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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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乱发生的4　个月后，我到驻新加坡的马来西亚最高专员0　官邸拜访东姑。他
看起来很沮丧，那段惨痛经历所造成的影响流露无遗。马哈蒂尔医生（当时是巫统
最高理事会成员，后来成为首相）通过一封广为流传的公开信，攻击他把国家出卖
给华人。我感觉到，他希望新加坡态度友善，希望我们能影响马来西亚的华人，使
他们别对巫统领袖怀有敌意。我写了张便条给我的同僚：“我担心的，不是我们支
持东姑会使我们失去国内非马来族群的支持，而是这样做的话，反倒可能会使东姑
失去马来人的支持，迫使他必须提早退休。”

　　　　一个星期后，林金山在吉隆坡跟敦拉扎克会面，他回来汇报说这次“再也看不
到以往那种老大哥的姿态。如果巧妙地提出意见，不让对方觉得我们是占了上风，
他们是会接受的……我们尽可能再多支持他们一阵子，这是值得的”。我们担心的
是，东姑和他的所有温和派成员会被真正的极端分子取代。马来西亚的国际声望猛
降，敦拉扎克采取守势。然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却改善了，这真是一大讽刺。
他需要我们协助马来西亚华人消除疑虑，安抚情绪。我们在新马仍属一家时所发挥
的影响力，至今依然存在。分家后，由同一组编辑人员出版一份报章，在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两地发行的做法，依然持续。但在1969年5　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之后，
《马来前锋报》更加亲马来人，对新加坡政府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把我们帮助国
内马来人的各种努力贬得一文不值。为了制止《马来前锋报》继续在新加坡煽动种
族情绪，我们于是修改条例，规定所有报纸必须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设立编辑
部，才有资格申请在本地印刷和销售的准证。《马来前锋报》关闭了它在新加坡的
办事处，也停止在本地发行。不久后，所有在本国出版的报纸，都不能在对方境内
销售。这个条例沿用至今。两国政府都认识到，双方的种族、语言和文化政策，都
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新加坡被当做正统的做法，对马来西亚来说却具煽动性，反
之亦然。

　　　　到了197　年8　月31日——马来西亚的国庆日，东姑大势已去，他宣布准备让出
首相的位子。我替他感到难过。他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下台。15年来，他先担任首
席部长，然后担任首相，期间付出很大的心血，把马来西亚各种族人民团结起来，
并领导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上取得进展。他应更光荣地退休＊年的种族暴乱事件，粉
碎了他竭力争取快乐的马来西亚的梦想。我本身对他有好感。他是位绅士，一位有
自己的道义标准的旧时代绅士。他从来不会让挚友失望。尽管他没把我当做挚友，
每当他来新加坡观看赛马，或是我到他养老的摈城去，我总会抽空探望他。最后一
次见他，是1989年在摈城，他去世的前一年。当时，他看起来已经很虚弱，可是在
我离开的时候，他还亲自送到前门廊，送别时吃力地撑起身子，让媒体为我们拍照。

　　　　1970年9　月，敦拉扎克继任首相，他跟东姑是截然不同的领袖。他没有东姑的
和蔼可亲与威严气度，也比较优柔寡断。1940年到1942年，我跟敦拉扎克同在莱佛
士学院就读。他是彭亨州一位酋长的儿子。在他们的阶级社会里，他深受马来学生
的尊敬。敦拉扎克身材中等，白皙的圆脸，平服的头发，看起来寡言、严肃。他头
脑灵活，勤奋，也是一名曲棍球好手，在人前总觉得不自在，除非是熟人。未分家
之前，由于我们争取的是同一批选票，他对我始终感到怀疑和不自在，大概觉得我
会对马来人的支配权和最高政治地位构成威胁。他比较喜欢跟吴庆瑞打交道，觉得
自在些，因为他不把吴庆瑞当成竞争选票的对手。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之后，墩拉
扎克对我的态度有了改善，我不再是他在选票上的竞争对手。

