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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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第15章新马关系风云变幻

　　　　1966年3　月20日，新马分家八个月后，马来西亚首相东姑来到新加坡访问。我
到靠近植物园的联邦大厦同他见面，在那三个小时里，我们交谈，吃了顿中式晚餐，
看电视，然后继续交谈。在场的还有他的夫人和马来西亚最高专员扎马阿都拉迪夫。
这限东姑谈公事的一贯作风。除了他最挂心的事，他也谈了好多其他的事情。东姑
打算在最高元首登基后休假，因此建议新加坡的部长和他的部长在4　月间一起到金
马仑高原去打高尔夫球。到时双方就可加深彼此的了解，所有的难题也自然能随之
解决。他希望我们能回复过去那种轻松自如的关系，以缓和非马来族和马来族之间
的紧张气氛。我告诉他4　月不太方便，我得到伦敦和斯德哥尔摩走一趟。6　月也许
较理想。用晚餐时，他婉转地发出威胁，轻描淡写地在话语中提醒我，新加坡的命
运操纵在马来西亚手里，新加坡必须跟马来西亚密切合作。他质问我为什么阻止失
业的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找工作。我解释说，我们不可能大开门户，毫无节制地让
外国人拥到新加坡来讨生活。然而吉隆坡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会
对新加坡的经济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已经指示联邦工业发展局在吉隆坡、恰保、
按城和新山发展新兴工业。新加坡既是个大城市，这么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
只能耐心地跟他解释，让他知道新加坡没有责任照顾失业的马来西亚人，我们也有
自己的失业人民等着我们帮忙找工作。

　　　　他向我抱怨杜进才和拉贾拉南，指责他们发表批评马来西亚的演讲。我告诉他，
我那些来自马来亚的部长们，对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仍然怀有感情，他们难免会
表现出马来亚人似的反应。他们需要时间来接受自己如今已是新加坡人，是属于另
一个分隔独立国家的人民。东姑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和不耐烦，他老实不客气地说
：“他们最好快点认清这一点，这是我不能够容忍的。这些人别有居心。拉贾拉南
效忠的对象还可能是印度呢。”东姑错了，虽然拉贾拉南出生于锡兰（如今的斯里
兰卡）的贾夫纳，但他却是全心全意地效忠马来西亚的。

　　　　离开之前，我在大门停下脚步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工作关系，为谋求双
方的利益而合作。这是极其婉转地暗示他，新马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快乐的日
子了，在那个时候，新加坡为了寻求合并总是低声下气。

　　　　跟东姑在分家后的第一次接触叫我百感交集。他依然认为我应该听命于他。不
过，令我放心的是，看来他仍大权在握。我知道他希望能平静地过日子，不喜欢看
到关系长期紧张或危机长期存在。

　　　　马来西亚领袖照旧以60年代初期我们寻求同马来西亚合并时的那种态度对待我
们。他们觉得我们碍手碍脚，因而把我们挤出他们的国会和政坛。现在虽然新加坡
已经独立了，并享有了自主权，东姑却依然深信，他在新加坡的一营兵力，加之能
随时切断我们的水供，关闭长堤，停止所有贸易和交通，便足以迫使我们就范。如
果他能纯粹以过去那种贵族魅力要我们服从，那恐怕会更理想。

　　　　1966年，我从4　月起离开新加坡两个月。在这期间，东姑。敦拉扎克、加查利
群起攻击当时的副总理杜进才和我，因为我们看似准备在马来西亚之前同印尼重建
邦交。东姑恫言要采取报复行动。当时担任代总理的杜进才已对印尼决定承认新加
坡表示欢迎。马来西亚政府却对此十分不高兴，还发出声明：“新加坡决定欢迎印
尼承认它，清楚显示新加坡将会跟印尼有某种联系或交往，因此将会有印尼人到新
加坡去。显然地，这么一来，我们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因为印尼一再重申要加紧同
马来西亚对抗。因此，马来西亚不得不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它的利益和安
全。”
　　　　　　　　紧接着在4　月18日，马来西亚内政部长伊斯迈医生宣布限制持新加坡身分证的
人通过长堤入境，新措施立即生效。

　　　　从英国和东欧访问回来，我同东姑见面。他埋怨我到这些共产党国家访问，认
为一旦这些国家在新加坡开设大使馆，就会对冯来西亚构成威胁。他质问我怎么可
以表示要跟中国和印尼成为好朋友。我的答复是，尽管我的处事方式跟他不大一样，
却也队不打算让共产党人给吃掉。我忆述曾经有一艘中国轮船要在新加坡码头靠岸
时，我们怎么因为船长拒绝签字保证不分发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资料而坚决不让船员
上岸。北京电台就此抨击我们的移民厅。我解释说，除了罗马尼亚，东欧国家走的
是跟中国作对的苏联路线。当时英国军队仍在新加坡驻扎，这是不结盟国家所无法
容忍的，所以东欧国家对新加坡采取中立或支持的态度，可防止我们被孤立。

