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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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芝就告诉他们，在他们结婚之后，如能看到孩子的智力同父母“样，那么，他
们一定会感到很幸福。后来，他们选择的配偶都跟自己旗鼓相当。
玮玲选择当神经病学科医生，在陈笃生医院全国脑神经学院担任副主管（临床
服务），她跟许多同辈的大学毕业女生一样依然未婚。亚洲家庭的未婚子女都跟父
母同住，玮玲也不例外。她经常到国外出席神经病学科会议，忙于进行关于癫病症
和孩童学习障碍的研究工作。我们始终保持密切的家庭关系。他们星期日回来吃午
餐。小男孩们片刻都停不下来，在客厅里喧闹捣乱。多数人都很疼爱他们的孙子，
结果也宠坏他们。我们也很喜爱孙儿们，但却觉得他们的父母过于放纵他们。也许
我们对孩子的管教是严厉了一些。不过这却对他们有好处。我的三个弟弟金耀、添
耀、祥耀，妹妹金满和我本人，有个坚强、足智多谋和意志坚定的母亲而深受其惠。
她尽其所能，确保哦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发挥各自的才能。金耀跟我一样在剑
桥大学的菲茨威廉学院修读法律。后来，我们跟芝一起合伙开设李及李律师楼。一
年后，莱佛士学院和剑桥的老朋友埃迪。巴克加入哦们的公司。添耀成了股票经纪。
祥耀到菲茨威廉学院去念医科，回国后自设诊所，相当成功。金满早婚。当家中碰
到麻烦，比如显龙在1982年失去他的妻子名扬，以及在1992年患上癌症时，弟妹们
都会在我们身旁给予多方面的扶持和帮助。我的弟妹们跟我特别亲密。我不但是大
哥，也协助母亲做出重要的决定。父亲生性吊儿郎当，早在我还是少年时，母亲就
认定我是代替父亲的一家之主。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主。
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历新
年。
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凡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子，
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如今，我们都六七十岁了。每当有人生病，医生都
会通过检查，确定其他人没被类似的病痛折磨，因为我们体内都有父母的基因。我
们五人当中，三人已年过七旬，超出了《圣经》所说的人寿之期，我们都感到很欣
慰。，也协助母亲做出重要的决定。父亲生性吊儿郎当，早在我还是少年时，母亲
就认定我是代替父亲的一家之主。直到今日，弟妹们还是把我这个大哥视为一家之
主。我们的大家庭每年至少聚会两次，一次是在农历除夕吃团圆饭，另一次是在阳
历新年。他们会到我的欧思礼路住家探望我。举凡家里有什么大事，比如添了个孙
子，我们都会互相通知，保持联系。如今，我们都六七十岁了。每当有人生病，医
生都会通过检查，确定其他人没被类似的病痛折磨，因为我们体内都有父母的基因。
我们五人当中，三人已年过七旬，超出了《圣经》所说的人寿之期，我们都感到很
欣慰。
37、后记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组能力很强的部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都很
能干，决心要实现共同的目标。核心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吴庆瑞、拉贾拉南、
韩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杰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有话直说，不怕冒犯我，尤其
是当我犯错时，他们更是直言不讳。他们帮我保持客观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长时
间担任领导角色而变得妄自尊大。
还记得六岁时，有一次坐着牛车到祖父的橡胶园去。牛车的木轮裹着一层金属
皮，没有弹簧或避震器，经过一段黄泥路，一路上颠簸得厉害。50年后，J997年，
我从伦敦乘坐超音速客机到纽约只需三个小时。科技改变了我的世界。
过去50年政治动荡剧变，期间我就唱过四首国歌：英国的《天佑吾王》、日本
的《君之代》、马来西亚的《我的国家》，最后是《前进吧，新加坡》。外国军队
来来去去，包括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还有带着台湾人和朝鲜族辅助部队
的日本人。战后，英国人回到新加坡，同叛乱的共产党人斗争。之后新加坡独立了。
接着印尼跟马来西亚展开对抗，我也被卷人政治变革的大洪流中。
如果我和我的同僚在1954年11月成立人民行动党的时候，早料到将面对许多风
险，我们还会不会继续上路？要是我们知道前方的路途是如此崎岖不平，困难重重，
我们就不会在50年代怀着满腔热忱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政坛。当时我们可以
感觉到，新马两地的华人对中国的成功都深以为荣。我们这一小群受英文教育的殖
民地资产阶级分子，没有跟占多数的讲方言的华人沟通的能力，却在50年代不顾后
果地投入洪流。我们怎么可能跟马来亚共产党较量，争一日之长短？但是在那个时
候，我们并没想到这些。我们一心只想着要赶走英国人。
我们勇往直前，无视眼前的危险。心底的欲望强于理智的压抑，一旦陷入其中，
我们就被吸进更深的斗争旋涡里。跟共产党人的斗争比我们所预料的还来得早。我
