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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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籍大法官艾伦。罗斯爵士荣休，好让我推选第一位新加坡籍的大法官。为此我四
处物色，要找一个社会观不至于跟我抵触的人。最重要的是大法官处理事情所依据
的没有说明的大前提，以及他对一个好政府的目标的了解。
我和艾伦爵士有过一次难忘的交谈。60年代初，几个参与暴乱的共产党人即将
在新加坡法庭受审之际，我担心审案的英籍法官可能对当时的政治情绪欠缺敏感，
于是要求同大法官会面，并向他解释，要是真的出现这种情形，政府恐怕会被指控
为英国政府的走狗。大法官椰榆地看着我说：“总理，我在锡兰当大法官的时候，
必须代锡兰总督管理政府，当时局势动荡不安，他又不在。你大可不必担心会陷人
尴尬的境地。”他完全了解具备政治敏感的必要性。
经过相当谨慎的考虑，我推举黄宗仁出任大法官。他当时是英国总督所委任的
高等法院法官，出身中产阶级，跟我一样毕业旧剑桥。他信仰天主教，反共，重法
治。艾伦爵士推荐他，说他够坚定，有办法维持法庭的纪律，能使全体司法人员服
从他所制定的规范。
一直到1990年，黄宗仁才以72岁的高龄卸下大法官的职务。我延长他的任期，
让他在历岁的退休年龄之后继续担任大法官，因为合适的接班人还没有着落。黄宗
仁对法律了如指掌，在法庭里威严十足地审理新案和上诉案件。他属于英国殖民地
时代的典型大法官，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审判工作和最高法院的运作上，对初级法庭
或整个司法制度的运作不太在意。由于诉讼案激增，高庭。初庭都堆满案子。高庭
的司法轮子缓慢转动，工作越积越多，案件往往要花上四到六年的时间才受理。大
部分案件由初庭处理，运转几乎一样缓慢。
早在1988年，我就决定在1990年底卸下总理的职务。我知道接班的吴作栋跟法
律界没有什么关系，要他决定合适的大法官人选恐怕会有困难。于是我在卸任前着
手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挑大梁。我分别跟每一位法官会面，要求他们按功绩依次
列出他们心目中的三个人选，但不包括自己。然后我又跟每位法官一起逐个评点法
律界的人物。我们也考虑来自马来西亚的杰出律师。四位法官——AP拉惹、古玛拉
三美、邓立平和陈锡强推荐杨邦孝为首选，给予他最高的评价。
杨邦孝当时在新加坡规模最大的银行华侨银行担任主席。1969年的吉隆坡种族
暴乱过后，他放弃律师楼资深合伙人的地位，离开业务蒸蒸日上的律师楼，跟家人
一起迁居新加坡，在这里一家新开业的商业银行担任主席。
我们在剑桥法学院同窗三年，他的功课怎么样，我很清楚。1946年第一个学期
的课程我没上，于是向他借了听讲的笔记。那些笔记完整而井井有条，为我提供了
清楚的课程概要。六个月后，1947年6 月，我在第一年的法律考试中名列前茅，邦
孝也一样。我们俩回国后仍保持联络。60年代末，他受新马两地政府委任为新马合
资联营的马新航空公司的主席。华侨银行在1981年让他借调到负责管理和投资新加
坡储备金的政府投资公司，在那里当董事经理。我在那个时候跟他恢复过去的密切
来往。讲解某项投资的不同选择方案时，虽然他会表明个人的偏好，但是对每个方
案的介绍却都同样透彻周详，一丝不苟，谨严公正。这是担任司法人员的重要品质。
我在1976年向他献议，请他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他当时是华侨银行的副主席，
婉拒了这个献议。1989年，趁着同他共进午餐时，我请他考虑出任大法官。我向他
游说，指出他已经登上新加坡最大银行的最高职位，在那里付出心血只能让数千名
雇员和更多股东受益。出任大法官的话，他却能使执法工作追上时代，造福整个社
会和新加坡的经济。如果他答应的话，就必须先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一年，重新融
人法律界，然后才能出任大法官。他要我给他时间考虑。要是答应了，他的生活方
式就会发生变化，还要蒙受金钱上的损失。他在银行支取200 多万元的年薪，当法
官的年薪却少于30万元，等于银行薪水的七分之一。考虑了一个月之后，他接受我
的献议——是责任心驱使他这么做。新加坡给了他第二个家。
1989年7 月1 日，我委任他为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9 月，黄宗仁大法官退休
后，我正式任命杨邦孝为大法官。他在日治时期和马来西亚种族暴乱期间吃过苦头，
对通过司法维持社会秩序有强烈的看法。他对多元种族社会的看法，对于应该怎样
去培养和治理这种社会，对处于这个区域的这样一个社会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法治
的问题，跟我的见解没什么不同。
他明白要挑起新的工作重担，从最初级的法庭到最高法院，那些过时的办事方
法必须废除，重新制定新程序，才能迅速处理一切案件。我建议他亲自到初庭走一
趟，并同推事、地方法官一起坐下来，听他们汇报工作情况，以便掌握这方面的第
