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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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美元的储备金，行长终于决定放弃，让泰殊自由浮动，却导致汇率下降15％。
泰国的负债人竞相抢购美元，导致泰铁一跌再跌。我们当时不曾觉察到，一场东亚
金融危机就此引发。
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货币都跟美元紧密挂钩。美元利率比当地利
率低得多。美元趋软时问题不大，因为这些国家的出口相对来说价格就比较便宜，
出口量也跟着增加。可是，美元自1995年中期开始转强，导致泰国出口价格更高，
出口额相对减少。泰国公司以美元借贷，原以为偿还期限到来时，汇率应该没有多
大变动。如果泰殊汇率自由浮动的话，它们在借贷时就会既权衡低息的好处，也考
虑泰殊可能贬值的风险。同样地，外国放贷者也不至于完全不担心汇率会出现突变
而对借贷者的还债能力那么有信心。
其实，几位以新加坡为基地的美国银行家曾在1996年间跟我提起过，他们曾经
提醒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的央行行长，既然已不再给资金流动设限，却还要控制汇
率和利率，这么做就得冒一定的风险。美国银行家建议推行较具伸缩性的汇率政策。
可惜各国央行行长不曾正视这个警告，使经常账目赤字不断增加。1995年之后的好
几年里，泰国经常账目的赤字日益庞大，进口额高于出口额。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
去，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外汇来偿还外债。外汇交易商预见到泰国央行将难以在泰
铁对美元汇率偏高的情况下捍卫泰殊，因此开始大量抛售泰铁。当投机者开始占上
风时，有声望的基金经理也加入他们的行列，卖空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以及泰
国货币。结果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一宣布让货币和美元脱钩，各国币值立刻全面下
跌。
惟有新元并未同美元挂钩，我们是根据主要贸易伙伴的一揽子货币来管理新元。
到90年代中期为止，新元对美元的汇率一直都稳中升高。新元利率则比美元利率低
得多。以美元借贷对新加坡公司没有吸引力，所以新加坡公司的美元债务并不多。
泰国首相查瓦利是我的老朋友，早在他担任泰国军队的高级将领时我们就相识
了。他向吴总理借贷10亿美元。吴作栋跟内阁商量后决定，如果泰国肯先向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求助，我们愿意借出这笔款项。查瓦利同意了。
货币危机蔓延开来，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7 月点名抨击索罗斯为投机者，
指他是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接着，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宣布限制马来西亚货币兑换
外国货币的数额。为制止股票下跌，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也修改条例，指定卖家在出
售股票的一天内交出股票证书。他们也给用来计算交易所指数的100 只主要蓝筹股
设下交易限额。各国基金经理的即时反应是，抛售马来西亚和其他东盟国家的货币
和股票。
1997年9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香港召开国际银行家大会。马哈
蒂尔在会上说：“货币交易是没有必要、不具生产力和完全不道德的活动，应该加
以制止，使之成为不合法的活动。”结果东盟货币和股票又经受另一轮的抛售。
泰国和印尼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带条件的援助配套。尽管泰国在1997年
8 月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它却没有采取双方都同意的行动，紧缩货币供
应、提高利率和整顿它的银行体系，包括关闭58家无偿债能力的金融公司。查瓦利
的多党联合政府没有足够的魄力去推行吃力不讨好的改革措施。泰国所有政党的政
治领袖，不论执政或者在野党，都跟银行家和商人有密切的联系，他们需要这些商
界人士的政治献金。11月间，查瓦利在国会里无法赢得信任动议，被迫辞职。翌年
1 月他在曼谷告诉我，泰国好多位银行家都促请他捍卫泰殊，他自知是军人出身，
不是金融专家，所以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他的银行家朋友想必没有告诉他，他们借
贷超过400 亿美元，不愿意以更多的泰殊来偿还美元贷款。
究竟做错了什么？
如今回想起来，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90年代初期，泰国、印尼和韩国的经济
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许多新投人的资金都被转移到价值无法确定的项目上。在市场
一片大好声中，人人却忽略了这些经济体在制度和结构上的弱点和缺陷。
如果这些国家能逐步地而非一下子放宽资金流动管制，情况就会好得多。这么
