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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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决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但是，
令我和吴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
优先权。不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
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大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的陈
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我已经唤醒人民，尤其是
受大专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国家的处境毫不掩饰地摆在他们面前。但是，既然这份
特权使女性大学毕业生感到尴尬，我想还是取消比较好。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
学、理工学院、‘A ’水准和‘O ’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
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体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
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许
多舆论的矛头指向政府，责怪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两个就够了”的生育计划。
这一步真的走错了吗？其实有利也有弊。没有这个政策，家庭计划抑制人口增长，
可能永无成功之日，佚业和失学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只可惜我们忽略了本应预
说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只生一两个孩子，教育水平较低者则继续生育
四个或更多孩子。谈论家庭计划问题的西方写作人没有向人们指出这一点，因为这
么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要是我们自己早一点发现这个问题，整个运动就可以以
不同的手法和对象来展开——在60年代开展家庭计划的时候，一开始就用奖励措施
鼓励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生育三个或更多的孩子。只可惜我们被蒙在鼓里，一直到
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结果出来了，我们才看到不同社会和经济组别的人
的不同生育趋势。
自从于1983年发表了那一次的演讲之后，我定期公开以全l 国会考成绩最优秀
的10％学生为对象的调查结果，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统计分析。新加坡人已
经接受一个事实：家长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达到同等的水平。我
发表那一番演讲，旨在唤醒我们的年轻男女和他们的父母，要他们采取行动扭转当
时已很严重的情况，随即引发的公开议论也使情况有了改变。吴庆瑞是受过训练的
统计师，在我棒喝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后的数年内，不断研究有关数字。他告诉我，
我们无法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以挽救大多数新加坡女性大学毕业生的命运。数字上
虽然有好转的迹象，但是却也显示，要扭转这个趋势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况对
这些优秀女性不利，连带影响新加坡。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
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来得高。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
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实在并非易
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吴庆瑞所说的，要改变这个文化差异的过程非常漫
长，感性的一面却叫我无法接受我们不能更快一些让男士们觉悟，消除偏见。
当富裕的西方大国改变对亚洲移民的政策时，新加坡人才匾乏的问题更是雪上
加霜。60年代美国在越南打仗，它不希望拒亚洲人于门外的移民政策使它蒙受反亚
洲人之嫌，于是决定改变，允许亚洲人移民美国，扭转了一个多世纪来只接受白人
移民的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三个地大人稀的国家不久也相继效法。这
些国家长久以来禁止亚洲移民入籍。他们改变政策，开始容纳素质和学历较高的亚
洲人才，新加坡因此失去一大批来自马来西亚的华族和印度族人才。马来西亚许多
中产阶级的华族和印度族专业人才纷纷移居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到新加坡
来受教育的外国学生也减少了。各国设立了自己的大学，许多学生也有经济条件到
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深造。
并非每一个领袖都同意我对这种政策改变所带来的负面影l 响的看法。我在70
年代初期告诉马来西亚首相敦拉扎克，马来西亚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华人和印度人
纷纷移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使马来西亚蒙受人才外流的损失，他却回答说：
“这不是‘人人才外流’，是‘麻烦外流’，把麻烦都排出马来西亚。”70年代末
期以后，人才短缺的问题进一步恶化，约有5 ％受高等教育的人才开始移民海外。
太多优秀的学生选择从医，他们当中不少人发觉所得成就跟他们的专业资格不相称
