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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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我请他重新检讨对缅甸国父和首任总理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的政策。昂山素
季嫁给了英国人，却回到缅甸领导反军人政府的运动。他们不可能永远把她关起来，
这么做只会使她继续让这个政权受窘。
缅甸如今必须改善人民的生活，把有对外经验的人引进政府。军人政府永远搞
不好经济。我建议他应该让新加坡有机会同缅甸接触，在经济上帮助缅甸。如果这
样的交往接触是为了帮助缅甸恢复正常状态，而不是维持现有制度，那新加坡将能
够在国际上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我的记录员是外交部负责缅甸事务的官员，他担心
钦纽会有强烈的反应，结果意外发现钦纽在讨论结束时，还感谢我提供了“宝贵的
意见”。
丹瑞将军（总理兼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主席）在1995年6 月到新加坡访
问时，我建议他到印尼走一趟，看看印尼如何从苏哈托将军刚接管时的军人掌政制
度过渡到民选总统制。在“双重职能”的制度下，印尼宪法让军队直接参与政府，
在议会中有代表权。印尼军人在宪法上有它的地位，那就是保障国家安全与统一。
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缅甸要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就非得朝那
个方向发展不可。
奈温曾在1994年到新加坡求医时，跟我见过一面。他谈到自己怎么通过静坐得
到心灵的平静与安宁。1988年退出政坛后，有两年的时间，他为了国内所发生的事
而心力交瘁。自1990年起，他开始阅读关于静坐方面的书。现在，他每天上午、下
午、晚上，花好几个小时静坐。比起1986年我们在仰光会面时的满面病容，他如今
的气色果然好多了。
1997年他再次到新加坡求医。以86岁的高龄，气色看来比上次来访时更好。这
次他只谈静坐，教我一些改善静坐之道。我问他是否会因亲近的人，如孩子和孙子
生病而操心？会的，他会操心，但是通过静坐，他可以控制、减少，甚至忘却这些
痛苦。当他的老将军们征询他的意见时，他难道不担忧吗？不，他回答道。他们这
么做时，他总会请他们别向他提起工作，因为他早已退出世俗尘嚣。不过，据一些
外交官说，他在军中仍然德高望重，享有权威，影响力仍在。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相信经济制裁能够迫使缅甸政府放弃政权，把它交给
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昂山素季。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自1962年奈温取得政
权以来，军队一直是当政者的惟一工具。可以尝试说服这个军人政府分享权力，逐
步使政府平民化。但是除非美国或者联合国准备像在波斯尼亚那样，派出武装部队
维持这个国家的完整，否则缅甸根本少不了军队以保持国家的完整。西方对东盟建
设性的接触方式感到不耐烦，对东盟领袖在1997年7 月接受缅甸加入成为会员尤其
困惑不解。但是有什么办法比让这个国家开放、发展，然后逐渐改变更好呢？看看
柬埔寨好了，就连监督选举的联合国部队也无法把选举中的胜利者捧上台，军队、
警察和行政机关仍然由洪森领导的有实权的政府牢牢控制着。
缅甸的将军们迟早必须调整和改变，以同他们的东盟邻国阳似的方式治国。他
们同世界的接触多了，自然能更早实现这个目标。在60年代战火纷飞的中南半岛，
柬埔寨是一片和平繁荣的绿洲，我真希望能留住对柬埔寨的这个美好记忆。我和芝
在1962阵第一次到它的首都金边去。西哈努克亲王亲自在机场接待我们，在我检阅
了仪仗队后，我们走向轿车，一路上身穿传统服装的舞娘不停地将花瓣撒向红地毯。
金边像个法国的省镇，安静祥和。那里有宽敞的林阴大道，让人想起巴黎的香榭丽
舍，整排的树木，左右两侧的支路也都有树阴。在一个主要十字路口中间矗立着一
座高棉族样板的凯旋门——独立纪念碑。我们住在媚公河边的前法国总督府。西哈
努克自己住在旧王宫，在那里以豪华的方式设晚宴款待我们。他过后用自己的苏联
飞机送我们到吴哥窟去。西哈努克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非常聪明，精力充沛，深
深懂得生活情趣。他的气质和风度就像一位有教养的法国绅士一样，说起话来姿态
语气都风度翩翩，说的是法国式的英语。他个子不高，有些矮胖，阔脸，鼻孔形状
就像吴哥窟周围庙堂里的石刻一样。他是个一流的主人，无论什么时候拜访他，我
都很喜欢他待客的热情。每一次的访问他都叫人难忘。他在宴会上款待的是法国传
统的高级佳肴，配以法国美酒和精致的餐具。我记得到他在马德望的省城的王宫时，
车道就像在法国庄园里的一样，一路开到高起的人口处。我们抵达时，个子矮小的
柬埔寨卫兵穿着把他们衬托得更加矮小、长及臀部的闪闪发亮的拿破仑式靴子，戴
着头盔，以闪亮的长剑敬礼。接待处和宴会厅都布置得非常堂皇，而且装有冷气。