一手资料，同时评估他们的能力，抓紧制度的运作，并招揽更多人才。司法界必须
重建工作纪律。有些律师向我投诉说，一些推事和地方法官把车子停放在限制区外
围地带，以避免支付繁忙时间收取的小额收费。等限制时段一过，他们就休庭把车
子开入市中心。司法制度的纪律不严，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证明杨邦孝是个出色的大法官。他为全体法官提供领导，为法律界开创了
高尚的新风气。“不消几年，他改革了法庭和司法程序，使制度赶上时代，搁置待
理的工作和案件因此减少，候审案件也更快得到处理。他修改条规和惯例，防止律
师利用这类条例拖延案件的审理工作或使得审讯展期。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诉讼案，
他建议委任更多的最高法院法官，同时根据工作量聘用更多的司法委员（执行法官
职务的资深律师）。他挑选人手的方式公正而有系统：先同被视为法律界佼佼者的
人会面，从中初选20个，然后请教当时在司法界服务的每一位法官和司法委员，参
考他们对这20个人的看法——整体上的正直感、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和”司法方面
的脾性“等等，接着才向总理推荐。
至于上诉庭法官的人选，他要求每一位法官和司法委员，从同行当中推荐两个
他认为最适合的人，但是不包括自己。杨邦孝最终推荐的两个人选是他们同辈所一
致认同的。所有法官和资深律师都清楚他挑选人手的方式，这种方式促使全体法官
和司法委员的地位和声誉得以提高。
他把资讯科技引人法庭，以便工作加速完成。律师现在大可以利用电脑把诉讼
文件提交法庭并寻找资料。到1999年，新加坡的法庭闻名遐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
国家的法官和律师，都慕名前来考察杨邦孝的改组成果。世界银行向其他国家推荐
这里的初庭和高庭制度，作为它们学习的典范。
世界评级机构也给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打了高分。在90年代，瑞士国际管理与发
展研究院出版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年年在“社会人士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这一
栏，把新加坡列为亚洲国l 家之首。1997至1998年，新加坡名列同一栏目的全球十
大排名榜，领先美国、英国、日本和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1995年，
香港政治与经济风险咨询机构开始评价亚洲国家的司法制度，就这方面它一直把新
加坡排在亚洲榜首。
在挑选总统的人选方面我就没有那么幸运。我从1954年起就和德万。奈尔共事，
并于1981年在国会提议推选德万。奈尔怕任总统。1985年3 月15日下午，有人告诉
我德万。奈尔出访东马沙捞越州的古晋时行为怪诞，令我十分惊愕。沙捞越的州政
l 府医生在3 月14日拨电通知德万。奈尔的私人医生JA淡比雅，要他把行止有异的
总统接回国。德万。奈尔对每个女人都显得情不自禁，包括在车里陪同他的一位副
部长的夫人、宴会上的女士和照顾他的护士等。他对她们不规矩，向她们提出猥亵
下流的要求，抚摸和非礼她们。淡比雅医生通知了新加坡医药总监之后，立刻飞往
古晋，结果在那里发现德万。奈尔已经崩溃了，不l 能自已。他在3 月15日陪同总
统一起回国。
当天晚上九点左右，我在总统府的寓所会见德万。奈尔夫人。我带着内人芝一
起去，因为她和德万。奈尔夫人相熟，由她帮我向德万。奈尔夫人披露这个不愉快
的消息。第二天我通知内阁，文件说：“德万。奈尔夫人听说德万。奈尔在古晋行
为不检而且精神崩溃后，态度镇定，勉强压抑住心中的厌恶和愤怒。她告诉我和内
人，德万。奈尔已经变了，说他时不时狂饮，而且过去几个月来，每天晚上都灌下
一瓶威士忌。她每晚提早把佣人打发回去，就是为了不让佣人知道他喝得烂醉如泥，
并经常在这种情况下殴打她。她早料到这样的事情会在沙捞越发生，所以拒绝同行。
“在出访沙捞越之前的几个星期，德万。奈尔常常一个人驾车离开总统府。他
戴上假发乔装改扮，在没有保安人员或司机的陪同下，独自前往会见一个德国女郎。
有一天早晨，德万。奈尔夫人在他彻夜未归之后，到樟宜别墅去查看，结果发现了
空酒瓶、沾上唇膏痕迹的酒杯和一些香烟。德万。奈尔也曾带那个德国女郎到总统
府的寓所共进晚餐。当德万。奈尔夫人进行规劝时，两人大吵起来，他还出手打她。
他狂饮起来就控制不了自己，无法抑制自己的脾气。”
新加坡七位最杰出的专科医生给德万。奈尔进行检查和治疗，最资深的一位是
心理医生R 纳古连德兰，他在3 月23日的一l 份报告中写道：“他（德万。奈尔）
酒精中毒，特点是：喝酒多年，间。歇性地不断狂饮，对酒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时
不时丧失记忆力，间歇性地产生幻觉，性无能，性格改变，以及婚姻和谐受到破坏。”
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被控以任何罪名。万一总统在受酒精影响下驾车撞死人，肯
