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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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年长的语文老师给吴作栋介绍了华文教师，他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下过一番
苦功之后，吴作栋逐渐成为更有效的演说者。

　　　　1990年，跟吴作栋合作的内阁同僚包括王鼎昌、丹那巴南、陈庆炎、杨林丰、
李玉全、贾古玛、胡赐道、黄根成、李显龙、姚照冻、麦马德以及杨荣文。我把一
群品格才干兼具并愿意献身社会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再让他们同老部长合作几年，
他们已经准备就绪。我在那年11月辞去总理的职务。

　　　　我担任总理31年了。继续连任，除了证明自己老当益壮，还能办事治国之外，
丝毫没有意义。反之，如果能在退下来之后的有生之年协助接班人站稳岗位，继续
争取成功，这将是我对新加坡的最后一项贡献。我不曾经受任何引退后的官瘾的困
扰。吴作栋没要求搬进我在总统府附属楼宇中工作了整20年的旧办公室。那是20年
前我搬离政府大厦后的办公室。他给自己选择了一间新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
上面。我继续通过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以及同总理和其他部长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贡献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吴作栋的作风以及他跟同僚合作的方式跟我截然不同。他小心翼翼、按部就班
地进行策划，一步步赢取人民对他所要实现的目标的支持。结果证明他成功了。在
1997年1　月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在有对手角逐的36个议席当中，总得票率由61％
提高到65％，并夺回1991年失去的四个议席当中的两个。吴总理和新的领导班子如
今全权指挥大局。

　　　　1998年年中的那场危机，给了吴作栋和他的班子一次重大的考验。随着邻近国
家的经济体—一崩溃，新加坡币值下降，股市和房产价格猛跌了40％。新加坡的跨
国企业纷纷裁员，把工厂迁移到商业成本更低的邻国去。这种情况跟1985年的经济
萧条时期相似，当时我们就因为工资、费用、赋税以及其他成本比其他国家高，导
致新加坡经商成本偏高。那个时候我们实施一系列缩减成本措施作为对策，包括把
雇主对员工的公积金缴交率降低15个百分点，同时下调商业费用和税率。吴作栋的
班子如今也制定了一套相似的计划，一方面降低税率，另一方面把雇主的公积金缴
交率由20％降到10％，借此削减商业成本。裁员情况缓和下来了。到1999年年中，
经济开始复苏。吴作栋和他的班子在处理危机时采取了坚定而妥善的政策，成功赢
得了国际基金经理和投资者的信心。
　　　　　　　36、我的家庭

　　　　我的弟妹们跟我特别亲密……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
主。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
历新年。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几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
子，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

　　　　共产党人一向很重视未来领导干部的伴侣，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
了解妻子对一个男人的可靠性和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都能起很大的作用。我的政
治秘书易润堂跟他的亲密女友来往，就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从政治角度来看，他
们认为她不适合他。易润堂不理会他们的反对，结果，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
把他开除出他们的细胞组织。共产党人的观察是对的，易润堂的女友并不支持他们
的事业。

　　　　我很幸运。不论后果如何，我的妻子芝，对于我的持续斗争，从来不质疑或有
所犹豫。她说她对我的判断绝对有信心。对我而言，她是力量和慰藉的泉源。判断
一个人，她有敏锐的直觉，我却是经过选择分析和推理之后才做决定的。凭“感觉”

　　　　来下定论的她，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本领，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笑容和友善的言语，
感受对方的真正想法和立场。在评断谁不能信赖方面，她经常准确无比。不过，她
却不太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定论，也许是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脸部表情、微笑的
样子、眼神或者是身势语言。无论如何，只要她对别人的看法有所保留，我都会认
真对待。早在1962年我跟东姑会谈加入马来西亚的问题时，她就对我们是否能跟东
姑、敦拉扎克和其他的巫统和马华公会领袖合作有所保留。她对我说，他们不论在
脾气、性格或社交习惯上都很不同，她不以为人民行动党的部长们能跟他们合得来。
我告诉她，我们不管怎样，都得同他们合作，这是客观的需要。要建立一个国家，
我们必须合并，把基础扩大。短短3　年内，1965年，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准确无误。
我们跟他们格格不人，结果他们叫我们脱离马来西亚。

　　　　在同外国领袖的夫人会面后，她都会告诉我她的看法。通过观察这些夫人的言
行举止以及她们跟她说话交流的态度，她可以看出她们的丈夫态度是否友善。虽然
我从来都不会把她的看法当做定论，却会重视这些意见。她为我省却了很多时间和
烦琐的工作，替我修改我口述的演讲草稿以及我在国会和访问中讲话的文字记录。

　　　　由于她很熟悉我的用词，所以速记员抓不到的字眼，她也猜得出。不过，我刻
意不跟她讨论制订政策的事情。她对那些具有敏感性的记录或传真文件的态度也是
严谨的，避而不看。