　　　　巫统领袖也继续利用在两国发行的爪威文报纸《马来前锋报》煽动马来人的情
绪，反对新加坡的“华人”政府。《马来前锋报》报道，新加坡的一名巫统领袖、
联邦上议院的两名新加坡前议员之一阿末。哈芝。塔夫，要求我们成立的宪法委员
会把马来人的特权列人新加坡的宪法。这些在马来西亚宪法里的特权从来不适用于
新加坡。

　　　　我们的新闻处把《马来前锋报》具煽动性和种族主义的言论翻译成英文、华文
和泰米尔文，通过电台、电视和报章广泛报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非马来人对巫
统领袖的印象因而大打折扣。伊斯迈和加查利提出投诉。伊斯迈说，这是在阴谋破
坏马来西亚，除非把政治分开，否则两国之间不可能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作为一个
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应该于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加查利更进一步说，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的关系特殊。对于新加坡跟苏联以及其他共产国家签订贸易协议却没通知
他们，他感到失望（马来西亚没有跟任何共产党国家签署这类协议）。他认为，这
些事项都应在经济合作和防务协议的范围内，而根据这一协议，任何一方都不应缔
结任何危及对方防务的条约或协定。我指出，礼尚往来，他不能指望我们这么做而
自己却不这么做。

　　　　加查利也要我们等到他们跟印尼重修旧好后才跟印尼恢复物物交换的贸易。他
以国家安全为由，坚持要我们只让超过200　吨的大船进人我们的主要港口，所有较
小的船只，尤其是帆船都一概不许入港。可是，我们的政治部现在改名为内部安全
局，却通报说，马来西亚本身公开在马来半岛西岸进行物物交换贸易，来自苏门答
腊的小帆船可以驶入柔佛和马六甲的港口。于是，吴庆瑞要求召开联合防务理事会
会议讨论这件事。这个理事会是在新加坡独立后设立的。他们定了一个开会日期，
但后来吴庆瑞惊觉会议已经取消，因为马来西亚声称我们已接受他们的建议。我们
决定按照计划行事，指定新加坡一个最南端的岛屿——安乐岛，作为我们跟印尼商
人进行物物交换贸易的中心。这些印尼商人从远至苏拉威西岛（西里伯斯岛）乘着
帆船到这个岛屿来做生意。敦拉扎克强烈反对。他们单方面做出决定并提出过分要
求的行为迫使我们退出联合防务理事会。不计其数的一队队小船，有些船尾装着马
达，其他的都是帆船，运来天然橡胶、椰干、木炭及其他货品。在离开时，它们都
满载了半导体收音机、衬衫、长裤、拖鞋、鞋子、短上衣和帽子。有些还买了一箱
箱的面包回去。对抗正式于1966年6　月结束后，我们在8　月取消所有关于物物交换
贸易的限制。印尼的小船再次在新加坡历史最久的港口之———直落亚逸盆地出现。
两国各自发行货币新马分家后，我们面对持续不断的压力。我们跟马来西亚的关系
可以说没有一刻是平静的。尽管已做出最大的努力，双方始终无法就保留共同货币
达成协议。1966年8　月，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从1967年6　月起，两国将发
行自己的货币。文莱也会这么做。文莱原本也因为英国统治遗留下来的做法而同新
马使用共同货币。由于不能确定分开发行货币将会产生什么影响，代表英国公司的
新加坡国际商会、马来西亚银行协会理事会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都向两国政府
请愿，希望两个政府能再次协商讨论是否能继续使用相同的货币。

　　　　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表示，分开发行货币不代表世界末日的到来。他辩称，
为照顾新加坡而做出的让步，已严重损害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主权，最终也将损害
了马来西亚政府的主权。他说，新加坡担心马来西亚可能不会兑现承诺，即把中央
银行的账本上所显示的所有新加坡资产和负债转移给新加坡，但这纯粹是两国分开
发行货币的一个技术性因素，并不是根本的原因。他的意思是，我们对他们的廉正
缺乏信任。事实的确是如此。我们不能单靠一份信任来保护新加坡的储备金。

　　　　我们决定不要推行中央银行制，而是继续保留货币局，发行的每1　元都有百分
之百的外汇储备金做后盾。财政部长林金山表示对新加坡货币的实力和稳定有十足
的信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少不了最严谨的经济和社会纪律。后来，林金山在国
会中解释：“对一位喜欢在财政预算出现赤字时玩弄数字的财长来说，有个中央银
行就等于是开了道方便之门。我想，我们没理由让新加坡的财政部长面对这样的诱
惑。”陈修信回应说：“如果中央银行制度真的那么差劲，那很显然地，西方世界
的每一个工业国和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犯了相同的错误……世界上每个独立的国家
都设有或正在设立中央银行。”过后，陈修信在国会又说，和过去不同，现在一个
国家的中央银行是财长在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时的有力武器，让货币分开发行才是
最理想的做法。