　　　　敦拉扎克和其他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摒弃了东姑对待华族商人的方式，认为他的
做法已经过时。尝过了掌握全权的滋味，包括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他们现在毫不
掩饰他们的经济政策，在每个领域都是偏祖土著（他们视为“土地之子”的马来原
住民）的。他们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以“根除贫困”，使“财富拥有权更平均”。
目标是在1990年，根据条规和行政，让马来人拥有所有私人资产的30％，华族和印
度族人口40％，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则减到30％。敦拉扎克也宣布一套“国家
思想”：所有人民不论种族应信奉神明，效忠最高元首和国家，维护宪法和法治，
提倡道德修养，容忍和互相敬重，从而共同迈向一个公正进步的社会。1970年8　月，
种族暴乱发生一年多后，他们取消所有尚未解除的宵禁，允许恢复政治活动。然而
他们也扩大煽动叛乱的定义，包括反抗国家思想和马来人的支配。敦拉扎克全神贯
注地要把经历暴乱创伤的国家纳人正轨，并设法使他的新经济政策充实完善。所以，
我们过了几个风平浪静的年头。然而我们仍时不时在大小事务上遇到问题。1971年，
因为不想年轻人学嬉皮士的榜样，新加坡推行反对留长发运动。凡是蓄长发的男性，
在政府部门柜台和所有入境处（机场、港口和新柔长堤），我们都会轮后服务。三
名青年在乌节路停车场被当做私会党嫌疑犯而遭逮捕，接受警方盘问，其中两个是
马来人，一个是华人。他们被扣留了16小时，由警方理发师把他们的一头长发剪短，
然后释放。巧的是，他们都是马来西亚人。《马来前锋报》用显著版位报道了这次
事件，引起了小轰动。政府为这事件公开道歉。与此同时，在有关我们的海港以及
两国的联合货币局和航空公司分资产的课题上，两国的纠纷开始酝酿。

　　　　分家后不久，有报道说陈修信威胁要让船只绕过新加坡，着重发展马来西亚的
瑞天咸港（后来改称巴生港口）和按城。当时，马来西亚有40％的贸易通过新加坡
转口，他形容这种做法“是过去殖民统治时代的陈迹”。之后，马来西亚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减少通过新加坡进出口的货物。1972年8　月柔佛州马来商会呼吁他们的
政府，在新山附近的巴西古当港口一旦启用后，便取消前来新加坡的火车服务。同
年10月马来西亚宣布，从T3年开始，所有从马来西亚境内运到国内另一个地点的货
物必须在本国港口托运，到货时才能免抽进口税。换句话说，货物通过新加坡转运
的话，就必须缴进口税。他们也禁止木材出口到新加坡，使新加坡的三合板厂和锯
木厂受到严重的打击。中断了一些时日后，我们总算在印尼找到木材供应。

　　　　当时的财政部长韩瑞生是我手下最有耐心，也最讲理的部长。他写道：“马来
西亚对经济合作的态度是既妒忌又瞧不起。他们相信，新加坡没有马来西亚就生存
不了，新加坡的繁荣完全要依靠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却感到十分懊恼，因为新加
坡虽然幅员小又脆弱，进步程度却出乎他们意料。”

　　　　成立委员会60年代末，新加坡发现马来西亚成立了一个“S　”（指新加坡）委
员会，就一切同新加坡引起纠纷的问题协调处理马来西亚的相关政策。主席是马来
西亚公共服务首长，其他成员有国防部、外交部和内政部的秘书长。我们也获知，
他们不时起用前行动党亲共被拘留人士如兀哈尔和詹姆斯。普都遮里，以帮助他们
了解新加坡的政策背后的想法。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S　”委员会带有邪
恶色彩。他们的动机何在其实不难揣测，在有办法左右的经济领域里，他们总要设
法遏制我们的经济成长。后来，到了胡先翁首相掌权时，新马关系缓和些，我建议
成立一个政府之间的委员会负责解决双边课题。1980年5　月13日，他的外交部长利
道丁在斯里淡马锡官邸跟我会面时说，他们早已有个“S　”委员会来研究跟新加坡
有关的问题。1986年10月，‘它“委陨会再扩大范围，同时研究跟印尼、泰国和文
莱的双边关系，并改名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之后，马来西亚公开地跟我们的官员谈
论外交关系委员会，以及它在处理双边关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停止了’它”
委员会阴谋诡计式的做法。