　　　　她有自己的法律专业，如果有必要的话，她照顾得了自己甚至能够一手把孩子
带大。这使我无须挂虑他们的将来。他们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在她的调教下，孩
子们品行端正，虽然是总理的孩子，却从来没有仗势欺人。她的办公室在马六甲街，
离我们在欧思礼路的住家只不过是7　分钟的车程。她几乎从来不同客户共进“商业
午餐”，而是回家跟孩子一起吃午餐，跟他们保持接触。在办公时间里，她有可靠
的“黑白”广东老女佣（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她们都穿白衣黑裤）看顾孩子们。

　　　　每当孩子们特别顽皮或不听话时，芝会动用藤条。我从不体罚他们，严厉的责
备已足以收效。我的父亲喜欢动粗，所以我一直都反对使用暴力。1959年我出任总
理时，就决定不要在总统府范围内的斯里淡马锡，也就是我的官邸里生活。孩子们
年纪都还小，我们不想让他们在有管家和清洁工人服务的舒适环境中成长，以致对
这个世界和他们在社会上的位置产生不实际的想法。看着他们一天一天地成长，我
不时提醒自己，必须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安全和有益身心的生活环境。
　　　　　　　他们三个，显龙（1952年出生）、玮玲（1955年出生）和显扬（1957年出生）

　　　　都在华校受教育，先是南洋幼稚园，然后在南洋小学读了六年。两个儿子先后
在公教中学和国家初级学院求学。玲玲则继续升上南洋女子中学，之后到莱佛士书
院读高中。他们的学业成绩很相近，科学和数学成绩优异，华文中等，画画、歌唱、
音乐和手工都不好。我们老早就表明立场，他们也晓得必须靠自己争取成功。三人
都获颁总统奖学金，这个奖项是颁给每年五到十个表现最佳的水准考生的。两个儿
子也获得了新加坡武装部队奖学金。作为这份奖学金的得主，他们在大学放长假时，
必须接受军训，毕业后还得为武装部队至少服务八年。我和芝从没鼓励他们念法律，
我们让他们自己确定本身的强项和兴趣。显龙喜欢数学，打算在大学修读这一科，
却相当肯定不要把它当做事业来发展。于是，他在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修读数学，
花两年时间（一般需要三年）考获数学一等荣誉学位，之后还考到优等星级电脑科
学专业文凭。他在俄克拉何马州西尔堡接受野战炮训练，过后在堪萨斯州莱文沃思
堡的指挥与参谋学院受训一年，再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修读了一年的公共行
政。显扬心属工程。在他哥哥远赴英国五年后，他没被哥哥的学业成绩所吓倒，同
样进入了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还考获双料工程一等荣誉学位。之后，他到诺克斯
堡接受装甲训练，接着在英国坎伯利接受参谋与指挥训练，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斯
坦福大学修读一年的商业行政课程。

　　　　玮玲很喜欢狗，一直都希望能当兽医。芝向她形容一个在新加坡当兽医的朋友
的工作情况：在屠宰场检查将被宰杀和宰杀好的猪，确保它们适合人们食用。讳玲
终于改变初衷。当她获颁总统奖学金时，她选择在新加坡大学攻读医科，考获荣誉
学位，是同届毕业生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她的专科是儿科神经病学，被委派到马萨
诸塞综合医院实习三年，之后在多伦多儿童医院待了一年。显龙一向对政府和国家
大事深感兴趣。当他还是11岁的小伴生时，他就陪着我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的几个
月到选区访问，争取人民的支持。1964年种族暴乱发生时，他已经12岁了，所以清
楚地记得当时的惊慌和骚乱的情形。有一次紧急戒严，他被困在位于奎因街的公教
中学校园内，心中着急，不知道怎么回家。幸好家里的司机够冷静，驾着我父亲的
莫里斯牌小汽车，在交通混乱中把他载回家。显龙从5　岁起就开始学马来文，在新
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之后，就开始学看爪威文，也就是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马来文。

　　　　为了练习，他看巫统出版的爪威文报章《马来前锋报》，这份报纸经常毫无根
据地指责人民行动党和我是种族主义者。政治是他课外教育的一部分。

　　　　自剑桥求学时代开始，他已决定参与建设新加坡的决策过程，也愿意进入政坛。

　　　　在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后，三一学院的导师就力劝他重新考虑是否要回国为新加
坡武装部队服务。显龙的表现异常出色，导师希望他能够留在剑桥发展数学事业。