时，最终选择移居国外。也有一些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深造的学生一发现
国内的事业和发展前景不如预期中的快，便移居这些国家。我们的学生和日本人与
韩国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受的是英文教育，到海外定居没有太大的语言障碍或
文化震荡。
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人才，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工作，我开始计
划引进和留住人才——企业家、专业人士、艺人、技术高度熟练的工人等。1980年，
我们成立了两个委员怕，其中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物色人才，另一个负责协助这些
外来人才在新加坡安顿下来。我们的官员到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
大招揽人才，在驻各国新加坡使节团的学生咨询员的协助下，他们在大学校园里同
有潜质的亚洲学生会面，设法引起他们对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兴趣。委员会以亚洲学
生为主要招揽的对象，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亚洲社会，但是生活水平和素质较高，
亚洲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融入这里的环境。有系统地在世界各地招揽人才，每年为
新加坡引进数百个大学毕业生，填补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 ％至10％移居
到工业国所留下的空缺。
至于特别聪慧的学生，委员会仿效美国跨国公司的“提早收割”法，根据学生
在毕业考试之前的学业表现，招募尚未毕业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工作。进人叨年代，
积极招揽引进的人才是流失者的两倍。我们也开始为来自中国、印度等区域国家的
亚洲优秀生提供数百份奖学金，希望这些学生会因为这里的就业机会比较好而留下
来。选择回国的学生，日后还是可能对到当地去发展的新加坡公司有帮助。
我们也成立两个工作小组，负责吸引来自印度和本区域的人才。招揽印度族人
才比招揽马来族人才的行动收效较大。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土著因为家乡给予的优待
太多，都不愿意移居新加坡。
一个新现象是，有越来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过大专教育的女
性，因为新加坡男性大学毕业生对她们敬而远之，大学毕业的白人却不介意。新加
坡法律规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国妻子可以人籍新加坡，反之则不然——除非她们
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职业。许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1999年1
月，我们改变了这项政策。这将为新加坡的国际性特色增添更多新色彩。此外，好
些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学认识的白人女性或日本与其他亚洲女性为妻，他
们的子女充实了新加坡的人才宝库。随着人们经常出国公于或被派驻国外，同当地
人频繁交往，不同种族通婚的旧有障碍不再那么明显了。我们必须改变态度，对以
往被视为外来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陈旧的偏见非得摈弃不可，否则它将
成为新加坡朝国际贸易、工业和服务中心发展的道路上的绊脚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碍，我们还得面对人民担心工作竞争的问题。无论在专业或
较低的层次，一般人都抗拒外来人才的拥人。新加坡人明白外来人才越多，就业机
会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内。
没有外来人才，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所组织的第一个内阁，十人当
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吴味瑞、杜进才在马来亚出世，拉贾拉
南出生于斯里兰卡。现任大法官杨邦孝和总检察长陈锡强来自马来西亚，其他海外
人才不胜枚举。还有成千上万个外来工程师、经理和其他专业人士在推动新加坡的
发展。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电脑，他们就是这台电脑里的额外兆字节。如果不以外
来人才填补不足，我们永远无法脐身一等一的行列。
10、一种共同语
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持久不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
他们一样热切渴望保因华文教育的精髓……然而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多元种族、
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推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
社会。不过，看来它的确造成我们的学生文化失调，使他们变得冷漠。
我和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国深造期间，我们遇上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意识
到自己文化失落的程度，几乎就跟来自加勒比海国家的华族学生一样。以次母语受
教育，又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使我们若有所失。我个人感觉到，
自己跟讲方言和华语的华族群众有隔阂。课本和教师所讲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现
实世界完全扯不上关系。同其他数以百计的莱佛士学院毕业生一样，我们没有学到
本身的亚洲文化，又不属于英国文化，结果迷失在两种文化之间。
我和芝决定不让三个孩子吃这个文化亏，于是把他们送进华校，让他们融入生
