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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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域得以维持稳定和安全。
1968年秋天，我拟订了丧失英军开支的对策之后，到哈佛度一个短期进修假。
我出任总理已有九年，该充一充电了，找些新点子，好好思考未来要走的路。肯尼
迪政府学院颁发荣誉院士的名衔给我，还安排了早、午、晚餐的饭局和一系列讲座，
让我和一大群大有来头的学者见面。在交流中，这些学者提出许多独到而有趣的见
解。从书本里，从跟雷。弗农教授等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谈话中，我汲取了许多
关于美国社会和经济的知识。弗农让我了解到科技、工业和市场的性质如何不断改
变，成本，尤其是劳工密集工业的工资又如何决定利润，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香
港企业家之所以能够建立那么成功的纺织和成衣工业，原因就在于此。香港人灵活
善变，随着时装潮流的改变而改变生产线、图样和设计，这是同台湾和韩国同样灵
活与成本较低的制造商进行的一场永不结束的竞赛。香港的推销人员经常飞到纽约
和其他大城市，征求买客的意见。弗农使我摈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原先以为工业是
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
靠又廉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
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
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1967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国进行官方访问，在芝加哥一个午餐会上，向50名
商人详述了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一个仅有1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 万人口
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他们反应良好，因为我不
是伸手向他们求援。他们对新兴独立国的领袖伸手求助，早已习以为常。我注意到，
我这种“不靠讨饭钵”的作风博得他们的好感。
1968年11月，我到纽约经济俱乐部向大约800 名企业高级决策人员发表演说。
我采取冷静务实的态度，分析新加坡的问题和本地区的危险，尤其是越南战争，这
种基调博得了听众的良好反应。我尽力用务实而乐观的口吻结束演说，描绘出严峻
局面中的一线希望。他们提出难以答复的问题，我—一坦诚直接地回答了。几个执
行人员过后写信向我祝贺。那一晚之后，经济发展局的驻纽约代表曾振木发现，要
会见美国企业界数一数二的执行人员，比以往容易多了。日后每逢我访问美国，他
都安排我同20到50位执行人员会面，通常是在午餐或晚餐前喝上一两杯，进餐时在
主桌跟重量级的公司总裁交谈，然后演说20分钟，随后是答问。曾振本向我解释，
大部分美国企业的主要执行人员没有时间到新加坡走一趟，但是在决定前来设厂之
前，总希望见见这里的负责人，加以评估。这类会面往往能交出一些成绩，因为温
斯敏向我解释过他们的想法。他的儿子在美国一家颇具规模的商业咨询公司做事，
十分了解美国人如何衡量商业风险：他们追求政治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良
好的劳资关系，以确保为世界各地的顾客和子公司供应产品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那年12月，我会见了远东美国理事会的另一批美国执行人员。原定只有100 人
准备出席，经过经济俱乐部那一夜，话传开去，说聆听我演讲是很值得的，出席人
数结果增加到200。我在写给内阁的一张便条里抱怨说：“一面进餐一面谈话，又要
保留气力，不敢大吃大喝，以免不够机警敏锐，那是相当吃力的事。这是为吸引美
国投资而付出的部分代价。”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
跨国企业身上。60初年代台湾人和香港人到新加坡设厂，带来了低科技工业，如纺
织厂和玩具厂等等，它们属于劳工密集的工厂，但是规模不大。美国跨国公司到这
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它们够分量，有信心，
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
的损失。
我的想法逐渐趋于具体之后，便订下双管齐下的策略，以打开不利的局面。首
先是像以色列一样，逾越整个地区。我是在1962年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派来新加坡
的一位专家讨论之后，产生了这种想法＊年我访问非洲的时候，在马拉维又遇到这
位专家。他告诉我，尽管以色列面对的敌视环境比新加坡有过之而无不及，却能够
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们的阿拉伯邻国，同欧美进行贸易。既然
邻近国家一心要削弱跟新加坡的联系，我们就必须跟发达地区一美国、欧洲和日本
挂钩，吸引它们的制造商到新加坡来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输往发达国家。
发展经济学学者当时普遍地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
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同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
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们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