　　　　惟一对新加坡没有偏见的马来西亚部长是副首相伊斯迈。1971年4　月，他以考
察新加坡的建屋计划为借口，访问了新加坡。我们谈得很融洽。他要求彼此进一步
合作。他告诉报界，意见分歧不应妨碍两国进一步合作。在他的促请下，新加坡的
国营贸易机构国际贸易公司于1971年签署协议，要跟马来西亚的国营贸易机构国家
企业机构合作，进行第三国贸易。结果却没什么建树。他处境孤立。在其他巫统领
袖当中占不了上风。

　　　　19722　年3　月，我在韩瑞生的陪同下，在分家后第一次访问马来西亚，以显示
双边关系改善。双方讨论并解决了处理货币局的剩余基金和剩余资产的问题。我们
以公事公办的方式进行谈判。惟一的问题是，敦拉扎克会不时改变主意，已经谈妥
的事得从头再来。

　　　　敦拉扎克在1973年回访新加坡。他表示不想再让双方的货币可以交替使用。我
同意他的决定。1973年5　月，马新证券交易所也分家，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吉隆
坡证券交易所取代。双方各自保持当时的挂牌公司。敦拉扎克对两国关系的现状感
到满意。在公开场合，两国关系不是那么密切，所以不会使他难以面对马来基层；
又不是有诸多恩怨，所以也不会使他的华人基层不高兴。敦拉扎克说，他预见泰国
和中南半岛局势动荡，会给新马两国带来麻烦，因此双方不应再制造问题，使局面
难上加难。我同意他的看法。他担心在下届大选中可能得不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基层
支持，也担心马华公会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问我能不能协助。我无言以对。原产品
全面涨价，使他信心增强，也减少了他对新加坡表现比他们好而产生的妒忌心。

　　　　敦拉扎克邀我回访。双方关系还不错，而且一直保持了3　年。双方静静合作，
没什么严重歧见。后来我接到消息说，敦拉扎克患上白血病，多次飞往伦敦接受治
疗。从报章上的照片和电视上看到他一个月比一个月消瘦。他在1976年1　月去世，
我到他在吉隆坡的住家，向他致最后的敬意。

　　　　继承敦拉扎克的是副首相胡先翁。1968年胡先翁当执业律师期间，敦拉扎克拉
他进人政界。两人是襟兄弟。

　　　　胡先翁的长相有别于典型的马来人。他的祖母是土耳其人。他嗓音雄厚，以马
来人的标准来说，皮肤异常地白皙。他戴眼镜，头发卷曲，身材比敦拉扎克更高大
健硕。他处事认真，在正式会议上，总会把汇报资料放在面前，重要段落都以颜色
笔整齐地画上了底线。他认为不能单靠记忆，总会细读汇报资料。跟我交涉时，他
表现得坦诚和直率，能迅速地进人重点，这和敦拉扎克不同。我对他有好感。他跟
我和敦拉扎克的年龄相同。他的父亲拿督翁加化曾担任柔佛州务大臣，是巫统的首
位领袖；巫统是在1945年英国重回马来亚及宣扬马来亚联盟概念后不久成立的。

