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
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在1959年5 月大选之前，我们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突出了我们反对贪污的立
场。
我们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1959年6 月，在市政厅大厦
会议室宣誓就职的时候，我们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纯洁
廉明，担任公职也一样。人民期待着我们有这样的表现，我们决心不辜负他们的期
望。亲共分子穿皱巴巴的衬衫和裤子，搭巴士和的士，睡在工会会所后面的房间里，
受的是华校教育，以此显示自己的工人阶级身分。他们嘲笑我在办公室和家里装冷
气机，开大型的美国别克汽车，打高尔夫球，喝啤酒，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在剑桥
受教育。但是，我和我的同僚帮助过工人和工会，他们却不能指责我们因此捞了钱。
除了一人之外，我的部长全是大学毕业生。不担任公职的话，我们深信自己能
生活下去，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完全有把握，没有必要增加额外的储蓄以防万一。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妻子多数在工作。要是我们坐牢或不在，她们自己也有能力谋
生，照顾家庭。这使得我的部长和他们的妻子，具有与别人不同的心理状态。部长
获得人民的尊敬与信任，公务员也就能抬起头来，满怀信心地做出决定。
从1959年6 月执政第一天起，我们就确保税收的每一块钱怎么花都要有适当的
交代，到达基层受益人手上的时候，一块钱照旧是一块钱，中途没被抽掉一部分。
所以一开始，我们便特别注意过去被人利用便宜行事权中饱私囊的领域，强化了能
防止。发现或制止这种枉法行径的手段。
由英国人在1952年成立的贪污调查局，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机构。英国人当
年设立这个调查局，是要对付公务员当中出现的越来越猖獗的贪污行径，尤其是中
下级的警察、小贩稽查员和土地管理员。这些下级官员必须采取行动，对付在街道
上进行非法买卖，或是侵占公地非法建造住房的违法者。许多稽查员要么发出传票，
要么在接受了满意的贿赂后假装没看见。
集中力量对付大鱼我们决定集中力量对付职位比较高的大鱼，于是向贪污调查
局发出指示。对于小鱼，我们着手简化程序，印就清楚的准则，取消便宜行事权，
甚至在比较不重要的领域取消发出准证或给予批准的手续。当检控一个人使之罪名
成立遇到困难时，我们分阶段把法律修订得更严密。
1960年，我们修改了1937年殖民地时期通过的已经过时的防止贪污的法律。
“赏钱”的定义扩大了，它包括任何有价值的物品。修正案赋予调查人员更大的权
力，包括逮捕、搜查，以及翻查嫌疑犯和他们妻子、儿女和代理人的银行户头和银
行存折。当局不必证明受贿者能够给予行贿者所要求的便利。任何人一旦受到调查，
所得税局局长就必须提供有关于他的资料。原有的法律本来规定，除非同谋的证据
有佐证，否则不能置信。法律修改后，法官有权接受同谋提供的证据。
在1960年修订的最有效的法律条文，是控方一旦证明被告生活阔气，超过他的
收人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拥有同收人不相称的财产，法庭就可以以此作为被告已
经受贿的佐证。在总理公署工作的贪污调查局局长由于嗅觉灵敏，又有权调查所有
官员和部长，逐渐建立了令人闻之丧胆的名声，能把贪污读职的政府工作人员揪出
来。
1963年，我们制订法律，规定任何证人若受贪污调查局传召，都必须前往据情
实报。1989年，贪污罪的最高罚款从1 万元提高到10万元。因提供假情报或误导性
情报而被提控者，罪名一旦成立，最高罚款1 万元，同时面对监禁的惩罚。法庭有
权充公贪污者所获得的利益。
在某些领域，贪污读职一向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活动。1971年，贪污调查局
侦破了一个由250 名交警巡逻队队员组成的犯罪集团。罗厘车主每月“孝敬”5 到
10元给集团的每个成员，这些罗厘两旁都写上地址。不给钱的车主会受到骚扰，不
断地接到传票。
关税人员如果放松检查走私违禁品的车辆，让它们容易过关，有“油水”可拿。
中央供应处（政府的采购部门）人员向投标者提供消息，然后收费。出人口部门的
官员加速发出准证，就有钱放进口袋。承包商向工场的督工行贿，打桩工程便可以
不必达到规定的深度。店主和居民付钱给公共卫生部门的工人，以便清除垃圾。一
些华校校长和教师从文具供应商那里收取佣金。人们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和便宜行事
权营私舞弊。
要取缔这些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不太难。但是，要对付“投机性”的贪污活动就
很困难，一发现就得取缔。
成为报刊头条新闻的是一些大案子。从60年代到80年代，有几名部长先后涉及
贪污，每十年一人。陈家彦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直到1963年在大选中落选。50年
代初期，他是马来亚航空公司工程师联合会的领袖，我是这个工会的法律顾问。我
们委任他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1966年8 月，在马航的一次董事会议