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
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我和吴庆瑞却没有产生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
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
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
新加坡200 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
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我的第二步策略是，在处于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创造第
一世界的绿洲。以色列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和周边国家处于交战状态。如
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
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
他专业人士的基地。因此，我们必须培训人民，使他们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
准的服务。我相信我们办得到。利用学校、工会、民众联络所和社区组织，我们可
以重新教育新加坡人民，使他们改变想法和习惯。中国共产党人如果能够利用这个
办法，消灭所有的苍蝇和麻雀，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协助人民改掉第三世界国家的习
性。
我们的生存原则很简单，只有一个：新加坡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
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
家还是没有理由以这里为基地的。换句话说，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
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
1961年8 月，新加坡立法成立了经济发展局。温斯敏建议成立一个一站式服务
机构，使投资者不必跟许许多多的政府部门打交道，一切需要一概由这个机构处理
——无论是土地、电力、水供还是环境和工作的安全措施。最初几个月，经济发展
局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劳工局的专家协助。它的主要工作是吸引外来投资，
集中力量开发温斯敏在报告中提出的四个工业领域——拆废船和修船、五金工程、
化学产品和电气设备与用具。
一切都是为了促进投资吴庆瑞选中了韩瑞生担任经济发展局第一任主席。韩瑞
生有权在那些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大学学成归来，素质最优秀
的奖学金得主当中，挑选自己的部下。在韩瑞生的领导下，这些年轻人个个受到激
励。韩瑞生是个沉默寡言的杰出行政人员，在启发诱导属下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力
特强。经济发展局的文化在他手中形成——官员个个兴致勃勃、不屈不挠，克服障
碍总能巧运匠心，为的是促进投资，制造就业机会。他把经济发展局管理得如此成
功，规模如此庞大，以致几个不同的部们不得不出来自立门户。工业区的部分成为
裕廊镇管理局，金融发展的部分则出了一家新加坡发展银行，两者日后都成为各自
领域中的翘楚。发展银行协助提供创业资本给新加坡的企业家，因为这里稍有历史
的银行都只有提供贸易融资的经验，而且作风太保守，不愿意贷款给准备从事制造
业的商家。
经济发展局的年轻官员四处奔走，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
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这是吃力的“跑腿活”。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
司的时候，它们的主要执行人员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
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经济发展局官员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
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这些官员工作起来干劲十足，永不言倦，因为
他们觉得新加坡的生存要靠他们。当时年纪尚轻的经济发展局署长严崇涛记得吴庆
瑞告诉过他，每当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吴庆瑞总会
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不晓得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严崇涛
后来出任贸工部常任秘书。
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也服膺了部长们的价值观和态度，不耻下问，虚心学习，准
备接受来自任何一方的协助。接受英文教育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帮助。我们从英国人
那里继承了英语，以它作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语言。后来我从经济发展局的能干班
子中物色到三名内阁部长，他们是丹那巴南、李玉全和姚照东。另外好几名经济发
展局官员成了出色的常任秘书，包括比莱和严崇涛。比莱也曾任新加坡航空公司的
主席，凭他管理财务和做生意的手法，新航成为亚洲最赚钱的航空公司。严崇涛则
担任新加坡发展银行主席。