一来，各国就能有更充裕的时间设立一个制度，监督、查核和管制非外国直接投资
资金的流动，确保资金流向效益更高的投资项目。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大量资金投
放到股票和房地产、办公楼和共管公寓上，而这些股票和房地产又被人们用来抵押
取得贷款，使得资产泡沫进一步膨胀。借贷人其实很清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监
管松散，却把这种现象视为新兴市场惯有的经商方式而不当一回事。有些甚至认为，
跟有政治联系的伙伴做生意，等于是有政府为贷款做不言明的担保，所以就跟着玩
这场游戏。
七大工业国的财政部长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要它们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金更
自由地流动。但是他们却不曾尝试让发展中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了解现今金融市
场环球化所隐藏的危机，单靠轻触电脑上的一个键钮，大笔款项就能即刻流人或流
出。任何开放措施应该根据各国金融体系的能力和精细程度格外谨慎地推行，做出
相应的调整。这些国家应该装置断路器——有完善的管制措施以应付资金突然流人
或流出。
尽管各国的经济情况不一，外国投资者信心崩溃却影响了整个区域。东亚奇迹
由典型的市场狂热开始，资金如泉水般涌进东亚，最终却演变成典型的市场恐慌，
投资者惊惶失措地把资金全数撤出。
1997年1 月，韩国大财团韩宝宣告破产，总统金泳三的儿子也牵连在这起重大
的贿赂丑闻中。其他好几家银行和“财团”相信也面对类似困境，导致韩元币值下
滑。韩国中央银行先是捍卫他们的货币汇率，直到11月储备金用尽，才向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求助。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全东亚包括香港、新加坡和台湾都难逃被
这场金融风暴席卷的厄运。
港元自1983年起就跟美元挂钩。危机使人们对港元的信心大跌，香港不得不把
利率提高到比美元利率为高的水平，才能吸引投资者继续持有港元。高利率却沉重
地打击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币值比周围邻国都高，香港竞争力大失，旅游业大受
影响，酒店客房无人问津。但是，香港在这场危机中坚持捍卫同美元挂钩的做法是
正确的，在特区刚回归中国主权之际，这有助于稳住市场信心。只是后来危机继续
拖下去，导致问题日益尖锐。
东亚的经济危机跟拉丁美洲的不同之处，凸显了两种社会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
的差异。东亚国家的政府并没像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那样超支。并非所有国家都肆
意推展过于奢侈、庞大的项目，或暗中抽取贷款资金，在纽约或伦敦的股票市场进
行投资。这些政府财政预算平衡，通货膨胀率低，享有好几十年稳定的高增长。反
倒是它们的私人公司，因为轻率地在房地产和过剩工业厂房方面进行长期投资，以
致过去几年短期借贷过高。
西方评论员把这次崩溃归咎于他们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朋党主义、讲关系、
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
损害。可是，这真的是根本的导因吗？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几乎可说是社会病态的
现象已经是老问题了，早在30多年前，也就是60年代“亚洲奇迹‘”一开始时就已
经存在。好几个新兴国家是到了近几年。因为过度地以外师借贷，不能自拔。才种
下祸根。说穿了，过度借贷其实也不至于引发这么一场灾难，问题症结在于这些国
家的体系不够完善，银陌脆弱，监管不严，推行了错误的货币汇率政策。文化上的
陋习加剧了损害。又因为制度不透明，任何违法行为就益发难以觉察西方评论员大
肆抨击亚洲的贪污、裙带风和朋党主义，并以之证明亚洲价值观的基础何其薄弱。
这些领袖显然觉察不到金融市场环球化所牵连的许多问题。现在，纽约、伦敦
和东京等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在东亚各国的首都都有代表。它们之间能随时互通声
息。工业国的资金流入，一方面带来高增长，却也同时带来资金突然外流的风险。
每个首都城市，曼谷、雅加达、吉隆坡、汉城，都住着上百名国际银行家，以及同
当地社群有密切联系的当地工作人员。一国政府每一次犯错，他们都会即时分析情
况，向全球客户汇报详情。然而苏哈托的做法却像是还生活在年代似的，以为金融
市场全都分开运作，没什么联系，市场反应缓慢。
亚洲奇迹难道真是座海市蜃楼吗？多年以前，在本区域的公司还没有向国际银
行贷款时，这些国家都享有高增长率、低通胀率，都有审慎的预算。这些当时还很
落后的农业社会，维持了社会稳定，成功累积储蓄，吸引发达国家前来投资。人民
克勤克俭，储蓄率高达30％至40％。它们投资于基础设施，专注于教育和培训，商
人都具有创业的精神和勇气，政府务实而且支持商业发展。它们的经济基础一直处
于良好状态。到了1999年，在危机持续了两年之后，复苏似乎在望。高储蓄使利率
维持在低水平，为经济提早回弹创造了条件。海外基金管理人员重拾信心，纷纷重
回股市，推高汇率。这很可能反而促使某些国家延缓银行和企业重组，将来再要碰
