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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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以反映独立或超党派的观点。这些议员称为官委议员。这个计划很成功，它
让非行动党出身的杰出人士进人国会。官委议员一直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他们对
政府的政策经过慎重考虑后，提出认真的批评。政府也同样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
其中一位官委议员温长明还以无公职议员的身分提出一项议案，并获国会通过，成
为后来的赡养父母法令。
1984年的大选过后，我们成立了民意处理组，提供管道让公众通过论坛和反馈
会议，对一些政策发表意见。议员以同情聆听的态度主持这类会议，目的是收取民
意，不是笼络人心。这使得人民大胆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不是所有相左的意见都
会令我们改变或撤销条例，但是这些反馈有助于政府改进政策。继1965年新马分家、
1968年英军开始撤退之后，大选便成伪行动党探测支持度的全民表决，不再是输赢
的问题。行动党的l 得票率在8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人数逐渐增加的年
轻选民未曾经历过早期的挣扎，对行动党的忠诚不比上一代人。他们要有一个反对
党的声音同行动党抗衡，向政府施压，以获得更多优惠，同时使强硬政策软化。这
么做迟早会造成无能之辈当选。这种情形确实发生了。
吴总理在1991年宣布举行大选时，反对党改变策略，不再派出更多能力差的候
选人上场，而是在提名当天，故意让行动党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赢得大多数议席。
他们知道，人民希望国会里有一些反对党代表，但是也希望行动党稳操执政大权。
反对党说这是他们的补选策略。这一招果然奏效。南洋大学毕业，本身是潮州人的
刘程强，为工人党在潮州人居多的后港选区取得胜利。结果显示他是一个称职的基
层领袖。詹时中领导的民主党赢得三个议席，成为国会里最大的反对党，詹时中也
正式成为反对党的领袖。新的民主党议员表现平平，有负众望。詹时中有建设性，
然而缺乏慧眼，否则他应该有能力建立一个规模可观的政党。1992年，他满怀信心
地引荐一个貌似可信的年轻讲师作为他的红牌候选人，推荐他去参加补选。不到两
年，这个得意门生却把他驱逐出党，迫使他不得不另起炉灶。
1997年大选，行动党在83个议席当中只输给了刘程强和代表一个新政党的詹时
中。行动党获得有效投票率的65％，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也扭转了得票率下降的趋
势。我们击败了在1991年中选，但之后表现令选民大失所望的两个民主党议员。为
了对付反对党的“补选”策略，行动党亮出竞选之饵：在推行公共住房翻新计划时，
将根据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率来决定某个选区是否享有优先权。美国自由派人士批
评这种做法有欠公平，听起来好像政治拨款的把戏在其他地方并不存在似的。
现任行动党领袖正处于同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建立心连心的联系的过程。1997至
1999年的区域金融灾难对从没吃过苦的这一代人来说，是个考验。人民、领袖双方
面共同克服了困难而变得更加坚强。这场危机以及同马来西亚时而发生的摩擦，使
新办坡人高度警觉地认识到，生活在东南亚的现实环境中是怎么一回事。我和同僚
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否多维持一代人，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继续运作？我有所怀疑。
科技与环球化趋势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新加坡人将有新的工作方法、
新的生活方式。在资讯科技时代里，作为知识经济的一个国际枢纽，我们受到外来
影响的程度将是史无前例的。行动党能否继续主导新加坡的政坛，打着民主旗号的
反对党将来会形成多大的挑战，这将取决于行动党领袖今后如何对教育程度更高的
人民不断改变的需求和意愿做出反应，以及如何在影响民生的决策过程中满足他们
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欲望。新加坡可走的路不多，所以即使政见不同，在为我们的问
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将不至于无法达成共识。
9、婚嫁大辩论
许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任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
计划。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
增长，可能永无成功之日，失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
本应预见到的。
1983年8 月14日晚上，我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通过
两个电视波道全部现场直播。那是观众最多的时刻。我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
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
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后来，人们称那次的讲话为我的“婚嫁大辩论”。不出我所
料，这番讲话引起很大的回响。内人芝事前就警告过我，教育水平只有“O ”水准
（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的女性人数远超过大学毕业的女性。这件事导致人
民行动党在次年l 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比我所预料的还多。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悟透再明显不过的道理：人才是新加坡最珍贵的资源。像
新加坡这样一个资源稀少，建国初期只有区区200 万人口的弹丸小国，人才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这里的华族移民大部分是中国南方各省农民的后代，大多由劳工承包
商通过契约招募而来，干的都是扛货物、拉人力车之类的粗活。早期的印度移民同
样是契约劳工，从事割胶、修路、挖掘沟渠等工作，他们多属印度最低种姓。当时
也有三五成群的印度商人和文员，最能干的是信德邦商人和印度教婆罗门人士，尤
其是他们的僧侣。他们的后代同样不逞多让。马来人一般上则文比理强。
值得庆幸的是，在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是区域教育中心，有优秀的学校和师资
训练，以及爱德华七世医学院和莱佛士学院（有文科和理科）两所高水准学府一它
们后来在新加坡合并为马来亚大学。马来亚和婆罗洲等地最聪明的英校生前来这里
深造，住在基督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前来受训成为医生、教师和行
政人员。他们是马来亚、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群l 岛一也就是后来的印尼一等地600
多万个华族与印度族移民当中的精英。同样，我们也有本区域最优秀的华校。这一
带的华族成功人士把子女送到这里接受教育，之后再升上当时仍以华文教学的南洋
大学。直到日治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独立国政府兴起为止，华人在南洋
各国之间自由迁移。有不少人因为新加坡的就业条件比较好而留下来，为新加坡注
入了另一批人才。
最聪明的女性没结婚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
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
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件
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他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
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亚洲男人都宁
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
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
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件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
悟过来。我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的结果：这些孪
生兄弟姐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国度带大，他们
在词汇、智商、习惯、对饮食和朋友的好恶以及性格和个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
左右完全相似。换句话说。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
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
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我呼