们得应付共产党公开战线的工人、学生和文化团体，地下武装力量是他们的后盾。
1963年，我们跟马来亚合并成马来西亚，解决了共产党人引起的问题，之后却发现，
巫统（注：原文如此）马来领导层中的马来极端分子要建立的，是个由马来人支配
的社会。种族暴乱和无休止的冲突接踵而来，最终我们只好在1965年分家独立。我
们随即面对印尼的对抗。1966年对抗结束后，英国人在1968年宣布要把他们的军队
撤走。我们克服了一个困难，紧接着就碰到更叫人心寒的难题。好多时候，前途看
来是无望的了。
作为刚掌政的新手，我们就吸取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我们从没停止从实践中学
习，因为，时局不断在改变，我们需要根据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对我有利的条件
是，我的几位部长吴庆瑞。拉贾拉南、韩瑞生都博览群书，会被新思想所吸引却不
被迷惑。我们互相交换自己看过的有趣的书籍和文章。起步时，我们都很无知单纯，
幸好我们处事谨慎，经常质疑，并对新概念进行实验后才加以推行，以免惹来麻烦。
命运就在彼此手中我们的同志情谊就是在这种紧张的压力下建立起来的。面对接踵
而来的危机，我们的命运就在彼此手中。我们必须互相信任，了解彼此的强处和弱
点，并把它们列为考虑的因素。我们办事不采取先试探民意的做法。为了让新加坡
成为一个非共、非种族主义而且能够独立生存的社会，我们的做法是实行必要的政
策，并争取人民支持这些政策。
我很幸运，因为我有一组能力很强的部长，而且大家有共同的理想。他们都很
能干，决心要实现共同的目标。核心成员在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吴庆瑞、拉贾拉南、
韩瑞生和林金山都非常杰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且有话直说，不怕冒犯我，尤其
是当我犯错时，他们更是直言不讳。他们帮我保持客观和平衡，使我避免了因长时
间担任领导角色而变得妄自尊大。我的班子还包括杜进才、王邦文、埃迪。巴克、
杨玉粼、肯尼。贝恩和奥斯曼，他们个个都是有才能的正人君子，都献身于同一事
业。1959年开始执政时，对于如何管理政府，如何解决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
只略知皮毛。我们所有的是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把一个不公平和不公正的社会改变
得美好。要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必须赢得政权，之后，还得确保人民会支持我们，
让我们能把未完成的工作做完。我选出有才干的人，安排他们担任领导的职位，如
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管理一个廉洁和有效率的制度，并能体恤人民的需要。我们一
方面要工人继续支持我们，但是同时也需要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他们投下资本，传
授知识和管理技巧以及开拓海外市场，使得我们在没有马来西亚这个传统腹地的情
况下仍能活命生存。我们边工作边学习，而且很快就上手。如果说我们的成功有秘
诀，那应该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或做得更好。我一向都不会为
理论所困，理性判断和现实情况才是我的照明灯。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
：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要是发现一个理论或计划
行不通或者效果不理想，我不会再浪费时间或资源。我几乎不曾重犯同样的错误，
也常吸取别人犯错的教训。执政初期，我很快就发觉我的政府所碰到的困难，其实
甚少是其他政府未曾碰到过或未曾解决了的。所以，我养成习惯，一定要去找曾经
碰到类似问题的政府，了解他们碰到问题是怎么应付和解决的。不论是建造新机场
或是改变我们的教学方法，我都会先派遣一组官员到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访问考察。
我总喜欢借鉴和参考别人的经验。
我们的运气相当好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运气相当好，我们采取的一些高风险
政策和行动，并没使新加坡受到更大的伤害。首先，我们得跟共产党人组成统一战
线，在此期间，我们极可能像战后波兰和捷克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被吞噬。接着，
我们天真地以为，单靠选民数目平衡的力量就可以逐步促成一个不那么强调种族主
义的马来亚社会。时间证明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也左右不了种族效忠。后来，由于经
济前景暗淡，我批准一家炼油公司在发巴港码头旁边设厂，这等于是在我们主要的
经济资产旁边放一条危险的导火线。我们本要在1965年就推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
全国教育政策，但是50年代的华校中学生暴乱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我
们迟至1978年才这么做。许多华校生在经济上的出路因此受影响。
我也学会不理那些专家和有几分像但实际上不是专家的人，尤其是那些钻研社
会学和政治学的学者的批评和意见。他们总有一套自己喜欢的理论，认为社会应该
根据他们理想中的模式发展，尤其是在消除贫困和扩大福利方面。我总会尝试做到