　　　　两位财长都宣布，把货币定在1　元对2　先令4　便士，或是0。24299　克黄金。他
们也达成协议，两种货币可“交互使用”：视彼此的货币为习惯货币，同时将货币
汇回，以便转换成相同数目的可兑换货币。从1967年起，两国货币就能交替使用，
这种货币互换的情况直到1973年5　月应马来西亚的要求才停止。1975年1　月，马币
林吉特稍跌。到了1980年，林吉特兑新元锐减了5　分，到1997年，林吉特的价值还
不到0。50新元。马来西亚历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所推行的各种财政和货币政
策，比新加坡松散。新加坡的每一个财政部长都坚持一大基本原则：除了经济衰退
时期，支出都不超过收人。

　　　　自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后，由巫统控制的联邦政府通过改变教育政策，
竭力促使马来文成为推一的国家和官方语文。非马来人对这些政策改变的不满越来
越高涨。巫统领袖充满种族意味的叫嚣更无助于平息群众的愤怒情绪。1968年，马
来西亚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说，共产党人在华文独立中学里搞颠覆活动，更是闹
得人心惶惶，担心独中迟早面对关闭的命运。在1969年四五月马来西亚大选竞选期
间，联盟领袖对新加坡领袖做出无稽的指责，妄说新加坡领袖干预他们的政治。也
是马来西亚财政部长的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说，他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前
身是马来西亚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民行党），若不是拿新加坡政府的钱，就
是拿人民行动党的钱。我们的外交部长拉贾拉南向马来西亚最高专员表达了新加坡
对此事的关注，最高专员也同意这些言论产生了反效果。然而两天后，他阳来报告
说，东姑支持陈修信发表的谈话，声称他们掌握的证据显示所做出的指责属实。东
姑自己过后还在一个竞选群众大会上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领袖企图争夺马来西
亚政府的政权，“由于深知不可能赢得华人的选票，所以行动党别无选择，惟有分
裂马来人。因此，他们利用泛马伊斯兰教党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他表示提供资金
给伊斯兰教党的那个人已被禁止再进人马来西亚，却拒绝透露此人的身分。

　　　　他们做出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时，我人在伦敦，当下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的国防
部长林金山：“对于东姑和陈修信的荒唐指责，说我们介入了他们的选举，我有点
给搞糊涂了。我也在想，这些言论什么时候会引发种族冲突和游击战争。我们最好
尽快建立军队。我敢肯定，麻烦会蔓延到新加坡来。一旦数以千计的人准备就绪在
吉隆坡公开示威抗议，加人送葬行列当街游行，那未来就真的不堪设想了。”几天
前，一名华族青年跟一组人在涂写反政府选举标语时，被警察开枪打死。我指的就
是这个青年的葬礼。

　　　　5　月10日是马来西亚选举投票日，巫统输掉原有59个议席中的8　个席位。民行
党赢得包括吉隆坡在内的14个城市选区议席，在其中13个选区击败巫统盟党马华公
会。民行党和民政党（另一个非种族主义政党）在吉隆坡举行胜利游行——这两个
政党赢得了雪兰茨州议会的半数席位。巫统马来极端分子马上做出回应，雪兰茨州
务大臣哈仑组织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游行。紧接着，5　月13日，种族暴乱发生了。吉
隆坡的伤亡情况跟1964年新加坡的种族暴乱情况如出一辙（新加坡在1964年时还受
吉隆坡管制）。吉隆坡和新加坡在当时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城市，马来人只占少数。
但是，让只占少数的马来人杀死的华人，远比在报复行动中被杀死的马来人来得多。
吉隆坡的官方数字显示，被杀的有143　个华人、25个马来人、13个印度人和15个他
族人，另有439　人受了伤。如果警察和军方公正不阿，结果不可能是这样的。一名
亲眼目睹暴乱的外国通讯社记者估计有800　人被杀。

　　　　东姑大权旁落第二天，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宣布紧急状态，中止国会。政府成立
了一个以敦拉扎克为主席的国家行动理事会，根据政令来管理以恢复治安。东姑已
大权旁落。理事会成立，标志着东站时代的结束。这些暴乱改变了马来西亚社会的
本质。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成了一个公开由马来族支配的社会。

　　　　吉隆坡的暴乱在新加坡的华人和马来人社群中引起广泛的不安，两个族群都担
心邻国的种族纷争终会无可避兔地蔓延到新加坡。逃到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华人追述
他们的亲戚是怎么地在马来西亚遭受残暴的对待。有关马来西亚马来人的凶残行为，
以及当地武装部队在处理问题时明显偏袒的消息传开来后，人们惊愤交加。我当时
身在美国，要向耶鲁大学学生演讲，在那里看到有关暴乱的报道。吉隆坡暴乱发生
的那几天里，新加坡也发生了华人攻击马来人的事件。警方展开强有力的压制行动，
军队也出动了，检举了几个被捕的闹事者，及时制止了这种向无辜马来同胞采取报
复行动的毫无理性的行为。那些被检举的人都被控上法庭并判刑。

　　　　暴乱发生的4　个月后，我到驻新加坡的马来西亚最高专员0　官邸拜访东姑。他
看起来很沮丧，那段惨痛经历所造成的影响流露无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