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0-未死的沙威 著名作家梁晓声最新随笔新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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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向一本散文选要求实际的好处是多么愚蠢可笑的想法啊！
不读那样一本书的人什么也损失不了。
读了那样一本书的人钱包里不会多出一分钱。
然而我们又确乎地知道，这世界上某些人比某些人值得尊敬一些，也不尽取决于地位、财富、职业、身份，乃至容貌，还和某些人远离书籍和仅以功利之眼来看待书籍，而某些人亲近书籍视书籍为良师益友这一点有关……
书回报给后一种人的一向是终生意义。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论人和书的十种关系（3）
五、世上有些书肯定是不好的。也可以说，是些形状上是书，而其内容可恶甚至令人作呕的“东西”。它们是人类和书籍的古老关系中的寄生物。自从印刷术普及，那一种寄生物便存在着了。因为印刷术可以使文字快速地印在纸上，切压成书，遂成批量问世的商品。而凡商品便有利润。凡有利润的事物，便有投机逐利之人。
甚至可以这么说，在印刷术普及初期，那一类坏书在数量上是比好书还要多的。这是包括了内容低级下流的报刊在内而言的。
高尔基曾编著了半部俄国文学史。依他的眼看来，在普希金以前，除了冯维辛、拉季谢夫、克雷洛夫、格利包耶多夫等少数作家戏剧家和他们的作品，以及一批十二月党诗人的诗，再加上某些被印成书的神话、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记，另外更多的叫作“书”的东西，其实大部分只不过是一批接一批的字纸垃圾。
而相同时期的法国，尤其在巴黎，在市民社区的街头集市上，天天都有兜售和叫卖那类字纸垃圾的人。买者却不但有小市民，还有专门为了买那类东西才到那种集市上去逛的大学生、青少年识字者。往往，也会发现乔装成普通市民的贵族。某些贵族夫人也是对那类东西大感兴趣的。她们自然不便亲自出现在那样一些街道和集市上，便遣她们的女仆去买。英国
也是如此。意大利也是如此。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彼国的大作家们，其实就是在那类字纸垃圾的响亮的叫卖声中产生的，并且逐渐赢得了比那类字纸垃圾更大的注意力。
中国也不例外。自唐开始，直至明清，印成书卷的字纸垃圾不计其数。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它们的内容千篇一律，那就是——性。所写非是
一般的性爱，而是变态的情欲和性的渲淫滥交。
但是人类的文化它有着一种自觉性。正如人的血液之中有着抵御细菌和病毒的白血球。所以近一百年来，印刷术更加发达了，以前那一类文字垃圾反而越来越少了。这也还是由于，近一百年来，性在西方，已几乎不成其为文化忌讳。单只靠性或主要靠性，已不能挑逗起人的阅读好奇心。
但中国有些不同。中国人的性的观念，49年以后受到极大的压制。近二十年来才逐渐开明。然中国人的性的苦闷，却仍是不少人的心理的和生理的双重苦闷。故某些生财有道之人，便以地下印刷的方式，再生产从前年代的中外字纸垃圾。
以我的眼看来，80年代以后，本土当代作者的笔下，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罪过”的作品。某些书分明也会对青少年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成长产生不良影响，但其负面影响并不怎样严重。倒是以地下方式再生产的从前年代的字纸垃圾及其现在时空的翻版，对青少年们纯粹等于是毒品。此类垃圾，在北京站的站里站外便有神秘兮兮的人拎着沉甸甸的大包悄悄兜售……
在民工棚里和某些大学的学生宿舍里，那样一些“书”和色情光碟一样，已是司空见惯之物……
我对此种现象所持的态度越来越是一种闻多阙疑的态度。也就是说，立场越来越摇摆，暂时不能作出自信正确的评论。因为也有某些文化人士认为，那样一些“书”，不仅对人起到缓解性压抑的实际作用（这使我联想到了对书要求“实际好处”的话），对青少年还意味着是性常识性技巧性享乐的间接的普及。对于这样的看法，我每失语，真的没了立场。
但我还是要在此将我的忧虑说出来，那就是——在人际关系中，古人有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人和书的关系中，我认为同此理也。
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人在青少年时期若贪读不好的书（也不仅仅是渲染性淫乱的书，以暴力为美，以残忍为娱，以损人利己为天经地义，以不劳而获为本事，以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为人生目标，以游戏爱情为兴趣，以玩弄异性为得意，以不择手段为智慧，以毫无同情心为明白，以虚伪狡诈为经验……凡专以上述内容为卖点的书，据我看来，都是不好的