那里还有一支西洋管弦乐队和一支柬埔寨乐队。外国外交使节都在，场面盛大。
这位亲王非常活泼，对批评异常敏感。他会对报章上任何批评他的文章做出答
复。政治对他来说，就是报章与宣传。他在1970年的政变中被推翻时，他说为了顾
全性命而不回国，到北京寻求庇护。我相信即使他当时回到柬埔寨，抵达机场时也
不会有哪个士兵敢射杀他。他是他们神化的国王。在中南半岛烽火四起时，他在共
产党和西方之间维持了发发可危的平衡，使柬埔寨保持为一片和平与富饶的绿洲。
他在寻求中国的友谊和庇护的同时，也通过法国维系了同西方的联系。当他留在北
京而不是回到柬埔寨反抗发动政变者时，原来的柬埔寨被摧毁了。
变了样的西哈努克我再次会见西哈努克是在1981年9 月，他当时到新加坡来，
针对同红色高棉组织成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一事进行讨论。那是个变了样的西哈
努克。他已经回到金边，并且做了红色高棉的俘虏。他历尽沧桑，几个儿孙在金边
被波尔布特杀害，他在为自己的性命担忧。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西哈努克已经被摧
毁了。他的笑声，在激动时高亢的声音，他的动作，都已大为逊色。他是个活生生
的悲剧人物，象征着他的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遭遇。中国人在1979年初越南攻陷金
边前把他救了出去。他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越南的侵略，并成为柬埔寨抗越的
国际标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一直坚决反对同红色高棉组织联合政府。
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后，柬埔寨人在本区域并不活跃。一位资深的部长英萨利在
1977年3 月拜访我。他说话温文，圆圆的脸蛋，有些丰满。他看起来像是心肠最软、
最善良的人，一个会很温柔地照顾婴儿的人。他是波尔布特的连襟，也是他的亲信。
英萨利相当实际，他要贸易，物物交换。他需要工厂的配件、灌溉农田的水泵，以
及渔船用的马达。他准备用柬埔寨著名的内陆湖洞里萨湖的鱼来交换，那里每年都
会涨水，出产最好的鱼。不过，这个物物交换的贸易最后没有落实，他们在后勤方
面有困难。因此，我们和他们很少有什么贸易或其他来往。
越南和柬埔寨的关系越来越糟，频频发生边境冲突。越南在1 叨8 年进攻柬埔
寨，并且在1979年1 月攻陷它。之后，只有通过我们进出联合国争取支持票，防止
越南傀儡政府接替柬埔寨在联合国原有的席位，以及通过我们支持抵抗部队在泰柬
边境作战，柬埔寨在我的意识里才存在。
1981至1991年之间，我同西哈努克的儿子拉那烈亲王见过几次面。他父亲安排
他掌管在柬泰边境的亲王族部队。拉那烈的声音、姿势、表情、身势语言跟父亲相
似，不过比较瘦小、黝黑，情绪稳定得多，比较不会凭一时冲动行事，其他方面大
致是出自一个模子。他像父亲那样法语说得很流利，在接管王族军队前，曾在里昂
大学教过法律。
我在80年代到他们在泰国东北的训练营视察时，发现那里的组织不好，而且士
气低落。那已是拉那烈所能够做到的最好情况了，因为就像他一样，他的将领和军
官花在曼谷的时间比花在军营里的时间多。由于当时我们正为他们提供武器和无线
电器材，看到这种情况，我不免感到失望。1991年的和解过后，富有的捐献者接手。
1993年，拉那烈的政党在联合国监督的大选中获胜，他成为第一首相（洪森则成为
第二首相）。那年8 月我们在新加坡会面时，我警告他联合政府是个不稳妥的安排。
军队、警察和行政部门都效忠洪森。拉那烈要生存下去的话，就非得把洪森的部分
军队、警察和一些省长争取过来不可。否则，让军官和军队都忠于洪森，而仅仅是
自己被称为第一首相，让自己信任的人担任国防部长，都无济于事。他大概没有认
真听取我的意见。他或许以为自己的王族血统能确保人民支持他，确保他是无可替
代的。1993年12月，我在新加坡同洪森会面。他的性格完全不同，是个强硬的红色
高棉生存者，80年代由越南人委任为总理。但是够机灵，懂得跟越南人保持距离，
让自己为美国人和西欧人所接受。他给我的印象是强悍而冷酷。他了解也坚信枪杆
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当红色高棉一式微，而拉那烈再也无法跟他们合作并向他挑战
时，洪森便在1997年把拉那烈撵走，完全掌握了控制权，在名义上保留作为第二首
相。
西哈努克在1993年大选后再度成为国王，但是他的身体衰弱，经常为了到北京
治疗癌症而无法长期留在柬埔寨，很快地就被淘汰出局，退出现由洪森和他的军队
占据着的权力斗争舞台。
柬埔寨就像个被砸成无数块碎片的瓷花瓶，要把它们再粘补起来将是漫长而费
力的工作。就像其他打碎的瓷器一样，它承担不了太大的压力。它现在缺乏的是一
个井然有序的政府。人民长久以来习惯于不受法律约束，以致现在也不再奉公守法。
只有枪杆子才让人害怕。
柬埔寨的人民是输家。国家衰败了，经济一败涂地。因为洪森的政变，柬埔寨
加入东盟的计划挪后了。它最终在1999年4 月加入东盟，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再
