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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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校，在厚和市建立了实业中学校和师范学校，3校共有学生225名，一年的经费3万余元。据1939年统计，巴盟管区内仅有小学248所，学生8300名，年度经费228万元。根本无法与战前相比。
伪蒙疆政权的教育体制中只有初等、中等教育，没有高等教育。代替高等教育的是以农牧专科为主的“特殊教育”，即技能教育。日本对内蒙的殖民统治根本不需要高等教育，要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到日本留学，以利于培养少数亲日分子。初等教育分为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儿童7岁入学。1942年共有各类公立小学2033所，私立小学124所。其中在蒙古族地区有官、公立小学74所，私立小学31所。另外还有598家私垫。中等教育分为师范学校、中学、女子中学、实业中学、兴蒙中学，共有17所。根据《官立中等学校官制》规定：“官立中等学校属于民政部长管理。民政部长可以委托厅长或盟长对中等学校进行管理。”“校长秉承民政部长的命令综合管理校务，教育学生，监督所属职员。”“师范学校校长兼管视察其管区内的初等普通教育的教学活动。”《蒙疆年鉴》昭和16年。
日本侵略者与在经济上实行“工业日本，农业蒙疆”的掠夺政策相适应，蒙疆政权只重视初等教育和农牧技能教育。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内蒙古西部的教育施策要纲中规定：“对蒙民的教育当前止于小学教育，且以职业教育为重点，将来伴随满洲国教育制度的确立，除了对特别优秀的所需要的人员外不随意实施高等教育。”《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载《现代史资料》，美铃书房，昭和39年。日本厚和蒙古研究会制定的蒙古族教育方针中也说：“鉴于蒙古的实情，将初等教育、体育和实用技能教育作为重点。”厚和蒙古研究会《兴蒙推进要纲》，昭和16年。
伪蒙疆政权为了强化初等教育，逐步建立了一套教育体系。初等教育以建设模范小学为重点，包括师范学校、模范小学校、中心小学校、小学校。县级模范小学是强化的重点，主要内容为：强化模范小学的教师阵容；依靠现地资材充实教材、教具；完善校舍等设施；指导建立家长会。
伪蒙疆政权的特殊教育最有代表性的是蒙疆学院，其他特殊教育机关还有：中央警察学校、地方警察学校、地方警察训练所、蒙古高等学院（赴日留学生预备教育）、兴蒙学院（专收蒙古王公子弟）、中央医学院教育部、交通学院、蒙医养成所、防疫技术员养成所、牧业实验场、蒙古绵羊协会种羊场、农事指导员养成所、经济部财务讲习所、善邻回民女塾、大同清真女塾、铁路学院、天主教修道院（3所）、苏尼特旗女子家政学校、蒙古军幼年学校、蒙古军官学校等。这些学校多为警务、军事、农牧和宗教、医疗类教育机关，仅有的交通和铁路学院也只是培养一般职员，没有一所真正的工业学校。在日本占领内蒙之初便停办了原绥远工科职业学校，将学校的机器设备拨给满蒙毛织厂，取消工业教育。
蒙疆学院的“目的是培养蒙疆政权所需要的文官，以法制、经济以及东亚新秩序建设哲学的教育为重点”。森冈驻张家口总领事致有田外务大臣电报。“一方面要醒悟构成蒙疆政权民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鉴于克服共产主义及抗日思想的最前线在政治、思想上的重要性，蒙疆学院要体现构成政权确立前提的基本各民族的协和，进而担当培养与蒙疆相联系的亚细亚诸民族解放的先锋人物的工作。”《蒙疆学院便览》，成纪734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分别在察南、晋北、蒙古三个傀儡政权下建立了察南学院、晋北学院、蒙古学院。蒙疆联合委员会建立后，1939年4月，决定建立统一的蒙疆学院。6月，该学院在张家口大境门外设立。学院招收日、蒙、汉、回四族学生，分为两部，一部招收有大学或专门学校学历及相当学历的蒙疆政府现职官吏，但大多是日本人。二部招收有中等学校学历及相当学历的蒙疆政府现职官吏，但仅限于当地的蒙、汉、回族人。规定学制1年，但一部的学习时间大多为3至6个月。蒙疆学院的院长均为退役军官或中国通，只有初任院长是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部长卓特巴扎普兼任，但实权由日本文部省推荐的副院长田边寿利掌握。以后的院长则是日本人，第一个是常冈宽治，原为驻蒙军司令官，陆军中将。第二个是黑岩义胜，原为24师团长，陆军中将。第三位是武田南阳，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原任新民报社社长，是中国通。蒙疆学院的教育要纲为：强调民族协和；根据不同民族特点进行教育；日语为学生的共同语，另外也学习蒙语、汉语和阿拉伯语。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教育为“农业蒙疆”政策服务（2）
