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0-未死的沙威　　 著名作家梁晓声最新随笔新作-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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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文学这个话题越来越是一个“小众”的话题，读书这个话题在中国也越来越是一个“边缘”的话题。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读书的人口最近几年的统计却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尤其是2002年我调到北京语言大学之后，在我这，文学的话题由于我的职责所要求，越来越变成一个专业性的话题。这就好比请演艺界的人士坐在台上，如果谈演艺以外的事情，谈初恋与失恋，谈逸事与绯闻，谈其他种种爱好、血型、星座，显然都是饶有趣味的话题。但无论是搞音乐、美术，还是搞表演的，如果要他们把话题变成相当专业的话题，那有时是很沉重的。可是我越来越把文学作为很专业的问题来谈。所以我记得在上学期的时候，组织同学连续欣赏了一些电影。我班上的同学会说“老师，我不喜欢看这部电影”，或者“我不喜欢看那部电影”，当即遭到我的极严肃的批评。首先认为这不应该是中文学生说出来的话。其他专业的人可以这样说，大学校园以外的人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中文系的学生学的是欣赏、创作与评论，在中文系里是你必须看什么，学科要求你看什么，而不是你喜欢看什么。正因为这样，我记得二十六号上课时，我们的副院长找我有事，他在门口听了二十分钟，然后下课时对我说：“老师和老师讲课的风格真是不一样，我听了你课堂里那么安静。”那不是因为我讲课的水平很高，大家很投入，我看了全班五十多张同学的脸，甚至觉得对不起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需要笑。这个有十三亿七千万人口的国家，大众是那么的需要笑。恐怕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民族的笑肌是相当发达的，可是在大学里，有时候不仅仅要制造笑声和掌声，还需要激发思想本能。因此，我经常问我的学生们是否感到压抑，是否我在心理上虐待了他们。所以更多时候，撇开我上课，我尽量不讲文学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最近身体太不好，二十四号在民族文化宫给北京的业余作者们谈文学，二十五号参加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的常委会，二十六号从会上回到学校去上课。当然，我有足够的理由取消这堂课或者少准备一次课，但是，我想本学期刚开始，我不过才上了三堂课，第四堂课就调课或者取消，接着就是“十一”，那么我所讲的内容就全部中断了。尽管那天我身体也不好。回来二十七号再开会，昨天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很晚了。这个日子正是我的同行们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我身体不好，就没有和同行们一起去。基于这两种情况，我一路打的过来的时候，心里有一些后悔。　　　　
　　　　但为什么我又坐在这里了呢？由于下面的事情所导致的。我们的国家图书馆启动了一次活动，关于全民读书活动。要由公众推选出优秀的书目，科技的、哲学类的、实用的，以及文学类的，还聘请了诸多的评委。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陈力先生也是我们民主同盟的一位盟友，而且是文化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强烈要求我来做评委。我身为文化委员会的主任，必须和副主任保持和谐的关系，所以我说没有问题。在委员会中，我认识了胡老师，胡老师听了我一番话之后，说：“你能不能到清华来给我们的同学谈一次？”评委和评委之间也要有和谐的双边关系，因此我就坐在这里了。因此给我的感受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如果提倡和谐的话，就意味着首先得有一部分人必须做出双边的和谐表示。我在评委会上谈到一个什么话题呢？大家讨论到要在人民大会堂对优秀的读者给予最隆重的颁奖。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同时征集公众的读书随想、评论。不计长短，如果有好的文章，我们评奖之后，也要予以奖励。我个人认为，读书活动首先在于调动公众来读书的热忱，而不是在于评出多少部优秀的书。促进读书的活动实在是太少了。同时我还谈到，以我的眼来看，近当代以来我们中国的文化历程是很值得反省的。在此之前，二十七号有关部门希望我参加一个海内外的华人艺术家活动，畅谈我们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当然这个活动是必要的，动机也绝对是良好的。我也确实想在这样的会上做发言。因为我有些话早就想说了。我对于我们国家近当代的文化形成的步骤是持质疑和批评态度的。我想以一种赤子之心，真诚地、谦恭地、低调地，尝试着能不能把我的质疑和批评的态度讲出来。但后来我看通知，主要是从正面来谈我们的凝聚力的，我就不去参加了。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如果把我们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做一番对比，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客观结论，那就是人文在西方，自从它成为一种主义，已经近二百年。