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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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事。抗战前青岛原有市立小学112所，日伪恢复最多时也只有80余所；市区原有市立小学25所，仅恢复了5所。适龄儿童入学率也比抗战前的水平低很多。日本侵略者还将大量宽敞坚固，条件较好的校舍据为兵营或挪作他用。山东大学、市立男、女中学、市立师范学校及部分小学的校舍一直被日军占用，设施、设备也被劫掠一空。市立男、女中学只得改在狭小破陋、条件极差的两所小学校舍勉强上课，缺少理化试验仪器、图书和活动场地。
对于有抗日倾向或不遵从其奴化教育命令的学校，是绝不允许存在的。青岛铁路中学学生在青岛沦陷前曾有激烈的抗日行动，日本侵略者迟迟不许该校复课。1938年12月，日本宪兵队借口重庆有人给铁中学生寄信联系，捏造铁中有一抗日组织“铁血团”，逮捕师生30余人，酷刑拷打，致使2人死亡，多人终生伤残。1939年，日本宪兵队在私立明德小学查出一部电台和一些抗日书刊，便将该校校长逮捕，并勒令该校停办一年多。对原有的西方教会学校也派驻了教育指导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军管了美国教会办的6所学校，1944年又将这些学校没收，把学校里的英美籍人员遣送到潍县集中营。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
1938年1月17日，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的第7天，成立了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1939年3月成立“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青岛出张所”。驻青岛的日本海军少将柴田弥一郎以兴亚院青岛出张所所长的身份出任伪青岛市公署顾问。他在第一次到伪市公署视事时，便大谈“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教育论调，并告诫伪职人员如不遵照他的旨意而采取对抗或消极的态度，他就要“挥泪斩马谡”。王逸《日伪政警特宪机构及其罪恶片断》，载《青岛文史资料》第5辑。兴亚院下设文化部，主管教育、文化、新闻、宣传、宗教等，掌握进行奴化教育和奴化宣传的权力。
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和日本居留民团也在实施奴化教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伪政权、伪设机构举行的重要会议、活动，日本领事馆和居留民团的要人每次都要参加，宣传“中日亲善”的奴化教育思想。如日本驻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在1938年举办的暑期中小学教职员讲习会闭会式致词时，一再强调中国人不必“学欧美，致令人看不起”。《青岛特别市“兴亚纪念周”实施方案》，1942年，青岛市档案馆临23…2…223。1942年日伪“兴亚纪念周”期间由伪市公署教育局、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和日本居留民团共同举办“长途赛跑”。
1938年，日本还在海、陆军中设立了一个直属机构，称“宣抚班”，其成员深谙中国民风民俗。他们身着日本军服，臂戴“宣抚”袖章，随同日本军队或单独行动，到处开会讲演，举办展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鼓吹“中日亲善”，诋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救国义举，炫耀日军侵略“战绩”，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清除抗日书籍、标语、宣传品和国民政府有关的物品、标志。如1938年，“宣抚班和满洲日日新闻社主办的王道满洲国展览会，将友邦满洲各种照片公开展览……满洲国已经成为一个王道的乐土了。”《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17期，1938年。日军宣抚官还经常到学校训话，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宣传。1938年初，日军宣抚班随同日本侵略军，窜到青岛附近的农村，“举办爱护村青年团”，加以“训练”后，带到青岛市区参观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新政”，接受日伪头目的奴化教育训话。《青岛特别市治安维持会行政纪要汇编·总务行政119页》，1939年1月，青岛市档案馆B132A796。
伪教育局是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重要机关。伪青岛治安维持会成立时，设教育科，由日本人任顾问和督学室主任。伪青岛市公署成立后，伪教育科升格为教育局，先后由日本人饭田晁三、佐藤政吉、石川忠三郎任副局长。1943年，副局长改称辅佐官，并增设了三名日籍“专员”，以加强对伪教育局的控制。各科室的重要职位也都由日本人执掌。其中最典型的是督学室。从伪《青岛特别市公署各局组织规则》规定的督学室六项职责中，可以看出它的重要地位：“一、关于学校教职员之指导及监督事项，二、关于教材之审查及改善事项，三、关于教职员之成绩考查事项，四、关于学生成绩之考查事项，五、关于日语之奖励及普及事项，六、关于其他教育之改善振兴事项”。《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40期，1939年。可见，督学室是日本人监督操纵伪教育局和各学校的一个重要部门。督学室主任、嘱托和34名派驻到各中小学的教育指导官，均由日本人担任，整个督学室只有一个职位由汉奸充任。社会教育科科长最初由中国人担青岛小学教师黄云裳抱小孩