如同在其他殖民地一样，日本侵略者除了有伪政权举办奴化教育机构之外，还有一个由日本人建立的教育系统。在蒙疆地区，这就是善邻协会所办的教育机关。善邻协会的前身是笹目恒雄经营的戴天义垫，是专门对蒙古人进行教育的机关。1933年3月，笹目恒雄等人创办日蒙协会，1933年11月，井上璞就任理事长，出于策略考虑，改称为善邻协会。该会得到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的资助。“九·一八”事变以后，与关东军开展“内蒙工作”同步进行，善邻协会的势力进入内蒙古西部，“（善邻）协会派出内蒙古支部时正是关东军的势力终于越过大兴安岭进入西部的时候，已在草原上建立了二三个特务机关，与此表里一体的战略上任务是有待于善邻协会的。”后藤富南《山岭协会留下了什么》，载《善邻协会史资料》。1934年10月，善邻协会在多伦开设了“内蒙支部”，其后陆续设立了阿巴嘎第一初级学校、察哈尔班小学校、西苏尼特小学校、厚和速成日语学院、百灵庙小学校、善邻回民女塾、百灵庙青少年养成所、畜产指导员养成所、包头日本语讲座、百灵·喇嘛青年学校、陶库明（音）小学校、西加兰（音）青年学校、大同清真女塾等。
同样，在蒙疆也有专门招收日本人学生的学校，在张家口、宣化、大同、厚和、包头、张北、丰镇、集宁等地都有日本小学校。此外，还有善邻协会培养日本在蒙古工作人才的兴亚义塾和厚和日本青年学校、大同日本国民学校等，用来培养殖民统治者。
为了培养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亲日分子，日本通过善邻协会接受蒙疆政权派遣的留学生。1934年4月，善邻专门学校内设立了“蒙古学生部”，5月，就有l0名参谋本部接受的蒙古留学生入学，11月，又有德王派遣的9名留学生入学。其后，又有迪拉瓦活佛、察哈尔盟盟长等派遣留学生入学。到1942年11月，在日蒙古留学生有163名。在蒙疆政权后期，自费留学生逐渐增加。中等学校毕业的蒙古留学生直接进入善邻高商的特设预科，幼年者先进入日本的小学或中学就读。蒙古留学生在特设预科毕业后进入日本国内的大学、专门学校留学，但大部分是在师范、农林、医学学校就读。亲日教育是日本对蒙古留学生教育的重点，在课堂教育之外，善邻协会还组织留学生进行“夏期训练”，到日本各地参观，进行亲日、崇日教育。留学生即使是在寺庙短期生活时也要听老和尚讲：“佛教广大无边与日本精神无别。日本皇室的尊严。忠孝合一。日本的历史在世界上无比。”以及“从宗教的角度看日满蒙的亲善”等。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灌输民族分裂和“亲日”思想（1）
日本把蒙疆地区作为特殊防共地带，在学校教育中，始终把培养内蒙独立意识和“亲日”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使其从中国分裂出去依附于日本。
蒙疆政权初建时，采用伪满洲国的教科书，只在初等教育的教科书上稍作修改，以适应蒙疆的情况。当时的主要教科书有算术、日语、自然、汉文、修身、日本史、地理、孝经、论语等四十余种。1939年三个伪政权合流后，在民政部设立了编审室，首先编撰出日本语、蒙古语4种。1940年，蒙疆政权制定了教科书3年编写计划，规定教科书编写“要领”是：“为了作为东亚新秩序一翼的蒙疆建设而一致团结的精神；发扬东洋道义的精神；适应各民族的特质，发扬其特点；要特别强调民族协和、防共与福利保健；认识本地区的特性，以适应当地的情况；适应时代的趋势；适应高度国防政权建设的需要。”由于编审室只有9人，所以只承担日语、汉语、蒙古语的国民读本及自然、音乐、地理、历史等，其余的委托其他伪蒙疆政权编印的教科书
机关编写或改编。中等学校用教科书只有道德、汉语、日语及地理、历史等“思想性的教材”由民政部编写。1941年机构改革时民政部文教科与兴蒙委员会教育处分设。1942年，两部门的编审人员集中，在总务厅设临时编审官室。由日本顾问直接控制教科书的编写。
善邻协会对于教科书编写的思想性更为重视。善邻协会制定的《关于蒙古小学校教科书的编纂》中说：“由本协会编写的蒙古儿童用小学教科书，不只在本协会，应在所有从事对蒙文化工作的机关使用，而且由于是规定皇国对蒙古国策的根本和数十年后的日蒙关系，具有重大的教化意义，有必要将以下各点作为重心：1唤起蒙古人的自豪；2认识乌拉尔、阿尔泰人种的蒙古人的世界历史的地位；3使其对有关蒙古国运的重大问题关心；4使其了解日蒙亲善的必然缘由；5重视产业教育；6使其认识教育的重要性。”据此，善邻协会具体规定了各科的教授目的及意义。例如，修身科要“把握处于新时代的复兴精神，培养其获得作为防共圈的一员而具有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念。”《蒙古国史教科书》“要领”中规定要通过蒙古史的教授：“1带来蒙古人的自觉及自豪；2知道民族的发展过程；3强调成吉思汗及其伟业；4元及其他蒙古帝国的情况；5明代以后雄踞北方及其地位；6援助清朝，君临中国的史实；7中华民国和蒙古——汉人移民；8外蒙古和赤化；9满洲蒙古；10蒙古的地位和使命。”地理科“说明在东亚共荣圈内蒙古的重要性，彻底了解防共的要务。”转引自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第33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可见，日本侵略者在教育中贯彻其借助德王等人的“大蒙古主义”，妄图把蒙古族从中华民族分裂出去，使之依附日本的侵略策略是十分明确的。