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件生育两个或更多子
女。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非大
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报章舆
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是遗传的，不
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一对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妇对所谓低收入家
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那么聪明的假设（其实我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提出挑战。“就
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
能发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
赴英国进人梅纽因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
“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
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
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
儿童，这实在是莫大的污辱。”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杜进才也对我的
想法进行嘲讽。他说，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中学教育，如
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l 龄层在考试中成绩
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
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
关键。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大部分获颁奖学金的优秀生，家长
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开的士的，也有当工
人的。我把这些数据l 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 名最杰出
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由此得出明
显的结论：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奖学金得主的双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
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
能考上大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
无知，认为我满脑子成见。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赫
恩斯坦。他在1989年5 月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
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说过‘智能水平将不断下降，经济将
摇摇欲坠，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会困难重重，社会将出现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
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娶没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
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个例外，因为敢于公开谈论低生育率在素质方面产生影
响的现代政治领袖没几个人。”数年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
把资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成立社交发展署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
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
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当时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
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
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国际传媒再一次抓
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有专题研讨会、讲座
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刚起家长们的恐慌，
个个急得四处求助。1985年的一个夜晚，在总统府出席招待会之后，芝告诉我，跟
她同一辈的女士们同病相怜地互相谈论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儿未婚的问题。她们感
叹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没受过正统
教育的年代，聪明的和资质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机会“出嫁”，因为没有所谓‘O
’水准或大学毕业的分级。如今相亲的做法已经无法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
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
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
偏见谈何容易。华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马来人尤其严重。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大批‘A ’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
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
为妻。‘O ’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上嫁，男性只想下娶，结果是教育
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
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
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
时已增加到9。7 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
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
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
生育少，而且少很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
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 ，小学程度2。3 ，没上过学的4。4。为人父母者要生育
2。l 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
育水平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在1984年决定让生
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
这可是每一个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课题。内阁中
由拉贾拉南率领的平等主义派勃然大怒，拉贾拉南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
说法予以驳斥。即使确实如此，他辩驳说，也没有必要去伤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
表示不满，不因为他同意拉贾拉南的看法，而是因为这种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
长和他们的孩子。年轻一辈的部长面对资深同僚三种全然不同的见解，也意见不一。
凡事求实的吴庆瑞赞成我的看法，我们两人坚持己见，认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学毕
业生唤醒不可，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最后，我们以大多数票通过这
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