　　　　新加坡牛津与剑桥学会的会长把1974年最杰出新加坡学生奖颁给显龙时，曾提
到三一学院的另一位导师所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显龙“比排第二名的一等考生取得
多50％的A　等分数”，而“在剑桥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历史上，并不曾有过最特出学
生和第二名考生的成绩有这样差距的记录”。后来，我在他的毕业礼上碰到这位导
师，他告诉我显龙在1972年8　月写了一封最理智、透彻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信给他说，
不论在数学方面有多好的表现，自己都不会往这个领域发展。稍后，我要求这位导
师把那封信的副本给我。内容如下：“现在，让我说明我不要成为专业数学家的原
因。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我留在新加坡是绝对必要的。这不单是因为我的特别身
分，如果‘人才外流’，将严重打击新加坡的士气，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属于新加
坡，我也要留在新加坡……而且，对于世界变成什么样或者国家往什么方向发展，
数学家所能做的实在有和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吴作栋，邀请他在19M　年12月的大
选冲角逐国会议席。显龙当时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部的上校。身为他的部长，吴
作栋认为他有很大的政治潜能，显龙却担心自己身为鳏夫，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又没再婚，参与政治将使他更少有时间处理家庭的事务。他跟我和芝讨论了这个问
题。我告诉他，要是他不参加来届大选，那就得等上四五年才有机会从政。一年年
地过去，要适应政治生涯将会越来越难，尤其是学习如何在选区和工会跟人民合作。

　　　　最关键之处是，他须能深切了解人民的感受，能向他们表达他的想法，并能使
他们支持他。显龙决定离开武装部队，在12月的大选中竞选。当年他32岁。他高票
中选，是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之一。

　　　　政治上一大考验我委任显龙担任贸易与工业部的政务部长。那时是1985年，我
们刚陷入经济严重不景气的境况，他的部长立即委任他领导一个由企业界人士组成
的经济检讨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建议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低商业成本和加强
竞争力。对显龙和其他部长来说，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考验。1990年11月，我卸下总
理的职务，显龙获总理吴作栋委任为副总理。

　　　　很多批评我的人说这是任人唯亲，他们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得到过分的器
重。这跟事实正好相反。1989年，也就是我辞去总理一职的前一年，我在党大会上
说过，要是显龙接替我，这对新加坡或对他本人来说都不是好事。我不要让人们把
他看做我的接班人，他应该凭自己的实力坐上那个位子。他还年轻，由另一个人来
继承我的职位当总理会更理想。如果将来显龙表现称职当上总理，到时大家都会很
清楚他靠的是自己的政绩。

　　　　接下来几年，吴作栋一直忍受着外国批评者的嘲笑，他们说他是为显龙暖席。

　　　　然而随着1997年吴作栋赢得第二次大选，巩固了自己的地位，那些椰榆都停止
了。

　　　　在协助吴作栋的时候，显龙也以自己的能力奠定了政治领袖的地位：在处理政
府各方面的问题时证明自己是个果断、高效的多面手。不论是什么部门，几乎每一
个艰难或棘手的问题他都会注意并加以解决。部长、国会议员和高级公务员们都知
道这一点。其实，我大可再留任几年，等他取得成为国家领袖的足够支持时才卸任。
但是我没这么做。

　　　　1992年10月，我和芝到约翰内斯堡去。当我在一个大会上发表演讲时，显龙从
新加坡给我们打来长途电话。我赶紧回电，担心有坏消息。结果，消息令人震惊。

　　　　他的结肠长了息肉，医生化验后证实是癌性淋巴肿瘤。接着传来的消息让我们
稍微放心。显龙患的是中期淋巴肿瘤，化疗通常会有很好的效果。于是，显龙接受
三个月的密集化疗，癌细胞完全清除了，病情得到缓解。专家说，只要淋巴肿瘤五
年内不再复发，那就算完全痊愈。我们焦虑地等着五个年头的流逝。1997年10月来
了，又走了，没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显龙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危机。

　　　　1985年12月，显龙跟在国防部担任工程师的何晶结婚。她在1972年获颁总统奖
学金，随后在新加坡大学考获工程一等荣誉学位。目前她在政联公司新加坡科技担
任总裁。这是美满的婚姻，他们生下两个儿子，何品也把显龙的另外两个孩子视如
己出。显扬的妻子林学芬是新加坡人，在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念法律，也考获一等荣
誉学位。他们育有三个儿子。在武装部队服务15年后，显扬被外调到新加坡电信公
司。他的常任秘书曾要求他加入公共服务部门担任行政官，因为他极有可能在不久
后升任常任秘书，也有成为公务员首长的潜能。他比较喜欢企业界的挑战，所以选
择加入新电信。后来他升任总裁，又有评论指我任人唯亲。如果他升职是因为我的
关系，那么对他本人和对我所建立起来的任人唯贤制度而言，真是彻底的失败。他
的表现如何，跟他在一起工作的官员和他的同事会更清楚，基金经理也一样清楚。

　　　　新电信的股价并没下跌。几年下来，跟主要国际电信公司的主席和总裁接触过
后，一切有关他依靠裙带关系的言论全消失了。

　　　　1983年，在我提出大学毕业女生没结婚的课题的许多年前，孩子们还在求学时，
我和芝就告诉他们，在他们结婚之后，如能看到孩子的智力同父母“样，那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