定要引起公愤。内阁几次开会讨论事态的发展，最终决定非要他在出院和恢复活动
前辞职不可，否则国会将不得不废黜他。元老级部长，尤其是拉贾拉南、巴克和我，
为必须把高居如此显赫地位的老同僚罢免而苦恼。对德万。奈尔家人的处境，我们
感同身受，但最后还是觉得别无选择。让他继续留5 任只会带来更多害处。
待德万。奈尔情况稳定下来，能够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时，我和拉贾拉南
在3 月27日到新加坡中央医院去看他。他犹豫了一阵子，然后答应自动辞职。
第二天，也就是28日，德万。奈尔写信告诉我：“大约一年前，我已经知道自
己是一个积重难返的酗酒者。从那个时候起我才开始隐瞒真情。偶尔想向你吐露真
情，但总是临阵退缩。最后一次几乎就要向你告自，是大约两个星期前在我的办公
室同你见面时，当时我尚未启程到古晋。我错过最后一次吐露真相的机会，结果毁
了自己。”
两个星期后，德万。奈尔在另一封写于4 月11日的信中说：“此外我还记得其
他一些事情，包括启程到古晋之前两个星期在新加坡发生的一些怪诞行为。不过令
我感到可怕的是，我无论如何都记不起大部分关于我在古晋如何行为不检的报道的
内容。然而它们必定是真实的，因为有几个目击者出面证明我做过那些事、说过那
些话。令我更加感觉混淆的是，至少有两个场合我记得很清楚，而报道所言跟我的
记忆有出人。我不是一个爱说谎的人，可当时又有目击者。或许其中一些目击者在
撒谎，我是倾向于这种看法的，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撒谎。以前人们总爱说某某人
中邪，难道我是鬼上身了？又或者是‘化身博士’在作怪？
“也许是脑袋受创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我的脑功能一定是损坏了，损坏到
什么程度尚待分晓。损坏的部分有多少能够治愈或恢复，同样要日后才能知道。”
我有两个角色得扮演：第一、身为总理，我有责任保护总统职位的尊严和新加
坡的声誉；第二、作为他的私交，我希望能挽救他。他在医院住了几天，过后我们
把他送到樟宜别墅，协助他戒酒。他坚持要到印度“静修”打坐，以印度教的方式
治好自己。我不认为那种方法会使他复原，于是敦促他接受治疗。经过拉贾拉南、
巴克和另外几个老朋友，包括当年在职总便和他交情甚笃的SR纳丹（后来出任新加
坡总统）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之后，他总算答应到美国的卡伦基金会接受治疗，一
个月后似乎痊愈了。
德万。奈尔坚持要我们发给他养老金。根据宪法，总统无权享受任何养老金。
内阁决定基于人情拨出一笔养老金给他，条件是他必须不时接受政府医药小组的复
诊。巴克同德万。奈尔谈妥条件，并在国会提出有关决议。待国会通过之后，德万。
奈尔又回绝，并否认曾答应接受有关条件。政府始终没有收回条件，德万。奈尔因
此老羞成怒。
一年半以后，他在《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1 月29日刊发表的一封信件中，说
自己从来都不是个酗酒者。卫生部常任秘书把一封写于1987年2 月14日的信寄给德
万。奈尔和《评论》，上面有七名在1985年三四月负责处理德万。奈尔病情个案的
医生的签名，他们证实对德万。奈尔的诊断结果是酒精中毒。从未有医生对这个诊
断结果提出相左的意见。
1988年5 月，德万。奈尔插手前副总检察长萧添寿被调查一案。后者承认获得
美国国务院官员保证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庇护。德万。奈尔抨击我说，这跟我在马
来西亚对抗马来极端分子时，争取国际支持的做法无异，言下之意是，当年如果遇
上麻烦，我也会逃离马来西亚。德万。奈尔拒绝撤销他的指控，我于是提出诉讼，
并向国会提呈报告，包括德万。奈尔酒精中毒的有关文件。
这些文件发表后，德万。奈尔离开新加坡，至今不曾回来。过了11年，他在加
拿大接受访问时说，医生对他诊断错误，并指责我吩咐医生给他服用迷幻药，使他
看起来像个酗酒者。诚如纳古连德兰医生所警告的，他会出现“性格改变”的现象。
在委任德万。奈尔担任总统方面，我错在没有调查清楚就想当然地以为他一切
妥当。待他崩溃了，我向在职总跟他关系最亲密的友人之一何思明询问。也是议员
的何思明证实德万。奈尔在国会委任他出任总统以前就有狂饮的现象。我问他为什
么从来没有提醒我，他回答说德万。奈尔从来没有因此昏迷过。要不是因为何思明
愚忠而没有提醒我注意存在这样的风险，我们大家就不必经受那么多的痛苦和难堪。
不过总的来说，德万。奈尔在现代化的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
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
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第15章新马关系风云变幻
1966年3 月20日，新马分家八个月后，马来西亚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