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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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对中国人施以“德教”推广日语
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教育，开始比较慎重，主要是顾虑殖民统治尚不稳固，既想进行殖民奴化教育，又担心引起中国人的反抗。所以多从施以“德政”笼络人心传播日语的角度考虑，未敢操之过急。1906年8月，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在《就职情由书》中谈到对中国人“教育”的方针，说：“我曾同儿玉前总督议论过，应为日本帝国在台湾谋求永远牢固的基础。如果想消除新附民的桀骜不驯的祸根，就要在教育、生产等各项行政事务中保持统一的精神，积极疏导民心，使之无暇惹是生非。这是一切措施的轴心要求。”“殖民地的教育事业方针，特别需要慎重对待，过急发展教育，如同早日使财政独立一样，会伏下民心不驯的祸根。故此，我自跟儿玉前总督在台湾从政以来，而一直为调节这一方针而深加注意。——殷鉴不远，以往英国对印度教育的漫不经心，以致出现今日民心反叛不可收拾的局面。反其道而行之，当可作为殖民地政治家的秘诀韬略。”《满铁附属地学校及图书馆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发展》，第一部，第一章。后藤新平曾说过：“只道教育是好事，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开设学校，乃是贻误殖民政策的做法。”陈碧生《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1909年6月，满铁特设第一所中国人学校——盖平公学校。在11月3日的授旗仪式上，满铁第二任总裁中村是公训词说：“夫施德教，授实学，培养有用而善良的人才，此乃本官殷切期望于学堂教育之处也。望教职员及学生等体察本官之诚意，努力锻炼身心，振兴学风，从而发扬学堂旗之光辉。”这个教育方针，在1914年3月31日正式公布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公学堂规则》中表述为：“公学堂的办学宗旨是注重学生身体的健康成长，施之以德育，授之以实学，并使之学好日语。”所谓“德教”，其实只是“亲日教育”。它与“关东州”公学堂办学宗旨完全一致。
对中国人的日语教育，在满铁附属地也是给予特别的强调和重视，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尤其倡导，他提出：“要做到在满铁沿线，日本人所到之处，只讲日本话就可以办事。”为普及日语，满铁实行语学检定考试及奖励制度，还开办日语学堂，规定：凡是在“满洲”的中国人教授日语或者准备办此类学校者，只要愿意接受满铁领导和监督，都一律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给予补助。
对日本人的“皇民”训练
由于满铁附属地处于中国广大土地的环绕之中，日本统治者十分担心在附属地的日本人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随不断采取措施强化对日本人的“皇民”训练。1908年5月14日，满铁株式会社向瓦房店、大石桥、辽阳、奉天、昌图、公主岭、长春、抚顺等地的小学校“下赐”《教育敕语》满铁教育研究所编写的
日本小学补充教科书抄本，并以第一号训谕发出通告，宣布附属地的教育方针，要求“各地小学校，所有在其位者都要善体圣意，勤于研磨熏陶，并在学校举行典礼或其他适当时机奉读《敕语》，并加以诚恳诲教，以使学生夙夜铭记心中”。1909年5月，日本亲王捐款制作校旗，分发给各小学校和公学堂，同时附上《总裁致辞》，称：“教育的根本，圣旨所示，与日月同辉，既鼓励忠君爱国的意气，又培养自强向上的情操，从而奠定大国国民的根基，这是我对学校教育的殷切希望。”
1915年11月10日，满铁制定并以《满铁社报》号外公布了《满铁附属地小学校儿童训练要目》。此要目被看作是“在满日本人子弟教育方针从日本内地延长主义，迈向满洲特殊地区主义的一步，是为建立适应满洲当地的教育方针打下基础”的重要文件。其内容是，“第一，深刻领会尊严的我国国体的渊源，努力培养国民道德。第二，锻炼身心，培养刚健的气质。第三，了解帝国所处的地位，培养随土而安的思想，生活朴素、勤苦不懈。第四，同胞之间团结友爱，共同努力发扬国威。第五，维护日本国民的品格，赢得外人的信赖。”《满铁附属地学校及图书馆等社会公共设施的发展》，第一部，第一章。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第二战场：教育侵略殖民教育的“乡土化”措施