任，1940年也改由饭田晁三兼任。这样，日本人就把对民众的教育教化和文化、宣传大权直接掌握于手中。庶务科设调查股，所负职责如下：“一、关于教育上重要之计划事项，二、关于教育上重要之审议事项，三、关于教育上重要之调查事项，四、关于教职员及学生之思想调查事项，五、关于法规之编纂及整理事项，六、关于统计报告事项”，可见是伪教育局内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一个部门，其股长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指派的大久保清担任。《青岛教育周刊》第2卷第40期，1939年。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建立奴化教育组织和团体
日本再次侵占青岛之后，扶植汉奸成立了“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在即墨、胶州、李村各乡区设立新民会乡区总会，统管“体育协会、大训练处、青年团、少年团、各种分会、各种外廓团体”。《民国三十一年度新民会青岛特别市联合协议会会序》，青岛市档案馆H13A822。新民会积极进行奴化教育、欺骗宣传麻醉民众思想、消灭民族意识和思想统治。新民会自称：“政府掌管行政，新民会职司教化。”新民会“教化”的内容及其作用，就是所谓“与友邦日本密切协力于东亚解放之中”，“中日提携”、“促进对日之信仰心”。
1938年11月，日伪成立了伪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日本籍和中国籍人员的比例为6∶4。学务委员会还设若干名顾问，也由日本军政要员担任。《青岛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规则》规定：“为应青岛治安维持会咨询关于各校之经营事项起见，设立学务委员会”，其应答的咨询事项囊括了“学校经营之一切事项”，并规定“学务委员会以调查、研究及协议、决定等事项报告治安维持会”，“学务委员会得向治安维持会陈述意见”，“治安维持会委员得出席学务委员会陈述其意见”。《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13期14…15页，1938年。这样，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旨意既可以贯彻得更顺畅，又可以遮人耳目。实际上，伪学务委员会的报告和意见必须经兴亚院青岛出张所的批准才能生效。
1938年，伪治安维持会成立不久，还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成立起青岛中国妇人会、日华妇人会、东亚同文会青岛分会、兴亚俱乐部等组织，胁迫笼络中国各界、各阶层的人士参加，以便通过他们对青岛人民进行思想统治和奴化宣传。就连宗教团体，也成为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的工具。1939年，日本僧人正林彦明到青岛慰问侵华日军，为市民讲演大乘精神，“坚固日华思想亲善运动”。寺院和佛教同愿会还举行“日华思想亲善讲演会”，“大东亚阵亡英灵慰灵追荐会”。
日本侵略者还成立伪青年团、少年团和少女团，施以奴化教育。1938年3月，陆军“宣抚班”为“使一般青年养成纯洁高尚之操行，……而实行中日敦睦起见”，在市区小学内相继成立起伪少年队，取代原童子军组织，“均经宣抚班派宣抚官负责教练”。紧接着又伙同伪政权于5月15日成立了伪青岛中国少年团，由伪教育科科长陈命凡任总团长。其9名顾问中，有6人是日本军政学界要人。伪青岛中国少年团的名誉指导员为日军宣抚官和日本青岛学院的日本教师。1942年，伪新民会在报告中称：“现时华北所处之情势，在外为协力友邦日本争取东亚解放之后方基地，在内为剿共防共实行建国之基本据点。以是生于斯长于斯之华北青年，其使命与任务之重大，当为吾人有目共睹之事。本会以前即行重视而作为（新民）会工作推进之主要对象，现时对于青少年团之组织益形急进……今后当尽力实行调整，加强训练……”，并决定将对伪青年团、少年团、少女团“分期择优实行团员训练”。民国三十一年度新民会青岛特别市总会联合协议会会议录，青岛市档案馆H13A1048。《青岛中国少年团团则》规定的方针是：“使中国少年阶级者脱离国民党教育之弊害，……而为中日敦睦之先驱”，其纲要、标语中尽为“先驱以亲日”、“吾等之使命即是中日敦睦”的内容。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代理领事门胁在成立大会上致辞说：“想诸位在事变以前，曾受到极大危险，经极大困难。推原其故，皆因以前不正确之教育，不正当之指教所致。诸位宝贵的前程几乎耽误，可谓痛心。现在中日敦睦，实行提携，而中国第二代国民责任特别重大……为谋东亚和平，自非中日两国的第二代国民密切携手不可。”《青岛教育周刊》第1卷第2~4期“教育史料”，1938年6…7月，青岛市档案馆。
对侵占地东北地区的教育侵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成立了“满洲国”，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以长春（改名为“新京”）为“首都”。1934年又改称“满洲帝国”，改称溥仪为“皇帝”。伪满洲国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北、内蒙古的东部地区。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被迫宣读“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签字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东北地区才回到中国的怀抱。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东北地区进行殖民统治，制造了“民族协和”、“一德一心”、“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等一系列骗局。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控制教育管理权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初期，对东北原有的教育设施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所有学校一律停办。关闭了各级各类学校，并对爱国师生进行了血腥镇压。