上，陈家彦坚决反对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几天后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银行第一花
旗银行接触，表示愿意提供有代价的服务。他是陈家彦在商界的朋友。银行知道政
府对贪污受贿立场严正，报告了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牵连陈家彦，因为政府控告
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后的人就是陈家彦。尽管做出决定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甚至
会感到痛苦，我发表文告说，作为在马航董事会里的政府代表，陈家彦执行任务未
能做到无可指责的地步。我解除了他的董事和其他植物。后来林金山告诉我，由于
遭人们唾弃，他潦到落魄，谋生无门。我觉得难过，但是我是不得不采取有关行动
的。
1975年。环联发展部政务部长莆循市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务员提意见。后来，
他又接受了对方一座价值50万元的独立式洋房，并且以父亲的名义透支两笔总共30
万元的款项，由对方担保，进行股票买卖的投机活动。自50年代开始，他就是我们
忠心耿耿的非共工会领袖之一。跟他对质，听他那叫我无法信服的辩白，是痛苦的
事。他被控贪污，罪名成立，判监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诉，罪名不变，不过减刑18
个月。
1979年12月，我们突然面临另一次挫折。当时的职总主席，同时也是人民行动
党国会议员的彭由国，被控四项总共涉及83000 元的失信罪名。他也在职工会法令
下被控两项罪名，指他未经部长许可，动用工会的公款，在一家私人超级市场投资
1。8 万元。他获准依法保释。
当时的职总秘书长德万。奈尔跟彭由国关系非常密切，相信彭由国是无辜的。
德万。奈尔主张贪污调查局检讨这起案子，认为该局平白无故地控告彭由国，把一
个人给毁了。我不同意。我看过调查文件，批准让调查继续进行。德万。奈尔深信
彭由国是无辜的，并担心他将损失一名有用的职工运动干部。一个星期六，他和我
共进午餐，谈话时非常激动。我在他面前打电话给贪污调查局局长，下令局长在我
们的午餐结束之后，立即让德万。奈尔在保密的条件下看他手头上有关彭由国的证
据。德万。奈。尔看过那些证据之后，没打电话给我。彭由国决定弃保潜逃，两名
保人损失了5 万元的保金。彭由国始终没有回来。最后听到的消息是，他逃亡到泰
国，受到当地移民厅和警察局的敲诈，穷困潦倒。
下场最引人注目的是郑章远。他当时是国家发展部长。1986年11月，他的一个
老朋友在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l 给过他两笔各40万元的现款。第一次
是让一家发展公司保留一块地段。这块地段原已被列为政府将征用土地的一部分；
第二次是协助一名发展商购买政府的土地，供私人发展之用。有关的贿l 赂行为先
后发生在1981和1982年。郑章远否认拿了钱，却企图跟贪污调查局高级助理局长讨
价还价，要求他不再查下去。内阁0 秘书向我报告事态的发展，并告诉我郑章远要
见我。我说我必须l 等调查结束后才能见他。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12月15日
早上，保安官员告诉我郑章远去世了，把一封他写的遗书交给我。他写道：总理：
过去两个星期，我感到非常悲哀沮丧。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
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您的忠实的郑章远我探望了郑章远的遗孀，也看了他躺在床上的遗体。他的遗
孀说，他终身为政府服务，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名誉，问我验尸庭能不能不进行研审。
我告诉她，只有在他的医生能够发出死亡证书，证明他是自然死亡的情况下，才有
可能。验尸庭免不了必须研审，最后判定他服食了过量的安密妥钠自尽。反对党在
国会中提出这件事情，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我立即同意了。有关调查的
报道使他的妻子和女儿面临更大的痛苦。不久后她们便离开新加坡，从此不再回来。
她们太没面子了。
我们已经建立起舆论的氛围：人们把担任公职贪污受贿的人看成社会公敌。郑
章远宁可了结生命，也不愿面对耻辱，遭到社会的唾弃。他怎么会拿那80万元，我
始终弄不明白。他是个有才华的建筑师，自己执业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赚到数以百万
元计的金钱。
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
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
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
廉洁水平排名，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为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香港地
区、日本和台湾地区都落在新加坡后头。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