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进行了一次调整，即所谓“适地主义”和“乡土化”教育，就是说，要“采取适应满洲当地具体情况的方法办教育”。早在1913年，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就曾提出：“要根据周围的情况和学生们的处境，采取相应的措施”办学。当时在日本殖民者中间发生一场争论，一派主张把日本国内的教育移植到殖民地，强行实行同化，用日本文化完全取代中国的汉文化。这种言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也受到其他帝国主义的猜疑和非难。另一派为缓和矛盾，也为了便于中国人接受，主张采取慎重、稳妥的策略，主张“适地主义”或“乡土化”教育。因此，1921年满铁附属地在“原则上不改变对中国人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对公学堂、普通学堂规则做了一次所谓“着意按照中国的教育制度”的修订。这看起来似乎是一次政策调整，其实，殖民教育的实质丝毫没变，用当时日本人的话说，这不过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策略”，因此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这次所谓“乡土化”的调整内容包括：把“教授日语”一词删掉，其实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中，日语教学仍然占有高于其他科目的地位，而且仍然对学习日语、运用日语采取奖励的政策。同时，虽然也允许中国人设立少数小学或工人夜校，但是，在数量上极受限制，而且必须经殖民当局批准，必须按照殖民当局制定的教育方针和办学宗旨办学，稍有违犯，便予以取缔。1925年，满铁理事松冈洋右针对一些日本人要求停办公学堂的议论说：不要有“鸡孵鹜卵”的思想，“要具有建立‘东北亚洲帝国大厦’的崇高理想”。这表明，满铁附属地的教育，“移植”也好，“适地”也好，“乡土化”也好，不管怎样调整，只不过是速度快慢、手段隐显的策略变化，而其为侵略东北、建立东北的殖民帝国服务，却是始终如一、不可改变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教育”是建立在愚民政策上的奴化教育。其目的是想把中国人培养成愚昧无知、驯顺的奴隶，因此对中国人的“教育”远远不如对日本人教育的热心，而且明显采取了差别、歧视和愚民的教育政策。从学校设置看，满铁附属地有20万日本人，建立初等小学39所，普通中学10所，职业中学3所，大学1所，还配有其他学校，如青年学校、补习学校等。日本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拥有288万的中国人，却只有10所初等小学，1所普通中学，5所规模很小的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又分别在1928年到1932年间先后停办，致使中国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仅有34％。
满洲医科大学在日本修学旅行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忠实实行伪满的教育政策，“培养献身王道乐土建设的人才”。公学校的教育方针是“遵循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培养善良的满洲国人，并施之以做一个国际人的教育”。1938年1月，满铁附属地的中国人学校被纳入伪满的殖民奴化教育体系之中。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对租借地、侵占地青岛的教育侵略（1）
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占据了德国于1897年割占的“租借地”青岛、胶济铁路沿线地域及矿山，对青岛实施殖民统治长达8年之久，直至1922年12月才在勒索了中国政府一大笔“赎金”后将青岛和在山东的特权归还中国。但日本对青岛的侵略并未间断。1922~1938年，日本军队、特务机关和浪人仍在青岛横行霸道，这一时期在青岛的日本人不少都在1938年以后在伪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并从事奴化教育。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把青岛作为全面侵华的主要转运站、掠夺中国资源和劳工的输出港，称其为“中、日、满三国之锁钥之地”、“华北之门户”。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临字23全宗、临字18全宗。日本侵略者在对青岛地区长达30年的殖民统治中，操纵控制傀儡政权、组织、社会团体和学校，建立起一套奴化教育体系，灌输亲日思想，强迫学习日本语言，泯灭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建立学校传播日本文化
日本占领青岛后，即让日本移民大量涌入。1916年4月，第一批日本小学在李村和青岛开学。1917年4月，又成立了日本女子中学和男子中学。此外，日本还在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设立了11所日本小学、4所中文学校，1所商业学校和1所幼儿园。到1921年，各类日本学校在校生达到4442人。上述学校，主要为解决日本殖民者的子女教育问题，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和方法，基本上按日本国内的规定进行。日本殖民当局为培养这批学生具有殖民主义统治的才能，把军事训练、武士道精神、汉语列为主要课程。同时让战前德国为中国开办的学校相继复课，校名一律改为“公学堂”。当时青岛地区公学堂共有37所，在校生达到3356人。对这类学校，日本殖民当局从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控制校长、教员，对学生主要灌输日本文化，推行奴化教育。日本还向各公学堂派遣日本教师教授日文。殖民当局还设立5所日语学校，专门招收中国学生，共有354人，培养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各方面人员。