书），那么如果不曾受到必要的影响的话，恐怕在人生的以后阶段，也会凭一双长了钩子般的眼，到处去寻找同样的“精神食粮”。
这样的“读书人”，在我们的生活中难道没有吗？
一本毒品般的书，别人还闻所未闻呢，他们早已先睹为快了。买这一类书，他们是很舍得花钱的。当此类书受到公众的谴责，他们还会在那里愤愤不平，咒骂正当的文学批评是“假道学”。实际上他们也一向是“卫道”的，只不过他们卫的是人所不耻之“道”。
在我们的生活中，如上一类“读书人”中，有少年，有青年，自然还
有成年人。
他们有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的手机，储存着一批又一批的下流的不堪入目的所谓“段子”，不仅经常自我品味，还经常发给别人，意在与人同乐。他们若上网，哪个网站在炒什么乱七八糟的情色新闻了，他们苍蝇嗅到腥臭似的，“嗡”的一下就“飞”去。若与人相聚，他们一开口，那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什么话语脏污人耳专讲什么话语，不以
为耻，反以为荣。
但愿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人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但愿我们的少年和青年，远离坏书……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论人和书的十种关系（4）
六、这一种人和书的关系每令我诧异。简直可以说他们是敌视书籍的。他们并不敌视文化的其他形式。对于文化的其他形式，他们也是很乐于高谈阔论的。从电影、戏剧、流行歌曲到时装、建筑、广告设计，等等，几乎都能滔滔不绝，俨然见解高深。但一谈到书，便嗤之以鼻了。可是作为一个当代人，即使不愿成为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像他们那般鄙视甚至敌视书，肯定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他们显然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们要以一本书为招牌，也为盾牌，以证明自己并非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恰恰相反，乃是世界上读书品味最高级的极少数人之一。于是世界上一概喜欢读书的人，在他们面前，就只能显得俗而又俗，还不以为俗了。
记得有一次我被邀请凑一顿饭局，聚坐一起的人身份较杂。自然，算我在内，也有二三“文化知识分子”。我之所以要将“文化知识分子”六字括上引号，真的是因为岁数越大，越不敢以“文化知识分子”自诩了。而另两位是某出版社年轻的编辑，分明是更无自诩企图的。东道主代为介绍时，称他们是“这两位年轻的文化人”。
座中遂有一人冷冷地问：“什么文化？文化又是什么？”
两位年轻人一怔，都连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只不过是搞出版的，并从包中取出两部书，双手奉送。
不料对方无动于衷，冷冷地又说：“我只读一本书。一个人一生只读一本书就够了。再读第二本，完全是浪费生命。”
两位年轻的编辑，各拿着一本书，怔怔地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就接过了他们的书，见是两本关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分析的书，忍不住问：“那么先生只读的那一本，究竟是什么书呢？”
答曰：“《时间简史》。”
众人皆失语。
那人又庄严道：“一本伟大的书，才值得人读它。”
我本想说霍金•；斯肯定不只读一本书，而英国的老女王也是爱看克利斯蒂的侦探小说的，恐气氛更加不和谐，忍住了没说。
饭吃到一半，方知那人是一位什么处长。我觉得，他更愿意我们将他看成一位官员。我与两位年轻的编辑以前并不认识，何以一个人对我们三个与书有职业关系的人那么不友好？我困惑。
另有一次，又在某种场合遭遇了一位只读“伟大”的书的人。
而另一本，不，应该说另一套“伟大”的书是《资治通鉴》。
而另一位只读“伟大”的书的人物对我等庸常之辈说：“我读了三遍，目前在读第四遍。读过三遍《资治通鉴》以后，顿觉天下已无书。”
且随口背出《资治通鉴》的某几段，问：“你们知道是第几卷中的话吗？”
我等噤若寒蝉，因为谁也没有将《资治通鉴》通读过一遍。
片刻后，对方匆匆告辞而去，被小车接走了。
这才有人缓过神来似的说：“他到歌厅去了。”
“接着还要到洗浴中心去。”
“还每次都招小姐！”
“庸常之辈”们七言八语。
于是我知道——也是一位处长！
此后，我在不同的场合，有幸又见到过几位只读“伟大”的书的人物。与《世界通志》相比，《追忆似水年华》就太是一般之书了。
生活中自然各式各样的人都是有的，但只读而且只读一本或一部“伟大”的书的人物们，无一例外是处长、副处长，于是引起了我思考的兴趣。
我从没碰到过一位科长或一般公务员会是他们那样的。我也从没碰到过一位副局长、局长、部长级干部会是他们那样的。
为什么偏偏是男性的处长副处长们才像他们那么高傲地“声明”自己
和书籍的那么一种居高临下的关系呢？
