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经济腾飞路-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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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子工业解决了失业问题，把新加坡转变成80年代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
这些公司后来从新加坡把业务扩充到马来西亚和泰国。
来访的执行人员做出投资决定之前总要先来找我。我认为，好好保养从机场到
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
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的范围，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一片占
地叨英亩，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其间是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们一句话也不用
说，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
美国在制造业的投资不久便超越英国、荷兰和日本。
我们从1959年第一次执政开始，便一直扛着失业问题的包袱——那么多的年轻
人在寻找工作，却没有工作可以应付他们的需求。可是到了1971年英军撤离的时候，
我感觉我们已经渡过难关。虽然英国人解雇了三万人，另外四万个替英军服务的工
人也连带丢了饭碗，但是失业人数并未增加。几家美国电子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就业
机会，失业已经不是问题了。接着1973年10月爆发阿以战争，阿拉伯国家随之突然
实施石油禁运，油价猛升三倍。使世界经济蒙受严重的打击。我们促请国人节省能
源，减少燃料和电力的消费。我们束紧腰带，但还不算吃苦。经济增长显著放缓，
从13％（1972年）下降到4 ％（1975年）。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从2。1 ％（1972
年）提升到22％（1974年）。幸好就业机会并未大量减少，失业率依然保持在4。5
％上下。
1975年经济复苏后，我们就有条件精挑细选。经济发展局官员曾经询问，为保
护本地一家公司所开设的汽车装配厂而征收的保护性关税，还得维持多久。马赛地
公司的财务主管粗暴地回答说是“永远”，因为新加坡工人的效率不如德国人。我
们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取消保护性关税的决定，让装配厂关闭。随后不久，我们也逐
步停止保护冰箱、冷气机、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电气与电子消费品的装配厂。
70年代末，我们已经把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的老问题抛在后头。接着而来的新
问题是，如何改善新投资项目的质量，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我们
在欧美和日本找到我们的新腹地。现代通讯和运输使我们能够跟这些曾经遥不可及
的国家挂钩。
1997年，新加坡有将近200 家美国制造公司，投资账面价值逾190 亿新元，在
所有外来投资国当中高居榜首。不但如此，他们还经常提升本身的科技和产品，单
位劳工成本因此降低，这使他们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工资而不至于丧失竞争力。
在60和70年代，日本投资少之又少，远远落在英国和荷兰后头。我想尽办法引
起日本人的兴趣，不过，他们一直没有大批到东南亚来设厂生产出口货。那段时期，
日本人在海外投资仅限于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新加坡的市场小，所以他们投资不
多。不过后来美国跨国公司的成功鼓舞了日本。他们的商家到新加坡来从事制造活
动，以便把产品输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很久以后才开始出口到日本。中国在80年
代开放门户，日本投资随之开始逐步流入。1985年普拉扎条约推高日元对其他强国
货币的汇率，日本于是把中等科技工厂迁移到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把基础
科技工厂转移到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当他们发现在这些亚洲国家投资的回报比
在欧美来得高时，东亚便成了他们的主要投资地点。进入叨年代中期，他们已经成
为东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者。
新加坡最早的投资者是英国人。英军撤出新加坡之后，许多英国公司也随着英
国国旗撤出。我极力争取英国公司在本地投资，但是他们害了退缩症，纷纷从帝国
退回安稳的本国。其实当间他们在本国面对工会问题，这样做是不符合他们的经济
效益的。只有到70年代末期，新加坡证明自己有能力交出成绩，英国投资者才急切
地回来，这回不是搞原料加工或贸易，而是制造药品等高增值产品。美占制药厂在
新加坡设厂，以先进技术制造半合成盘尼西林供应亚洲市场，特别是日本。