凡事正确，但却不是政治上正确。驻新加坡的外国通讯员代表着西方媒体的观点，
他们竭力宣扬自己的看法，批评我的政策，目的在于影响选民和政府。还好我们的
人民跟政府一样讲求实际。
如果我继续当律师，没从政，我会不会跟现在截然不同？我想我的工作经验不
会比现在丰富，视野肯定会比较狭窄。从政就必须触及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有道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新加坡也许很小，可不论是在国内或国际上，我们的
需求跟任何其他大国没什么两样。我所负责的工作，让我对人类社会有广泛的认识，
也让我懂得放眼世界，这是一名律师所不可能具有的。
我也绝对不容许自己忘记新加坡在东南亚的特殊处境。我们的生存之道是，必
须比本区域的其他国家更有条理、更有效率和更具竞争力，否则我们根本没条件成
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枢纽。凡事在经过全面的分析和争论后，最终我总
是以什么在新加坡行得通这样的直觉来下判断。我说服人民把英国人赶走然后加入
马来亚，结果却是被赶出马来西亚。从此以后，确保新加坡成功并为人民创造美好
的未来，就成了我们的责任。
一组团结和有决心的领袖获得讲求实际而且刻苦的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所以我
们成功了。时常有人问我，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是30亿新元，
我可曾预料到以1965年的币值计算，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到460 亿新元，
相当于1965年的15倍；而且，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世界排名第八？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是我从来没想过。我怎么可能预见到科
学和科技，特别是在交通、电信和生产方式方面会把世界缩小呢？
新加坡进步的故事反映了工业国的进步、发明、科技、企业精神和进取心。它
是人类为增加财富和改善生活而开拓新领域的故事的一部分。1819年，东印度公司
的史丹福。莱佛士发现了一个大约只有120 个渔民的小岛，之后把它发展成一个从
印度走水路到中国必经的商业中心。国际贸易促使这个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商业中心
蓬勃发展。随着轮船取代帆船，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交通量增加许多，新加坡
的经济也日益增长。
日本占领时期（1942——1945年），战争严重影响航运，航道也被封锁，贸易
骤然下降，粮食和医药用品短缺，百万人口中有半数逃到马来半岛和廖内群岛。留
下来的人大多数都吃不饱。后来，联军在1945年8 月取得胜利，航运恢复正常，粮
食、药品和其他日常用品的供应也相应恢复，之前离开的人们也回来了。贸易和投
资使经济复苏。
每当一种科技有所突破，新加坡也跟着改进，比如集装箱运、航空和空运、卫
星通信和洲际光导纤维。未来50年，科技革新将带来巨大的改变。资讯科技、电脑
和通信以及它们的广大用途，微生物学、基因疗法、克隆和器官复制的革命性发展，
都将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新加坡人必须能够快捷地采撷这些新发明为己所用，这
样才有办法在传播它们的用处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
通过跟外国人接触，新加坡人学得很快。我们派比较聪明的学生到发达国家去
深造，起初是由这些国家颁发奖学金，后来由新加坡政府颁发。我们也发觉，这些
先进社会因为实行没有节制的社会和福利政策而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别人付
出了代价，我从中吸取教训。我接触过许多能干的外国领袖，他们成了我的良师益
友，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更深人的了解。
物色一组人来接替我和我的同僚，其困难的程度跟把独立后的新加坡发展起来
几乎不相上下。第二代领导人给政府注人一股清新的活力和热忱。这批新领导人的
经验和思想跟年轻一代的国人比较接近，能领导新加坡迈入新千年。看着他们逐步
建立自信，迈步前进，我感到无限安慰。
新加坡会有怎样的前途？城市国家的生存记录一向都不怎么好。希腊城邦国家
已经不存在，它们大多并未消失，而是被腹地吸纳成为更大的实体。雅典城邦也不
见了，但是雅典城市作为希腊的一部分仍然存在，帕台农神庙则是过去雅典人成就
的见证。其他大国的好些城市都遭到洗劫和破坏，它们的人民不是被灭绝就是被驱
散，不过由于国家继续存在，新的市民把城市重建起来并且在那里生活。新加坡这
个独立的城市国家是否会消失？新加坡岛本身不会。可是，作为能走自己的路，能
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的主权国却可能会消失。
莱佛士在180 年前建立现代的新加坡，但是，在1965年以前的146 年里，这个
小岛却只是英国统治者的一个前哨。它因为对世界有用而繁荣兴旺。新加坡是全球
大都会网络的一部分，先进国家的成功企业都已在这些城市设立业务。新加坡要维
持独立国家的地位，需要一个势力均衡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小国才有生存的空
间，不会让较大的国家征服或并吞。
亚太区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