我以为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是有一定关系的。他们只不过是些初尝权力滋味的人。他们和权力的关系也只不过是吏和权力的关系。而我们都知道的，吏往往比官更善于借助权力来寻欢作乐。因为吏出入于寻欢作乐之场所，不至于像官那么引人注意。现而今，寻欢作乐的场所多多，只要吏热衷于那一类享受，那么几乎天天有人请他陪他去享受。他哪儿还有时间和
精力与书发生亲密的关系呢？但既为吏，既自视为官，不看几本书，那是会在文化修养方面遭到耻笑的。所以就只得以“伟大”的书来当成招牌或盾牌。而我们又知道的，久持盾牌之人，其心理就会渐渐形成近乎本能的防范倾向。一旦见着和书关系密切的人，就条件反射，以为人家持有书化作的“矛”，伺机伤害他。这当然是一种疑心病。但明明不爱读书，又偏
偏要装出只读最伟大的书的样子，偏偏还希望别人像尊敬一位最伟大的读者那般尊敬他，不疑心岂不是怪事了吗？而敌视，每自猜疑生。
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前几天，有熟人在电话中问我：“还记得读了三遍《资治通鉴》那位吗？”
我说：“记得，印象很深。”
“他被逮起来了。被他牵连的还有他们处里好几个人。一干人等到郊区去嫖娼，听说有一个还是刚分配到他手下不久的大学生，小青年后悔得都没脸活了……”
唉，我无话可说。
中国的庞大的吏群体中，究竟能有多少是喜欢读书的男人？完全是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吗？八小时以外，他们通常又是怎么支配时间的呢？
倘作一项结果真实的统计，我们是有理由欣慰呢，还是相反？
七、这第七种人和书的关系则较为亲密，甚至也可以说是相当亲密，并基本上是女性。她们被称作“小资一族”。在中国，此族人数越来越多。有80年代出生的“小资”，也有70年代出生的“小资”。在中国，60年代50年代出生而又有资格被称作“小资”的女性，实在是不多的。以上两个年代出生的她们，是不太容易在反情调的现实生活中“小资”起来
的。40年代以前出生的极少一部分中国女性，也曾是很“小资”的，但那正是后来的年代要坚决地对她们进行“改造”的理由。
在中国，70年代出生的“小资”与80年代出生的“小资”有很大不同。前者与书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人类和书的继承关系，而后者则更热衷于声像文化，并都有些这两方面的追星倾向。又，前者是“小资”的同时，几乎皆是中国最早的一代“白领女性”。她们当年较高的学历和较高的收入，使她们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白领”，所以她们当年都对自己的生活颇为知足。寡忧者读，多愁者歌，这是符合人性规律的。虽然，歌星们并没那么多愁，但其歌，对人确有解闷消愁的作用。近十年中国各城市攀涨的房价，基本上粉碎了80年代出生的小女子们的“白领梦”，所以她们已无好心情读书。物质诱惑强大，心理压力多多，人在此种情况之下疏远书籍，转而向声像文化寻求抚慰和同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故同是“小资”女性，如果正单身的话，70年代出生的她们居室中必有书架与书，而80年代出生的她们，其住处已难得见到书架。纵有，其上摆的也往往是影碟或歌碟，或芭比娃娃，或所喜欢的工艺品什么的。今天，即使在大学里，即使是中文学子，真正喜欢读书的女生，那也是少而又少了。普遍的她们，宁肯与电脑保持亲密的关系。
故我对仍继承着人类阅读习惯的所谓“小资”女性，一向敬意有加。
“小资”女性们所喜读的，往往也是很“小资”的书或刊。中国取悦于她们的阅读兴趣的书刊是越来越多了。那类书刊的内容可用八个字来概括——润甜、糯软、感伤、时尚。
我笔下产生的作品显然是不合她们的阅读兴趣的。但这也从未减少过我对她们的敬意。在我看来，置身于浮躁若此的时代，她们居然还能情愿地继承着人类的阅读习惯，实在已属可爱。倘连她们也不读书了，那么中国出版的末日真的快到了。何况，她们一般是不读不好的书的。偶读，也知其不好。在读书方面，她们一向是较有品味的。在一本渲染性淫的书
和《海蒂性报告》之间，她们大抵选择的是后者，且并不东掖西藏的，就那么明面地摆在她们的书架上。她们只不过是不太喜欢读愤世嫉俗一类的书罢了。因为她们自身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是既糯且软的。我认为，这是她们的一种明智的人生哲学。以时尚为纽带，她们宁愿与现实社会和平共处。而我又认真对待，社会因此应该感谢她们。
举例来说，《伤逝》中的子君，当然也是一位喜欢读书的女子。鲁迅塑造了她，而我们以子君的性情来推测，大约她是不怎么读鲁迅那一种投枪或匕首式的杂文的吧？若竟喜欢，是子君么？
子君是多少有那么点“小资”的，是想要在当时彻底成为“小资”而终究没有成为的一个。连鲁迅先生自己，也特别仁爱地引导她读《娜拉出走》，而非他那酸碱性极强的《狂人日记》或《药》。
又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冬妮娅，她之所以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