花20亿美元，供联合国再次行动，举行公正的选举。自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
哈努克以来，柬埔寨历经27年的战争，兵战不断灰难深重。
19、东盟的未来
到了80年代中期，东盟作为理性的第三世界组织的声誉日隆，逐渐成为发展中
世界最有活力的区域组织……东盟定期对话的对象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开始，接着
是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东盟逐渐发展成一个深具凝聚力又能贯彻始终的组织。
对主要课题也采取一致的立场。越来越多国家要求成为东盟常年会议的对话伙伴，
讨论政治和经济课题。但是成员国都知道在经济合作方面的进展将会非常缓慢。我
们之所以联合起来，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就是为了寻求稳定与安全。东盟的成立
固然成功地加强了区域的安全与稳定的意识，实质的有形的进展却一如先前所料，
没有多大作为。1972年4 月，我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五届东盟外长会议上发表演讲时
提醒大家，东盟拟议的合作项目之多，同最后真正落实的寥寥几个项目，在数量上
根本不成正比。我们每年总会提出约一两百个建议，最终付诸实行的往往只有区区
十几二十个。
1975年4 月底，西贡沦陷。东盟必须更有效地发展经济，以减少国内的不满情
绪。1975年9 月，在巴厘岛同苏哈托进行双边会谈时，我尝试说服他在印尼主持的
第一届东盟峰会上为东盟制订经济目标，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从每个成员国在一
些选定的项目上减少10％关税做起，最终把东盟发展成自由贸易区。我以为他支持
这个意见。为了让这次峰会取得成功，我们同意集中讨论一些能够凸显区域团结的
课题，“而把可能引起分歧的争论点搁置一边。
苏哈托的亲信莫托波后来告诉我们的大使李炯才，苏哈托同我见过面后，受到
技术官僚力阻，劝他不要接受自由贸易。自由贸易让人联想起一个谁都可以参与的
自由竞争，印尼将在这场竞争中成为其他东盟国家货品的倾销市场，反而不利于自
己的工业化进程。
不过，从政治上说，1976年2 月在巴厘岛举行的峰会却是成功的，东盟在一个
极度不安定的时刻展示了团结精神。对印尼这个东道国来说，这次峰会还有个额外
收获。峰会是在印尼占领东帝汉而引发危机后紧接着举行的，它有助于改善苏哈托
的国际地位。只是苏哈托在这些正式的峰会上往往深感不自在。他只会说印尼语，
无法用英语流畅自如地同别人交流。他比较喜欢双边会谈，这么一来他就能够用印
尼语侃侃而谈，眉飞色舞。到80年代末期，他已能用一些英语词汇和短语来表达自
己的意思。第二次峰会于1977年在吉隆坡举行，我再次看出他的不自在。所以下一
届峰会要在隔了10年之后，才于1987年在马尼拉召开。轮到新加坡主办峰会时，那
已是1992年了，当时我已不是总理，所以没有参加。
虽然我们没能成功降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税，但是，东盟各国部长和官员
之间定期而频繁的会议，使得个人和合作关系更加密切。这种良好关系，有助于使
双边问题在演变成外交部之间正式照会以前，就先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官员和部
长们建立起某种工作方式，使争端即使没能获得解决，也不会公开加以宣扬，大家
都逐渐养成一种合作的态度。他们总会在见面协商时打高尔夫球，在挥杆间互探对
方的观点和建议，即使意见被推翻也不在正式会谈时出现争执冲突的情况。他们也
会在晚宴后一起唱歌，每个部长都有义务引吭高歌一曲家乡歌谣。新加坡的部长们
在国内没有公开演唱的习惯，总是觉得难为情。菲律宾人。泰国人和印尼人则都是
天生的表演家，唱歌原本就是他们竞选活动中少不了的一环。外国使节恐怕要觉得
这种活动毫无意义可言。事实上，这种活动对消除隔阂是必要的。我们这些在地缘
上靠得这么近的邻居，实则形同陌生人，毕竟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统治的不
同势力范围把我们隔离开来，互不来往。正是通过这些定期的会晤协商，通过这些
在议程中同等重要的商务和消闲活动，才养成相互合作、彼此妥协的习惯。东盟官
员总会设法避免发生冲突，以寻求共识为目标。即使无法达成共识，也必会寻求妥
协原诺相互合作。
东盟成员国在面对发达国家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齐心协力。同美国人、欧洲
经济共同体中的欧洲人以及日本人协商时，我们认识到政治合作的重要性。对这些
工业国来说，他们比较喜欢以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同东盟的关系。他们鼓励东
盟在一些国际论坛上采取理性而温和的立场，争取实际的成果。他们也希望其他发
展中国家组成的区域集团能效仿东盟的务实做法。
一个例子可以反映出东盟组织对成员国的重要性。叨8 年10月，澳大利亚尝试
改变民航条例，宣布了新的澳大利亚国际民航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