意盎然、充满朝气和自信的华社群众当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为了
弥补这一点，芝跟他们讲英语，我跟他们讲华语，借此提高自己的华语水平。
这种栽培方法使三个孩子都受益。他们受的是华文教育，潜移默化的价值观使
他们成为孝顺的孩子和国家的好公民，他们说起英语来也照样通畅流利。他们在学
校成绩突出，频频获奖，校方和华文报章拿他们做宣传，以鼓励其他家长把儿女送
人华校。这促使讲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深信，我并不是一个对华文教育赶尽杀绝的人。
那些在单一民族的社会成长的人也许不能够理解，我选择以什么语文源流让孩子受
教育，是会引起政治反响的。
新加坡从未有过一种共同语言。在殖民统治时期，它是个多0 语种社会。英国
政府任由人民选择如何教育他们的下一代，创办了屈指可数的几所英校，专门训练
学生日后担任书记、仓库管理员、制图员之类次等的职位。马来人有马来小学，印
度人有自己办的泰米尔和其他印度语种学校或课程，华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出钱兴办
华校。各族学生在校学的是本族的语文，因此对母语有l 深厚的感情，情况如同魁
北克500 万居民，身处有三亿人说英语的大陆，却紧紧抓住法语不放那样。
在1959年成立政府时，我们决定用马来语作为国语，为新马合并做好准备。后
来我们认识到在工作场所和人民相互沟通时应该用英语。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
社会，如果使用马来语、华语或泰米尔语的话，根本无法谋生。使用英语就没有任
何一族会占优势。不过，这个课题太敏感，我们不能立即实行变革。各个族群当时
都热切维护各自的母语，要在这种情势下宣布人人都得学习英语，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的做法是维持原状，让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共存。
各族之间要有共同语。
各族之间务必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这一点在新加坡武装部队中尤其明显。军
队里的方言和语种多得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战场，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种官方语言
沟通。许多国民服役人员只会讲方言，军队里不得不特别为他们成立福建话兵团。
在家里，华人说的是新加坡不下七种华族方言当中的一种，在学校里学习的华语和
英语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语言。
在语言问题上，我不希望再引发另一轮争议。我先为英文源流学校引进华文、
马来文和泰米尔文三大母语教学。这一步受到所有家长的欢迎。我也为华文、马来
文和泰米尔文学校引进英文教学，以平衡整个局面。马来和印度家长欢迎这个措施，
但是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的家长依然日益增加。一些死硬派华校生对引进英文教学
不表赞同，认为这么做是要把英文定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文。他们在华文报章上
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新马分家后不到8 个星期，中华总商会就公开要求政府确保华语作为新加坡官
方语言之一的地位。合并前已经积极拥护华文的总商会财政康振福强调，新加坡80
％以上的人口使用华语。我不得不防患于未然，防止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因
为中华总商会一带头，所有华校董事会和两个华文教师会便会鼓起民众的情绪。10
月1 日，我重申新加坡四大语言都是官方语言，地位平等。我提醒中华总商会的激
进分子如康振福等人说，当初新加坡受马来西亚警方和马来军团管制时，他们对语
言和其他重要课题始终三缄其口，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5 天后，我召集四个商会
的全体委员，在电视摄像机前毫不含糊地告诉华族代表们，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华
语的地位问题政治化。他们争取提升华文地位的种种努力，至此终告结束。
尽管如此，华文学府南洋大学和义安学院的学生依旧跟我们作对。1966年10月，
200 名学生趁我为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一个图书馆主持开幕仪式时示威。过了
几天，义安学院的学生在我的办公室外面示威，跟警方发生冲突，随后在校园里静
坐抗议。在我把参与两次示威活动的马来西亚籍学生领袖递解出境后，学生的骚乱
便逐渐平息。
我们耐心等待，年复一年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把孩子送人英校。华文教
师总会，华校董事会华文报社的老板、编辑和新闻从业员以及宗乡会馆和中华总商
会的领袖们，则继续坚持对抗到底。每年一到家长为孩子报读小学的时候，这些团
体就以保存文化和本族认同的号召发起运动，呼吁家长让孩子报读华校，并痛斥那
些选择英校的家长见钱眼开，目光短浅。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他们的语言和
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英国人统治下他们的儿女能完
全接受华文教育，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却必须学英文。但是为了儿女日后出路
较广，他们多数选择把儿女送进英校。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使群众很容易被煽动。
接近1970年底，华文大报《南洋商报》转向疯狂亲共和亲华族语言与文化的立
场。它谴责政府试图压制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把我描绘成“数典忘祖的二毛子”
的政府里的压迫者。我们不得不逮捕该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全道章和高级社论
委员李星可，因为他们宣扬共产主义，利用华族语言和文化课题挑起民众的沙文主
义情绪。同一份报章的马来西亚版没有刊载支持这股运动的文章，证明这些人的所
作所为仅仅针对新加坡。
南大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