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为第七。
诚实政府的先决条件作为一个诚实的民选政府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要赢得选举，
不需要大笔金钱。如果候选人需要花大笔钱才能当选，贪污的循环必然会开始。亚
洲许多国家的祸根是，选举的费用很高。胜利者在花了一大笔钱竞选而当选之后，
必须收回本钱，同时积累资金以供来届选举之用。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样周而复始。
叨年代的台湾，要当选成为“立法院议员”，每个国民党代表须花一两千万美元。
当选之后，他们要收回本钱，准备参加下一轮的选举，便利用对政府部长和官员的
影响力争取合同，或是把规定作为农业用途的土地暗中改为工业或城市发展用途。
泰国的情形也一样。一位前政府部长形容这是“商业民主制度，以钱买权”。1996
年，大约2000名候选人花了大约300 亿泰铣（12亿美元）。一位首相以派钱给候选
人和选民出名，人们管他叫“自动提款机”先生。他驳斥说他不是惟一的“自动提
款机”。
在马来西亚，巫统领袖称之为“金钱政治”。1996年10月，在一次党大会上，
首相马哈蒂尔医生指出，他发现好些竞选高职的候选人“贿赂和送礼给党代表们”
以换取选票。马哈蒂尔痛斥“金钱政治”，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促请党代表“别让
贿赂摧毁马来种族、宗教和国家”。据马来西亚报刊报道，在1993年巫统代表大会
举行前的竞选活动高潮期间，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面值1000林吉特和5000林吉特的钞
票竟然一张不剩。
印尼的大规模贪污行动众所周知，当地媒体更给它冠以缩略词“KKN ”（即贪
污舞弊、官官相护和用人唯亲）。苏哈托总统的子女、朋友和密友“以身作则”，
致使“KKN ”成了印尼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媒体报道，在金融风暴削减其
价值之前，苏哈托一家拥有420 亿美元的资产。哈比比总统在任期间，贪污情况更
为严重。新总统上任，部长和官员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充分利用所剩的时间中饱
私囊。哈比比的助手累积大量金钱，购买选票以便进人人民协商会议。据报道，每
张选票的价值超过25万美元。
在所有选举制度当中，代价最高的是日本的制度。日本部长和国会议员的薪水
和津贴数额不算多。一名日本国会议员要照顾东京和选区的支援职员，加上选区选
民生日、生孩子、婚嫁和丧葬，他都得有所表示，一年需要100 多万美元，选举年
则需要500 多万美元。国会议员靠派系领袖提供资金。派系领袖权力大小要看本派
系有多少名议员，所以必须在选举期间和选举前后筹集大笔金钱，以便资助追随者。
在新加坡，我们避免用金钱来赢得选票。早在1959年，作为反对党领袖，我便
说服了首席部长林有福规定投票是强制的，并且禁止用汽车载送选民前往投票站。
掌握政权之后，我们清除了私会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影响。我们最难应付的对手共产
党人，并没有用钱收买选民。我们的选举开支数目很小，比法律规定的限额少得多。
人民行动党没有必要在选举过后补充财库，平时也没有送礼给选民。我们通过提供
工作。兴建学校、医院和民众联络所，最重要的是建造让他们拥有的住房，使他们
一再投票支持我们。这些是真正的实际利益，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使他们深信，
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必须支持人民行动党。反对党也不需要金钱。他们若击败
我们的候选人，那是因为选民决定要选一个反对党议员来向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
做出更多让步。
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报刊完全不受约束就能暴露贪污，有助
于使政府廉洁诚实。然而印度、菲律宾、泰国、台湾、韩国和日本的电视和报刊是
亚洲最无拘无束，可以为所欲为的，它们却杜绝不了猖极和根深蒂固的贪污。关于
媒体自由和媒体业主贪污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总
理拥有一个媒体大网络，然而他本人后来却受到调查，被控在担任总理之前犯下贪
污罪行。
另一方面，新加坡证明了一个廉洁、不涉及金钱的选举制度有助于维持政府的
诚实。然而只有在诚实能干的人愿意参加选和经济放缓的局面，同时也是要以身作
则。1970年新加坡失业情况不怎么严重，大家生活比较宽裕的时候，我把部长的月
薪从2500元提高到4500元，自己却照旧拿3500元，以便提醒公职人员仍然必须节制。
每隔几年我就得提高部长的月薪，以缩小部长薪金同私人企业酬劳之间越来越大的
差距。
1978年陈庆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银行——华侨银行的总经理，根据薪级，他年
人可达95万元。我劝他辞职担任政务部长，薪水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他还失去了
各种额外利益，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