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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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机场与海港的网络。我们讨论了他们不断亏损的国营企业。他们要把这些国营企
业私有化，或者转卖给员工或其他人。我解释说，这个方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键在于有效的管理。新加坡航空公司也是百分之百由政府经营，但是它效率高，
利润也高，原因在于它同样必须面对其他国际航空公司的竞争。我们政府不给予津
贴。赚不到钱的话，它同样得关门。我建议他们在把国营公司私营化的过程中引进
海外机构，以注入管理的专门技巧，为新科技提供外来资金。管理制度上的改变是
必要的。他们需要同外国人合作，从实践中学习。单在国家内部进行私营化，只把
企业卖给自旧人，并不能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的基础设施工作团在1992年9　月访问越南。他们向越南政府提出了一份报
告，这份报告后来被采纳了。我们设立了一个援助中南半岛的1000万美元基金，为
他们的官员提供技术训杜梅在1993年10月访问新加坡，对新加坡高水准的建筑与基
础设施感到惊讶。他参观职总平价合作社时，对我们的工人拥有丰富多样的消费品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1990年俄罗斯总理雷日科夫来访时一样。

　　　　一个月后我进行回访时，从他的官员那儿发现他曾经指示政府机关向新加坡学
习，并且尽可能优先考虑新加坡投资者所提出的项目。但是，我们的投资者却发现，
尽管签署了多项协定，却无一真正落实。实际情况是越南低级官员利用这些投资计
划向其他商人榨取更多好处。

　　　　杜梅曾是越南最重要的人物。他体型高大，阔脸大鼻，肤色黝黑，笔直的头发
从旁边直梳到两侧，看起来整齐干净。他穿的是越南式的毛装，而不是像武文杰那
样穿西装。他不像武文杰那样满脑子改革，却也不如国家主席黎德英将军那般保守。
他是党内两派的平衡力量，也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言论集译成越南文他说在新加坡时，有人送了我的两本书给他。他找人把我的
言论集从华文翻译成越南文，并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在有关经济课题的关键段落
底下画线，然后把它分发给所有重要的干部和部长阅读。他睡得很少，从半夜到凌
晨三点，做半小时运动，然后阅读到上午7　点30分，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大使馆职
员告诉我，我的言论集译成越南文后已在书店里出售。越南似乎还没听说过版权这
回事。

　　　　他问起我该怎么吸引更多投资，我建议他们改掉游击战中养成的习惯。获胡志
明市当局批准的南方发展计划，还得再经过不熟悉情况的北方河内官员的批准，这
根本是在浪费时间。此外，河内中央政府所批准的工程项目又经常在地方政府那一
层受阻，因为地方当局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杜梅哀伤地谈起越南的悲情历史。其中1000年同中国交战，另100　年同法国殖
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抗，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为独立而战。他们得和日本人、
法国人、美国人，还有后来的波尔布特集团作战。在140　年的岁月中，越南同其他
国家作战取得胜利，终于解放了自己。战争留下的创伤很深，工业薄弱，科技落伍，
基础设施很差。我同情地对他说，越战对越南对美国都是个悲剧。他叹息一声说，
要不是这一场战争。越南也许已0　发展成像新加坡一样的现代化国家了。

　　　　我一再向他保证，越南终有一天会发展得比新加坡更好。我看不出目前的和平
与稳定为什么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东亚已经从过去40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战争
根本不会带来什么好处。朝鲜和越南两场大战、柬埔寨的游击战，没有人是胜利者，
大家都是受害人。杜梅难过地表示同意。

　　　　实际上，越南人已经在进步了。部长和官员都因为同外国人0　有更多接触，得
到更多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资讯，所以较能了解旧由市场的运作方式。市面更加活
跃，商店、外商、酒店比以前更多，这一切都反映了胡志明市和河内的繁荣景象。

　　　　1995年3　月间，我另一次访问越南时。第一副总理潘文凯主持了关于经济改革
问题的讨论。他素以希望加速改革步伐见称。我们的投资者正面对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告诉潘文凯。真要吸引投资者，他就必须让这些最先前来的投资者感到受欢迎。
他们既已把资产固定在越南的领土上，理应获得必要的援助使投资成功。要是把在
越南有固定资产的投资者都当成俘虏一样看待，肯定会把其他投资者都吓跑。他们
的官员对付投资者，就像对付美国兵一样。把他们看做随时准备突袭并予以消灭的
敌人。我的意见是。应该把投资者当成值得珍惜的朋友。需要有人引导他们走出迷
宫似的官僚体制，避免遇到地雷和陷阱。

　　　　我举了一些我们的投资者面临困难的例子。新加坡的一位房地产发展商，当时
正在河内建造一座旅馆。居住在工地附近的约30户人家对噪音和恼人的震动提出投
诉。他答应每个月给每户赔偿48美元。在大家达成协议后，另外200　户人家也来要
求赔偿。发展商决定用不同的方法打桩，以免产生噪音和地面震动，但是他们不允
许他这么做，因为他所持的是只适用于旧机器的许可证。