　　　　胡先翁着手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掀开新的一页。敦拉扎克葬礼举行后几个星期，
他访问了新加坡，表示要跟我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以便能讨论与解决双边问题。
我们单独进行会谈。我告诉他，我担心马来族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渗透马来西亚的
大众传播媒体、激进的马来学生会和工会领导层。我们坦率而毫不拘束地谈论了马
来族共产党人怎么渗人马来西亚媒体，沙末。伊斯迈及其集团的活动就是一例。此
人早在50年代已是新加坡的马共党员。在敦拉扎克掌权时期，沙末加人了巫统，成
了《新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的重要人物，拉拢了一批支持者。胡先翁同意这
是个危险，不过认为贸然逮捕马来族共产党人和激进学生，必然会引起马来基层的
不满。后来在1976年6　月，内部安全局逮捕了沙末在新加坡的一个追随者胡先。查
希丁，他是新加坡《每日新闻》的总编辑。查希丁供认沙末和在吉隆坡的其他数名
马来新闻工作者是亲共分子。马来西亚政治部逮捕了沙末和他在吉隆坡培植的集团。
尽管会失去一些人的支持湖先翁却有勇气采取行动，对付一伙亲共的马来知识分子。

　　　　胡先翁对新加坡有不少美好的回忆。1933年到1934年他在值落古楼英校上学，
这期间我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初上台时，他显得信心不足，看到我尊重他，稍感
宽心。他为人诚挚，心地善良。同年，也就是1976年12月，我接受他的邀请，到马
来西亚访问。胡先翁向我讲解了马来西亚的内部安全问题和泰马边境问题。我们也
讨论了经济合作计划。

　　　　两国的关系起初不错，遗憾的是，他不久后就受到柔佛州巫统领袖反新加坡情
绪的影响。尤其是柔佛州务大臣奥斯曼。萨阿特，这个人是胡先翁所属的州巫统的
最重要领袖，他发自内心地讨厌新加坡，并把这种情绪加在胡先翁身上。胡先翁向
我转达了奥斯曼的抱怨：我们以更高的薪酬吸引州内工人到新加坡工作，导致当地
工厂员工短缺；在长堤新加坡这边的兀兰新镇跟新山竟争，影响了他们的生意。
（到了90年代，当马来西亚的货币跌至二林吉特兑1　新元，新加坡人拥到他们那里
去购物时，他们又投诉我们导致物价飙升，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

　　　　胡先翁提到的州务大臣的指责中，最离谱的莫过于怪罪新加坡的养猪场排出废
物，污染了新柔海峡。新加坡在北部海岸的填土计划则使他们郑盾港地区南部海岸
的马来乡村泛滥。我小心翼翼地解释，在新加坡北部海岸进行填土，从水文学角度
来看，根本不可能导致柔佛泛滥。污染海峡的猪的排泄物也不可能源自新加坡，因
为所有的废物，都被导人我们的河流，我们又已在河口筑起堤坝形成蓄水池，具有
严格的防污染措施，确保水适合饮用。胡先翁接受了我的解释。

　　　　在经济合作方面，我说，新加坡正在放弃简单的制造业，发展使用更多机器生
产增值更高的产品的工业，也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如修理飞机、工作电脑化等等。
我们会乐于让一些在新加坡劳工短缺的工厂搬到柔佛州。我们也无意阻挠巴西古当
港口的发展。

　　　　尽管我和胡先翁的关系融洽，他们依然采取一系列他们认为能拖慢新加坡经济
增长的行动。首先是柔佛州政府禁止输出沙和草皮到新加坡，后来马来西亚政府也
规定从1977年开始，柔佛州运到东马的所有出口货必须通过巴西古当，不能通过新
加坡的港口。他们接着宣布从1980年开始，马来西亚港口之间的国内货物运输必须
由本国船只运载。尽管这些政策增加了马来西亚消费者的成本，他们仍一意孤行。
柔佛州领袖让胡先翁相信，新加坡有意伤害柔佛州，阻碍柔佛州的经济发展。他们
甚至说服胡先翁在1979年1　月告诉报界，为了把巴西古当发展成为港口，他正在考
虑让火车只开到柔佛州，不到新加坡来。

　　　　大选后1976年12月新加坡大选后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