在学校教育中还强化日本天皇法西斯主义及日本历史、地理教育，极力灌输崇日、恐日、亲日思想。学校每天早上举行东方遥拜仪式，向日、蒙“国旗”敬礼，还经常为被抗日军民打死的日军搞盛大的慰灵祭。1940年9月，巴彦塔拉盟教育科要求各校为“忠灵塔”及蒙疆神社开展义务劳动，借此“振作奉公的精神，显彰忠灵，发展蒙疆建设精神。”巴彦塔拉盟公署成纪735年政务月报，内蒙古档案馆432…1…56。在体育等课上则进行法西斯训练。中小学的历史、地理课主要内容以日本的为主，重点向学生灌输天照大神、三件神器、日俄战争的胜利及东京、大阪城市等。巴彦塔拉盟建立时虽然只有三所中学，经费有限，但“特别在实业中学校和师范学校设置柔道部，广泛地对学生进行‘武士道精神’的教育”。
日语教育是蒙疆教育内容的重点。按照有关规定，学习日语的时间，小学每周6小时以上，中学每周7小时以上，实际上比规定的学时多很多，远远超过学习蒙、汉文的时间。中学的一些课程直接用日语讲授。在善邻青少年养成所，每周授课时间是34小时，其中，日语占12小时，蒙语占6小时，算术占6小时，修身、算术、地理、讲话、时事常识也多讲日语。有的特殊教育机关如中央医学院，教师全部是日本人，所有课程都用日语讲授。按规定每所中学要配属1至4名日本人教日语，有的地方日本人教师不够，便由当地的日本顾问兼课。在回民女塾的日语讲课时，“在教室内取消一切现地语言的使用，完全用日语进行日语教学。”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灌输民族分裂和“亲日”思想（2）
在特殊教育机关，其教育内容更为明确。例如蒙疆学院的教育内容是，一部的科目有：兴亚精神论、日本语、汉语、俄语、藏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行政、法制、财政、经济、教育、亚细亚文明史、地理、比较社会学、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国际事情、军事学、特殊讲义、训练、实习、座谈会、实习旅行等。二部的科目有：兴亚精神论、日语、蒙语、汉语、财政、经济、教育、历史、地理、特别讲义、军事学、训练、学习、座谈会、实习旅行等。在各个科目中都强调思想性。如在“兴亚精神论”中要求：“对于蒙疆政权的特殊性和东亚新秩序的必然动向有现实的、理论的理解，把握其指导精神。”并且“另外辅之以院长训话。”在“行政”“法制”科目中要“适应蒙疆特殊具体的情况”，“主要着眼于蒙疆的特殊事情”。在“经济”科目中要“批判苏联、纳粹的经济”。《蒙疆年鉴》昭和16年；《蒙疆学院规程》昭和18年。
日本帝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服从日本殖民统治又掌握一定技能的“顺民”，所以特别强调“具体的、实际的方法”、“劳作教育”、“实务实业教育”。察南政厅规定其教育方法要“一改以往形式的教育方法，通过实践体验进行学校教育。即摆脱教室内教育的弊端，通过彻底的勤劳实习训练成作为建设国民的心态，以培养成身心开朗的富有建设性的小国民”。并且“实习所需要的经费原则上由教员学生的实习勤劳的收入解决。”“不论学校大小都要设置农业实习地，利用农业实习彻底进行勤劳体验，以此确立农本教育”。“排除抽象的方法，以具体的实际的方法彻底贯彻教育方针”。“重视劳作教育，培养爱好勤劳的精神，避免偏知教育的弊端”。“重视实务实业教育，注意初等教育打下基础在中等教育则以此为主”。《察南政厅实施要纲及基本方针》，成纪737年。日本殖民统治者极力推行这种“实务”、“实业”、“勤劳”、“农本”教育，一方面是为了节省培养成本，尽快培养出为其经济掠夺效力的“顺民”和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动员广大中小学生为其“东亚圣战”进行劳作，弥补因扩大侵略战线造成的劳动力的短缺。
对侵占区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教育侵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国华北、华中、华南部分地区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半个中国。随着侵略的扩大和漫延，日本侵略者在侵占区先后扶植傀儡政权，用武力推行其殖民教育政策。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北京市）拼凑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又在南京拼凑了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在日本侵略军的操纵下，北平“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合并，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由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