　　　　另外，新加坡电信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签订过一个联合投资无线电传呼服务的
协定。在这个协定下，经过一年的试验，他们可以申请一张十年的执照。新加坡电
信在投下100　万美元让这个系统投人服务后，胡志明市邮电部门却建议从他们手中
收购拥有权。我告诉武文杰总理，100　万元事小，但是原则事大。如果他们背信弃
义，不遵守合同，新加坡商人将对他们失去信心。后来可能是武文杰总理进行干预，
让计划顺利进行，只是原来的协定还是做了一些更动，几个重要的问题也依然悬而
未决。

　　　　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显示我的意见起了作用，越南官员如今比较肯
帮助人了。一家德国大公司的总裁从越南续程到新加坡时，告诉我他们还为他提供
了一位向导。我满意地微笑了。

　　　　不过，开放后接踵而来的社会弊病，使越南的高层领导人依然为它担心，惟恐
在政治上失去控制，因而放慢了开放的步伐。他们不像中国那样，中国大多数省市
长都年轻得多，受过大专教精。负责治理越南城市与省份的高层人士，都是过去的
游击队指挥官。他们让苏联和莫斯科所发生的事吓坏了，也不能苟同蔓延到中国沿
海城市的社会罪恶。这不是他们所要争取的。1993年我向武文杰总理和他的班子建
议，他们应该把游击队中的这些老战士提升到重要的顾问位置上，而让年纪较轻的
官员，尤其是那些接触过西方的官员，负责日常事务。他们需要更了解市场经济，
更能使外国投资者认同的人。问题是老将们打过仗、报过捷，是掌权说话的人，要
以他们的方式建国。我相信年轻一代接班后，越南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1997年9　
月，领导层出现了一次重要变动，副总理潘文凯升任总理，取代武文杰，而副总理
陈德良取代黎德英将军为国家主席。这些都是使领导层年轻化的重要步骤。这一代
人到过更多国家，看过真正的世界，清楚地知道越南同周边国家比起来，远远地落
在后头。

　　　　1997年11月，我访问了胡志明市，同一位刚冒起的市长兼胡志明市市委书记张
晋创会面。这个国家当时正处在“停滞不动”的状态。我同我们在胡志明市的投资
者和外国银行家见面，他们被最近的种种禁令吓得目瞪口呆：不能把越南盾兑换为
外0　国货币汇出去。那他们要怎样偿还对外的债务、银行的透支，以及他们为了在
越南投资而向外国银行贷款的利息呢？他们的生意怎么经营得下去呢？负责投资事
务的计划投资部极力反对这么做，知道这项措施只会打击投资者的士气，却爱莫能
助。越南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则对袭击整个区域的货币危机感到惶恐，担心外汇储备
不足。

　　　　我在河内向潘文凯总理解释为什么这样突然改变做法具有破坏性。很多别的事
情也都出了乱子。新电信解决了传呼的业务，却又面对移动电话业务的问题。越南
邮电承诺发出许可证，过后却没兑现。越南人要自己经营。我指出，新加坡必须依
循发达国家让电信业私有化的趋势，以应付国际竞争。而惟一能够面对这个最激烈
竞争的方法，就是同引人最新科技的外国伙伴联营私人企业。他明白，国家主席陈
德良在我向他解释时也表示明白。

　　　　他们又一次带我去见杜梅。就像过去一样，我们交谈甚欢，但是我担心影响力
同样会非常有限。他们在战争时使用苏联武器所展示的技巧，他们随机应变克服物
资严重短缺问题的本事，以及很多越南难民在美国和法国所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
都提醒人们，他们具有令人敬畏的素质。

　　　　缅甸自我孤立我在1962年4　月第一次访问仰光。缅甸总理吴努要求奈温将军在
1958年接管政权，因为他的民选政府面对频频发生的少数种族叛乱和造反，束手无
策。经过18个月的军人统治后，大选举行了，吴努领导的政党重新当选，从奈温手
中再次接管政权。但是没过多久吴努又陷入困境，让奈温在1962年3　月重掌大权，
这正好是我去访问前不久。

　　　　仰光不像我曾在1956年访问过的科伦坡。仰光显得破落。它被日本占领过，虽
然在英军从孟加拉一路杀回来时，还不至于被夷为平地，破坏还是相当大的。奈温
在他的家里热情地接待我和芝。我看到别墅周围停放着坦克和高射炮时，有些不自
在。显然地，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我访问缅甸的目的，是要对印尼总统苏加诺展开
的政治宣传进行反击，他口口声声说马来西亚是新殖民主义的密谋。用午餐时，奈
温听了我的解释，但不是很留心。他心里想的尽是怎么维护法纪、控制叛乱，使缅
甸不至于分崩离析。

　　　　他住在坐落于近郊区的一座中型别墅里。他和夫人钦梅登一样待人友善。夫人
钦梅登曾当过护士，是位活泼健谈的女士。他们俩都讲英语，而且是聪明人。缅甸
是东南亚地区先天富足的国家之一，在战前出口大米和食品。但是民主政府的制度
在他们那里行不通。它的人民不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单一民族。英国人硬把一群群占
据不同山区的不同的种族，放在同一国界里。