上一次经济衰退，恐怕就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货币、股市和房地产价格暴跌，对东南亚领袖来说有如患上战斗疲劳症般使他
们心力交瘁，各国要恢复元气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却终究会有复原的一天。在这
个过程中，东南亚国家在同中、日、美等大国谈判时，需要重新团结起来加强谈判
的分量，这就有助于使东南亚各国在东盟的旗帜下更紧密地站在一起。欧美领袖自
然会继续对东盟表示同情和愿意帮助，只是他们过去对本区域领袖办事能力的尊重，
恐怕难以在短期内恢复过来。
东南亚领袖将从这次的挫折中吸取教训，建设更稳固的金融和银行体系，进行
健全的管理和有效监督。投资者必定去而复还，因为推动高增长的因素还会持续十
几二十年。朋党主义和贪污的陋习很难完全杜绝，但是可以通过完善的法律和管制
来抑制越轨行为。只要牢记这次危机所带来的痛苦和不幸，我们将不会面临另一场
灾难。今后十年内，原有的五个东盟国家会相继恢复增长，新领袖将在一个更结实
的基础上冒起，逐渐树立威望。
这次危机还有个更深刻的教训。在一个环球化的经济体系里，运作规则由欧美
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组织制定，像阳本和韩国那样不管市场力量滥用资本，
根本是浪费资源。为了支持大财团扩展业务以在海外市场争一杯羹，日韩政府不惜
从人民的储蓄中尽量汲取资本，指示银行把储蓄转移给某些特定的大财团，供它们
为指定的货品争取市场的份额。这就造成某些工业失去竞争力。日韩还紧跟在发达
国家后头的时候，要看准哪些是值得投资的工业并不困难。如今日韩既已赶上西方
的步伐，想从中选出胜利者，就没那么容易了。同其他国家一样，它们将须针对市
场所发出的信号重新分配资源。如果以为日本人和韩国人会从此一蹶不振，失去天
生的斗志，那就看错了。日韩过去的记录显示，他们终究会重组各自的经济体系，
学习根据利润原则和资本回报率行事。
21、共和联邦俱乐部
我在1962年出席的第一个会议是处于截然不同的年代，有着一群截然不同的领
袖。同当时的其他国际组织比较，共和联邦是一个小规模的俱乐部……早在1989年，
当共和联邦成员增加到40多个时，彼此间就已经少了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感觉。俱乐
部里的成员随着变幻莫测的选举或政变而变动，来去叫人始料不及，连道别的时间
都没有……出席这些会议是有其价值的。但我参加过太多次，该是往前走的时候了。
独立后，我以为新加坡成为共和联邦的一员是理所当然的。英国政府支持我们
加入，东姑也乐意给我们做担保，却不晓得巴基斯坦原先反对新加坡加入。它认为
马来西亚在印巴两国的克什米尔纠纷事件上，过于站在印度一边。共和联邦秘书长
阿诺德。史密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巴基斯坦对马来西亚的敌意，殃及曾经对印
度流露出同情的新加坡政府。不过，史密斯说服了巴基斯坦，把反对票改为弃权票。
1965年10月，新加坡正式成为共和联邦的第22个成员。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分子是弥
足珍贵的。对一个刚刚独立不久的国家来说，它为新加坡提供了渠道，让它去结交
一些体制相似、领袖和官员有着共同背景的政府。这些政府都使用英语，它们所推
行的行政、法律、司法和教育制度都是英式的。
加入共和联邦后不久，尼日利亚总理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爵士宣布于
1966年1 月11日，在拉各斯召开共和联邦总理会议，讨论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
的问题。当时的罗得西亚是一个自治邦，白人有22。5万，占人口少数，却控制着400
万非洲黑人。我决定赴会。在从伦敦飞往拉各斯的7 个小时行程中，跟我同乘英国
海外航空公司客机的，还有另外几位共和联邦小国的总理和总统。大家闲聊一番。
同机的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令我至今难忘。他身穿代表希腊正教会的黑
色丝质长袍，头戴一顶黑高帽。他一上机就脱下长袍，摘下帽子，看上去完全变了
个模样：个子偏小，脑袋光秃，嘴上蓄着胡子和一把浓密的长须。他的座呛和我同
排，不过是在走道的另一端，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当客机滑行
到机场大厦时，他整装梳理的一幕又吸引了我的视线：他不厌其烦、小心翼翼地梳
理着胡子和长须，接着站起来把黑色长袍披在白色的衣服上，然后戴上挂着大圆章
的金项链，再小心翼翼地把帽子戴上。一名助手用刷子把他身上的松垂长袍刷得一
尘不染，把大主教的手杖交到他手里。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法座这才完成准备工作，
以合乎身分的姿态步下舷梯，在等候着的摄影员的面前亮相。没有一个政界人物比
他更注重公关功夫。其他国家的总理都留步，让他先下飞机——他不只是总统，还
是大主教。
当地的官员上前来迎接我们，让我们轮流检阅仪仗队伍，然后就像一阵风似的
把大家都载往拉各斯。我们好像进人一个围城。前往联邦宫酒店，沿途我们看到的
尽是警察和军人，酒店周围也布满铁钉和军队。前后两天的会议，没有一个领袖离
开过酒店。
不同的游戏规则会议召开前夕，阿布巴卡尔在酒店为我们洗尘。我在两年前和
他有过一面之缘。我和拉贾拉南坐在一名粗壮的尼日利亚男子对面。他是费斯图斯
酋长，尼日利亚的财政部长。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