、熨衣服了，她会把食物一直放在炉子上烤，也会让熨斗一直通着电，还会把一个星期内用过的盘子都放在她窄小的厨房的水池里，而自己根本没力气洗。长期的压力使洛伊斯在短短的五个月的时间里就成为一个废人。　　　　
　　　　　　更糟糕的是，洛伊斯搬到铁山一个月后，男朋友乔·比约格就和她分手了。他们一直分居两地，这种维持了四年的关系从去年起开始紧张起来，空间距离和洛伊斯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使他们的关系日益疏远。但他们依然经常通话，洛伊斯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安慰。一天晚上，她打电话给他说爱他，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洛伊斯哀求道：“我需要你的回答。”当他们于六月份再见面时，洛伊斯从他口中听到的是：“药物已经把你改变，我想我们应该分手了。”　　　　
　　　　　　并不只是洛伊斯的健康状况变得如此糟糕。集团诉讼资格听证会过后，凯西·安德森的健康状况也急剧恶化。1991年12月底，也就是裁决下来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她精神上受到了很大伤害：一次，当她在狭小的破碎机室用棍子撬动大石头时，两块大石头从五十米高的通道上掉下来。如果不是凯西的工友看到这两块石头并把她推开，它们就会砸到她头上。那么石头的降落是出于偶然还是由于谁的故意？凯西确信有人试图杀她——这是她一直担心的。她也患了妄想症，只得休假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