日本二次侵占青岛后不久，仿照其在北京设立“国立新民学院”的办法，开办“新民塾”，成立“青年训练所”，培养所需的伪职人员。在此基础上，于1939年6月11日成立了北京新民学院青岛分会，北京新民学院的院长、日军中将佐藤亲自到青岛参加成立典礼。
青岛学院举行接受日本天皇赐金仪式（1942年）
日本侵略者加强对学校进行统治和监控。伪市政委员、后来担任伪市公署辅佐官的村地卓尔在伪学务委员会成立时说：“欲求中日亲善与东亚和平，必须先从改革教育着手。”《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2期第19页，1938年。他们在扶植起伪政权后所做的主要事情就是恢复或新设各级各类学校，向青少年灌输附日卖国思想，强迫学习日语，接受日本文化。自1938年3月起，恢复了市立中小学和私立学校。但“为根绝抗日教育及彻底使其明了新教育之方针，并慎重教员之铨衡计”，《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15期第12页，1939年。向各中小学校派驻了教育指导官，中等学校2名以上，其中一名担任副校长，市区小学每校一名，郊区小学则由一名教育指导官兼任一校或数校的“指导”工作。日本副校长和教育指导官在学校中掌握实权，指导监督校务，监视师生思想言行，打击破坏学校中的抗日活动，中国籍的校长对他们只能唯命是从。
为培养奴化教育的师资，1938年底在市立中学内附设特别师范科，教务部长和日语教员均为日本人。特别师范科“以王道精神为一贯之教育宗旨，使其确认中日满一体不可分离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使其确认更生新中国之姿态及振起东洋本来之道义的观念……使其深切认识与友邦日本之关系”，“使其深切认识对于时局及防共之必要，理解党化教育及三民主义教育之弊害至为要务”。《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3、24、27期，1938年。“特别师范生毕业之后……所担任之学科系以日语为主，目的为使中国第二代国民，人人均有学习日语之机会。因其所负之任务与中日两国之亲善关系甚大，故其所受之待遇亦颇优厚。”《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1期，1939年。由于特别师范科所在的市立中学校舍狭小，难以满足日伪培养所需师资需要。1941年；日军将其占据的战前的市立女子中学校舍腾出一部分，设立师范学校，由日本人灵田寿雄任副校长，掌握实权。开学典礼时，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日本海军大佐绪方真记，日本总领事高冈，伪市长赵琪及日伪高级头目均到场“祝贺”。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对租借地、侵占地青岛的教育侵略（2）
日伪在青岛实施奴化教育的典型，当属东文书院。其校长李仲刚抗战前即在青岛创办私立东文书院，教授日语和古文。因公开鼓吹媚日卖国，被青岛市国民政府通缉，学校也被查封。青岛沦陷后东文书院重新开张，以“教授中日言文以融洽两国青年之感情为宗旨”。1939年由日伪“名流”组成校董会，由伪市长任董事长，日本人木村兵三任副校长，增加了中学部，以教授日语和古文为主，教师半数以上是日本人，称日语为“国语”，中国语为“国文”，主要教文言文，生物、化学等课程也是用日语教，连《古文观止》也要用日语讲授，自然科学课程仅上1学期。夜学部设日语专修科和华语专修科，分别对中国学生教授日语，对日本学生教授汉语。1941年又增设日语研究科。1916年由日本人吉利平次郎创办的青岛学院，此时已发展为商业学校、实业学校和纮宇女子学校3部分，均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兼收中国学生。此外，日本人设在青岛的1所医科专门学校、2所中学和5所小学，也招收少量的中国学生。在这些日本学校上学的中国青少年，更要接受日本教育。日本军政府还把日本中等学校定为培养基层军官的学校。在这些学校上学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一样，接受日本军国主义“忠君爱国”思想教育和法西斯军事训练，培养武士道精神和等级观念，时刻准备“为大东亚圣战献身”。在日本学校里，日本侵略者虽然把中国学生当成日本人一样来教育了，但在人格上，中国学生却比日本学生低一等。日本人瞧不起中国学生，骂他们是“亡国奴”。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设立各种成人学校、补习学校，还有日华女学院（日本妇人会设立）、日语学校（日本宗教联盟设立）、兴亚学院、天爵日语学校、国际日语学校、启明学院以及暑期女子日语学校等等，对中国人教授日语、实施奴化教育。就是抗战前即为妓女设立的女子补习学校，这时也派设了日本教师，足见其无孔不入。
日本侵略者设置学校的目的是实施奴化教育，培养乖乖服从他们统治的顺民，最终达到“同化”中国人的目的。因此，尽量减少学校数量，降低教育层次和适龄儿童入学率，减少受教育年限和授课时间，降低文化和科学素质，削弱他们的反抗能力，同时强行设置日语课，强化日语教育。他们对于抗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只字不提恢复的事。抗战前青岛原有市立小学112所，日伪恢复最多时也只有80余所；市区原有市立小学25所，仅恢复了5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