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教育权的控制。无论是在1932年3月建立的民政部文教司和1932年7月由“文教司”升格的文教部，还是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都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和控制下建立的。一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长官均由日本人指派和安插，利用汉奸执政。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还直接插手到伪满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中。在伪满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中，同其他各部一样，先后实行“总务司中心制”和“次长中心制”，而总务司长均是日本人。实际上，伪文教部的权力几乎完全控制在总务司司长日本人手中。1937年7月后，伪满洲国务部总务司撤销，改设“大臣官房”，实行“次长中心制”，各部次长一律由日本人担任。在伪满各省及其以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包括学校中，虽然正职大都由中国人担任，但实际权力都被身为副职的日本人所掌握，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据1933年出版的《满洲国教育关系职员录》载，当时，伪文教部中的150名官员中，日本人有70人，占467％。而且在总务司、学务司的一些要职中，日本人均占50％以上。如督学室共有督学官3人，其中2人是日本人。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中，也有大量日本人，在部分学校被迫录用日系教师。
日本侵略者不仅牢牢把持着整个教育行政机构，而且强行统一教育法规，建立殖民主义教育的管理秩序。1932年5月，日伪当局以“民政部训令”发布了《关于改废教育命令法规之件》，规定：“凡是省发布重要之教育命令或改废法规时，务须事先请由本部核准后再进行。”又在1933年5月以“文教部训令”重申：“制定教育法规及重要教育设施，均须事先呈部核准。”7月，伪文教部召开教育厅长会议，布置有关学校恢复事宜，特别强调教育法规的统一。随后，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教育法规、规定，为殖民教育提供法律保障。
制定奴化教育方针
日本侵略者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国政权时就提出，要使之“变成日本帝国控制下的“满洲国”教育方针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农业国”，“防止汉民族自身的资本主义化”。《现代史资料11、续满洲事变》第560页。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建国大纲》中提出“实行王道主义”。“我满洲建国，即以王道为极则，则教育方针，亦应以是为正鹄。……且王道精神，尊重博爱，所谓种族观念，排外思想，务使根本铲除，不遗丝毫芥蒂，以期民族与国家间的协调，而树立人类相爱的基础。”《第一次满洲国文教年鉴》1933年出版。所谓“王道教育”，是在“仁义”、“礼让”、“亲仁善邻”、“民族协和”、“人类相爱”等骗人词句掩盖下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其实质是通过铲除民族观念、泯灭反抗意识，使东北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
1935年5月，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访日归来，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极力吹捧日本天皇统治体制和扶植伪满洲国的“功绩”，声称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要求东北人民效忠日本天皇，“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5页。此后，伪满洲国便将“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作为“建国精神的根本”和教育的主要目的。1936年伪满文教部提出，小学教育“基于建国精神，回銮训民诏书之趣旨，基调东洋道德，涵养其道德……表现与友邦日本不可分之关系”。
从所谓的“王道教育”到“日满一德一心”的灌输，表现出伪满教育方针的殖民性越来越突出，日本侵略者对东北教育的控制得到了加强，为形成比较完整的殖民教育体系打下了基础。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强化奴化教育措施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教育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化教育体系。日本侵略者首先对东北教育进行彻底的破坏和摧残，然后着手建立殖民教育体系。而日本侵略者优先建立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限制高等教育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实施奴化教育的措施：
1编写奴化教育教材。“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便发布“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的密令。1932年4月，伪国务院通令各地学校，“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同年6月，伪民政部连续两次“训令”：“对于排外教材，切实取缔”；“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并强调：“是项禁令亟应严切实行”，“勿稍疏忽”。《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伪康德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