　　　　奈温成立了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张推行“缅甸式的社会主义”。他的
政策简单，争取自足自立，把那些随英国人一起到缅甸来的印度人和华人赶走。缅
甸华人其实早在吴努执政的时候就已经纷纷离开，好多人迁徙到泰国和新加坡定居。
人数较多的是由英国人带去当公务员的印度人。他们逐渐被排挤出去。

　　　　1965年5　月，我在孟买参加了亚洲社会主义者的会议后，续程再访仰光。奈温
喜欢我演讲中所说的：“如果我们以西方欧洲社会主义者的乐观态度，处理亚洲的
贫穷与落后的问题，我们肯定会失败。”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多么坚决地
要自给自足，尽可能减少同外界的接触，回到缅甸过去那种富庶、自足。浪漫而充
满诗意的旧景象。

　　　　那次访问，同斯特兰德酒店内接待我的司膳总管的一席话，令人难忘。一个年
近6O，须发灰白的印度人，在我到达的第二天端来早餐，愁眉苦脸，用英语说：
“先生，这是我最后一天为你服务，明天起我不会再来了。”他不清楚他的缅甸助
手能不能给我送来同样的英国式早餐，有茶、奶、糖、烘面包和炒蛋。我问他为什
么要走，他回答说：“我不能不走。我在这里出生，一辈子都在这里生活，但是政
府却要所有的印度人离开。我能够带走的只是一小笔钱和个人的随身物品。”他要
上哪里去？“印度。”他在那里可有亲人？“没有。”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跟随英
国人来到缅甸，现在政府却要把他遣送回去。至于我第二天的早餐，他说得没错，
托盘既不如原来那么整齐，烘面包也没那么香跪了。

　　　　那天下午，我和奈温在前英国仰光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这场球可真不寻常。
每一条平坦球道的两旁。围绕在我们4　个球员周围的，全是提着枪向外看的军人。
不挥杆时，奈温戴着钢盔。我犹豫该不该问原因。其中一个球员是奈温的部长。他
低声说是跟什么行刺威胁有关。

　　　　1968年奈温访问新加坡，在打高尔夫球时，一点也不在意安全的问题，也没有
戴钢盔。1974年他再次来访时，我建议我们应该协调彼此的政策，促使美国、中国
和苏联继续留在本区域，以取得势力均衡。他一点兴趣也没有，宁可让超级强国自
己做决我在1986年1　月最后一次访问仰光。奈温的新夫人是个医生，比他过世的发
妻钦梅登年轻得多，受过良好教育。当时，他对于15至30年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用晚餐时，我发现尽管经历了20年的经济停滞，他对外国势力仍旧是一贯的不信任。
他谈到如何为了应付缅甸以外的势力而受困在一场“斗智之战”里，指责外国势力
一直都在觊觎他的国家。

　　　　看到仰光的情况比我在1965年去访问时更糟，真让人不胜呼嘘。那里没有新的
道路或建筑，处处百废待兴。主要公路路面上尽是窟窿，路上仅有的几辆汽车。都
是五六十年代的老爷车，破旧不堪。在奈温的政策下，任凭哪一位部长都难有作为。
他们的英文报只是四开小报那样的一张薄纸。缅甸文的报纸则稍微体面一点。前往
著名的仰光大金塔的人们，看起来都穷困潦倒，衣衫槛楼。从车里望去，商店似乎
都空无一人。

　　　　同年9　月，他的总理貌貌卡到新加坡访问，我告诉貌貌卡我在《新加坡与美国
人》（一份美国侨民出版的期刊）里读过的一篇文章的内容，设法引起他对旅游业
的兴趣。在文章里，两名来自美国人学校的教师叙述了他们到仰光、曼德勒和蒲甘
旅行的经验。他们的大半路程都是沿途搭免费顺风车的，这种旅游方式对他们来说
是一次愉快的探险经验。我向貌貌卡建议让缅甸开放，建造酒店，在仰光到曼德勒
和蒲甘之间，安排安全的飞机。这将能吸引很多旅客，可以赚取可观的收入。貌貌
卡静静地听着，却没说什么。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奈温还是不想让外国人到缅甸
去。

　　　　直至1993年，缅甸的一位主要领导人钦纽中将在新加坡同我会面时，我才算是
碰到一个反应比较积极的缅甸领袖。也或许是奈温改变了态度吧。奈温一定告诉过
钦纽我是老朋友了，所以他一直静静地听我讲话，听我说明缅甸应该重新调整自己
来适应后冷战的世界，开发经济，发展整个国家。我以中国和越南等为例说，这些
过去封闭的国家，现在都在发展旅游业，邀请外国投资者去制造就业机会与财富。
钦纽负责的是情报工作，也是当时军人集团或“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中的
强人。我请他重新检讨对缅甸国父和首任总理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的政策。昂山素
季嫁给了英国人，却回到缅甸领导反军人政府的运动。他们不可能永远把她关起来，
这么做只会使她继续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