其实最早来到这里，并通过帝国统治把本区域国家引进国际社会的正是英国、
荷兰和法国。但是这些前帝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后殖民时代的贸易和投资新
局面，把自己犁过的土地白白送给美国人和日本人来播种。
几家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尽管基础稳固，仍不免受到全球结构调整、科技发
明和市场变化的冲击。在我记忆中有一个例子最明显，那就是争取了好几年之后，
经济发展局终于说服德国相机制造厂罗莱把业务转移到新加坡。当时，德国工资高
使他们丧失竞争力。1970年，我到不伦瑞克访问罗莱工厂，随后不久，罗莱便开始
把整个生产活动迁移到新加坡，在这里制造相机、闪光枪、放映机、镜头和快门，
同时替德国其他著名的相机制造商生产相机。罗莱跟经济发展局携手设立了一个中
心，在精密机械、精密光学、工具制造和电动机械方面培训工人。罗莱（新加坡）
公司制造的相机堪称一流，然而却因为市场和科技多变而无法畅销。罗莱的研究与
开发工作在德国进行，新加坡则成为生产基地，这使策划和协调工作无法顺利展开。
公司的研究与开发工作集中在市场较呆滞的专业摄影器材方面，日本却发展操作越
变越简单的相机，安上取景器和自动聚焦、测距仪等精巧装置一一十这全拜集成电
路片的开发所赐。德国人在这方面手脚不比日本人快。11年后，德国和新加坡两地
的罗莱公司都处于破产状态。一次重大的打击罗莱的失败，对新加坡的工业化努力
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因为欧洲投资者认为，这是欧洲无法把技术转移给新加坡的例
子。经济发展局费尽唇舌向他们解释，罗莱的失败是科技和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所致。
值得安慰的是，它的4000名受过精密工程培训的工人，成了80年代出现的磁盘驱动
器工业的宝贵建设资源。经济发展局一直是负责吸引投资的主要机构，所招揽的投
资项目源源不断，增值性越来越高。这么一来，虽然工资和其他成本逐渐提高，新
加坡却仍然能够保持竞争力。经济发展局的官员依然是新加坡最优秀的大学生，大
部分留学欧美和英国，现任主席杨烈国更是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所熟悉的人物，他以
干劲十足和靠得住见称，言出必行。
回顾过去，我不敢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成就，是按照预定计划发展出
来的成果。分家前拟定的早期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的假设为基础的。健力士
已经付了按柜金，要在裕廊的一个地段兴建酿酒厂，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却告
诉公司的董事主席阿伦。伦诺斯克。博伊德，他连一瓶黑啤酒也不会批准进口。博
伊德于是在吉隆坡兴建酿酒厂，并表示愿意让我们没收按柜金。我们把按柜金退还
给他。几年后我们照样回敬陈修信，拒绝削减马来西亚健力士酿酒厂酿制的黑啤酒
的入口税。健力士只好发出许可证，让新加坡的一家酿酒厂替他们在本地生产黑啤
酒。
我们把大部分筛选工作留给跨国公司，是它们把各种工业带进新加坡，就由它
们自行选择它们认为能成气候的工业。一些工业，比如修船、炼油和石油化学、银
行和金融等是由经济发展局、财长韩瑞生或我本人挑选的。贸工部相信生物科技、
电脑产品、特制化学品、电信仪器和服务等行业，日后可能大有作为。当峨们不能
肯定新的研究与开发领域会有怎样的发展时，便采取分散风险的做法。
我们的任务是广泛拟定经济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期限。我们定期检讨这些计划，
并按照时局的新变化进行调整。建造基础设施以及培训与教育工人来满足雇主的需
求，必须提前几年预先策划好。我们不像香港那样有一批现成的企业家，在中共接
管大陆的时候，从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逃到香港。他们都是中国的工业家和银行
家。如果我们等待我们的商人学习当工业家的话，我们早已饿死了。有论者在90年
代提出，要是我们当初培养自己的企业家，就不必过度仰赖飘忽不定的跨国公司。
这种说法是荒谬的。香港即使从中国难民当中得到富有经验的商业人才，当地制造
业的技术水平，还是比不上新加坡的跨国公司。
政府率先投资发展新工业，例如钢铁业和服务业，促使大众钢铁厂以及属于服
务行业的海皇轮船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应运而生。有两位部长因拥有多方面的才
于脱颖而出。韩瑞生为新加坡发展银行、新加坡保险公司和新加坡石油公司铺下成
功的发展道路。设立船务公司是吴庆瑞的概念，他通过巴基斯坦政府聘请了一位名
叫赛义德的船长来成立海皇轮船公司。他也借助于澳大利亚军械生产专家劳伦斯。
哈特尼特爵士，创立了新加坡特许工业公司。这是一家铸币厂兼生产小型军火的兵
工厂，因为两者都需要森严的保安措施和优良的生产机床，所以凑合在一起。新加
坡特许工业的执行董事王家国做事脚踏实地，为人足智多谋，在他的管理下，这家
企业也取得成功。后来，当时年纪尚轻的常任秘书杨烈国，接替王家国掌管新加坡
特许工业，成为企业主席，给它增添了新业务，而在日后衍生出新加坡科技公司。
这家高科技公司业务甚广，其中包括同顶尖的跨国公司合资设立晶圆装配厂。
新加坡必须仰赖为人正直，有头脑，有干劲，有魄力，但是商业嗅觉还有待考
验的年轻官员。名列前茅的新加坡奖学金得主是从每年最优秀的学生当中挑选出来