温斯敏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新加坡的经济顾问，温斯敏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他
为新加坡服务了23年，直到19M 年为止。他每年来新加坡两趟，每次逗留三个星期
左右，我们负责他的机票和在这里的酒店费用，除此之外不必支付分文。为了协助
他掌握最新的事态发展，负责同他联系的经济发展局官员严崇涛，定期把报告和每
天的《海峡时报》寄给他。他习惯在抵达后的第一个星期跟我们的官员洽谈，接下
来再跟跨国公司和一些新加坡公司的执行人员进行讨论，并和职工总会领袖见面。
他总是把报告和建议呈交给我和财政部长，然后，我们俩单独共进午餐谈公事。对
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跨国公司的高层执行人员很快就领略其价值所在。他们无所顾
忌地跟他谈论他们遇到的难题：政府管得太紧，新元币值节节上升，工人跳槽太频
繁，外劳雇佣条例太多约束等等。温斯敏讲究实际，遇事亲力亲为，对数字应付自
如，很快就能抛开烦琐的细节，抓住基本问题。最重要的是，他聪慧过人、精明能
干。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尤其关于欧美执行人员思考问题和做事的方式。不
来新加坡的时候，温斯敏总会在我到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或阿姆斯特丹公干时，
约我见面。不过他得忍受一件事。平日他烟不离手，我却对香烟敏感，所以跟我吃
饭谈公事，简直是牺牲重大，只要情况允许，我们都在户外用餐，这样他就可以过
足烟瘾。他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虽然语法有毛病，荷兰腔也很重一一说话声音
深沉粗重。他脸部皮肤粗糙，前额和面颊上皱纹很深，戴一副角质眼镜，头发向后
脑直梳。有一次他告诉我，他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对韩瑞生和我特别有好感，只能
得出结论：“加尔文主义和儒家生活哲学有相似之处”。无论是什么原因，他喜欢
同我们合作是新加坡的福气。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新加坡政府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我们修建基础设施，提供精心策划的工业园，参与工业投资，采纳财务奖励措施并
推动出口。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制定了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
这些基本措施使私人企业能够顺利经营。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是发展裕廊工业区，
它的面积最终达到9000英亩，无论是公路、污水处理和排水设施、电力或水供，区
内设备一应俱全。它的发展在开始时相当缓慢，到1961年的时候我们只发出了12张
新兴工业证书。（在1963至1965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期间，吉隆坡中央政府一张
证书也没批准。）吴庆瑞在那个时候以财政部长的身分，经常先后为工厂主持奠基
礼和开幕礼，使同一家工厂有两次宣传的机会，即使是最小型的工厂，如只雇用很
少几个工人的樟脑丸厂也不例外。吴庆瑞本人在外来投资开始流人后追述，裕廊镇
基本上空着的那几年，人们把它称为“吴（庆瑞）的愚蠢之作”。不过，当这里还
是荒芜一片时，他可没有心情自嘲。
然而到1970年底，我们发出的新兴工业证书已经有390 张，持有这张证书的投
资者可以免税五年。1975年之后发出的证书把免税期延长到十年。裕廊镇这时生气
勃勃。1968年10月，局面有了突破，德州仪器公司到新加坡来，考虑在这里设厂装
配当时属于高科技产品的半导体。他们在做出决定后50天内便投入生产。紧跟着而
来的是国民半导体工厂。
在这之后不久，德州仪器的对手惠普派人来新加坡探听情况。我们的经济发展
局官员曾经在这个人身上下过功夫，对方要什么资料便立刻提供，直到他同意亲自
前来看看才肯罢休。这个人和德州仪器的人员一样眼界大开。一个负责具体计划的
官员奉派接待惠普代表团，使一切都方便快捷。惠普要一块地建厂，谈判进行期间，
它决定先租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大厦内用来承载重型机器的电梯必须安
装大型的变压器，但是体利特（惠普公司老板）本人来访的时候还没准备好。为免
让他走六层楼梯，经济发展局从邻座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在体利特到访当天，使
电梯操作顺利。惠普公司决定在这里投资。这些故事在美国各家电子公司的会议室
流传开来，其他美国电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来设厂。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
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纷纷转到新加坡来。谁来我们
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
70年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哈泼斯》月刊、《时代》周刊等美
国杂志，都刊登了有关新加坡的报道，热烈赞扬新加坡的辉煌成就。美国通用电气
公司在这里开设六家不同的工厂。生产电气与电子产品、断路器和电动机。到70年
代快结束时，通用电气成了在新加坡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
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尽管当时我们并未料到，但事态发展的结果
是，电子工业解决了失业问题，把新加坡转变成80年代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
这些公司后来从新加坡把业务扩充到马来西亚和泰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