的，保送他们到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
顶尖大学受教育，后来我们有了能力，把美国大学也包括在内。我们把他们训练成
企业家，由他们率领创立海皇轮船和新航等成功企业。我原本担心这些公司到头来
沦为需要政府津贴、不赚反亏的国营企业，跟许多新兴独立国家的情况一样。韩瑞
生对手下的年轻官员了解得很透彻，他向我担保公司一定会成功，那些官员比得上
同类公司的竞争对手。他们都得到清楚的指示，这些公司必须赚钱，否则就得关门
大吉。我跟吴庆瑞和林金山讨论了这些大胆的计划，鉴于新加坡商界缺乏企业家人
才，他们两人都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我靠的是韩瑞生的判断。担任要职的官员是他
挑选的。这些项目旗开得胜，许多新公司随即纷纷在其他部长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下
崛起，结果也连连报捷。于是我们让国营垄断机构如公用事业局、新加坡港务局和
电信局独立运作，摆脱政府部门的控制，像公司一样以讲求效率、盈利和竞争力的
方式经营。
成功的关键在于管理人员的素质。我们的高级行政人员并非个个都具有商业才
干。有这种无形天赋的人寥寥无几。侯永昌就是其中之一，他担任大众钢铁厂董事
主席。另一个是沈基文，担任吉宝企业首脑。还有一个是比莱，担任新加坡航空公
司总裁。在他们的领导下，三家公司成为无人不晓的企业，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的
第一级股市占主导地位。新航改为私营的时候，我们几经困难才找到可以取代比莱
的顶尖的行政人员，由此可见本地企业家人才有多缺乏。
要我用一个词语来形容我们为什么会成功的话，我会选择“信心”。就是因为
外来投资者对我们有信心，他们才会以新加坡作为开设工厂和炼油厂的地点。1973
年10月石油危机发生后几天，我决定向几家石油公司发出明确的信息，我们对这些
公司储存在新加坡炼油厂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权。如果我们阻止这些存油出口，
新加坡将有足够的石油可供两年的消费。但是这样做将显示我们毫无信誉可言。1973
年11月10日，我会见所有炼油公司——壳牌、无比、埃索、新加坡石油和英国石油
的首席执行员或董事经理，公开向他们保证：基于有难同当的原则，如果它们对客
户削减石油供应量的话，新加坡也会跟其他客户一样，不会有例外。它们的客户，
除了本区域的以外，还有远远分布在阿拉斯加、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地的。
这项决定提高了国际对新加坡政府的信心，它显示新加坡明白，它的长远利益
取决于提供一个可靠地点来进行石油交易和其他业务。结果石油工业满怀信心地扩
展业务，在70年代末扩展到石油化学的领域。90年代新加坡的炼油总量每天达到120
万桶，成为仅次于休斯顿和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也成为继纽约和伦敦之
后，世界第三大石油交易中心。此外，新加坡还是世界船用燃料油的最大市场，也
是石油化学品的主要生产地。
为了克服先进国投资者一向对新加坡工人素质所抱的怀疑态度，我要求日本、
德国、法国和荷兰分别在新加坡设立培训中心，由他们本国的指导员前来提供训练。
有些中心由政府资助，其他中心由飞利浦、罗莱、达达等公司共同设立。经过四到
六个月的训练后，工人由于在犹如工厂的环境里受训，对不同国家的工作制度和文
化变得很熟悉，结果成为投资者心目中理想的员工。上述国家的投资者，若要知道
新加坡工人跟他们本国工人比较水准相差多少，这些中心便成为他们查询的地方。
他们证实新加坡工人的水平一点也不差。
5、金融中心的故事
……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证明了它所建立的体制经得起1987年和1997至1998年两
次金融风暴的吹袭后，我才有足够的信心让新加坡朝“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
方向推进。我们的审慎态度支撑新加坡渡过1997年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从
1968年第一次推出亚元市场至今，我们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
管理妥善的信誉。
1965年新马刚分家的时候，任何人预测新加坡日后会发展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一定被当成疯子。市中心一座座闪闪发亮的现代化办公大楼，通过一组组电脑把新
加坡同伦敦、纽约、东京、法兰克福、香港和其他主要金融中心联系起来，这是怎
样发生的呢？
故事要从1968年说起，那是一个最奇异的开始。温斯敏博士在口述历史档案中
忆述同友人的通话内容，对方是美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副总裁，他当时人在伦敦。
温斯敏说：“听我说，范伊厄宁先生，我们（新加坡）要在十年内成为东南亚的金
融中心。”范伊厄宁回答：“好，你来伦敦，五年内就能把它发展起来。”温斯敏
立刻启程到伦敦。在那里，范伊厄宁把他带到一间会议室，来到一个巨型地球仪的
面前对他说：“你看这里，整个金融世界的活动，由苏黎世开始。苏黎世银行上午
九点正开市，接着是法兰克福，然后是伦敦。到了下午，苏黎世先闭市，随后是法
兰克福和伦敦接着闭市。这个时候轮到纽约开市了，金融交易活动于是由伦敦转到
纽约。纽约下午闭市时，金融交易又转到旧金山。直到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