在西方，对于人文主义几乎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直讲了二百多年，现在还在讲。也就是说，当美国人拍出《指环王》给全世界的孩子们看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只从中看到了电子制作的场面。而美国的家长说，我让孩子看电影，那部电影里有责任感。美国人从来没有放弃对于下一代人的责任感教育。他们的责任感往往是膨胀的。从前是解放、拯救美利坚，然后是拯救人类。他们一直在用美国式的英雄主义教育他们的青年。而这些在我们这里仅作为一部影片是看不到的。我们在1949年后是什么情况呢？索性再往前说，“五四”之后是什么情况呢？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应该说关于人文主义的元素也是相当丰富的。有些先贤的话语至今依然是经典话语。但是五四运动有正反两个效果。正效果就是将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思想理念直接引入中国，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激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思想。而负效应就是同时我们也引进了一系列猛药。比如说我一直持否定态度的，那就是尼采。在“五四”时期，无论是康有为还是鲁迅先生，都曾经把尼采当作一个思想明星来介绍给我们广大的青年。我很认真地看过尼采的学说，我认为在尼采学说中最要命的一点是反人类，反众生，也就是说他提出的所谓超人哲学。这样一本小册子后来成为德国士兵在二战时背包里的书毫不奇怪。当我们引进这样一些思想猛药时，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都变成了排泄物。那种由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来对自己数千年的文明提出全盘彻底否定的思想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在五四以后我们民族的知识分子处于一种运动后的文化反思。这时大家开始寻找“扬弃”的准则。而就是这时期，我们国家经历了深重的民族灾难。那是由日本造成的。我们再考察日本这个民族。我和一些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谈到过，有些还是欧洲的学者，他们谈到日本时用崇拜之心看日本文化。他们说看他们的茶道、他们的插花、歌舞伎，我说你们也要看他们的武士道。插花、茶道、歌舞伎加起来，只不过是时尚和高级的民俗，根本不能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人文积淀。日本的近五百年文化中的人文思想相当一部分是从我们的文化中学去的。当然，我们也在近代从日本以迂回的方式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文化。但是日本的武士道才是他们的男人之道，而且是一种邪恶之道。我们一下子面临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而这个民族是没有人文主义文化背景的。因此就有了八年抗战，之后又是三年内战。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读书与人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2）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时这个国家千疮百孔，根本来不及进行文化重建和组合。我们在1949年之后作为国家的文化思想，体现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很主要的成分是宣传斗争的思想。我们也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讲讲了十七年。然后又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二十七年在中国只不过有那么二十余部长篇小说而已。这其中又十之七八是革命历史题材。因此，我们几乎举不出多少部这二十七年中的当代文学的文本。关于农村题材，我们只有《艳阳天》、《山乡巨变》，关于工业题材，也只有《钢铁奔流》，当年只有一部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却没有自己的经典童话。给少年看的，也只能是《刘文学》。《刘文学》这部话剧是根据发生在四川的一件真事创作的。刘文学是农村的一名少先队员。他有一天晚上在公社的海椒地里发现了村里的老地主，已经七十岁了，在偷海椒。老地主只是偷摘了几只辣椒而已。刘文学说，你偷窃公社的海椒，我要把你扭送到公社去。老头向他求饶，希望他放过自己。他坚决不放过，因此惨剧就在海椒地里发生。少年被老地主扼死。然后少年成为英雄，排成话剧，在全国上演。我们的文化理念处于这样的状态。还有很著名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那是根据毛主席的那段语录创作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体现在家庭中，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想那是很可怕的关系。如果我们连家庭都不能和睦的话，一个国家怎么能和睦？即使家庭中真的有我们的敌人，伟大的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家庭的温情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是不是？还非得在家庭中进行尖锐的斗争么？幸好那准阶级敌人不是主人公的母亲，而是主人公的丈母娘，无也就是丈母娘在解放前开过小铺子，做过小贩，然后告诉他，你不必那么自觉地加班，因为加班是不给工资的。回到家里来做一些自己的活计不好吗？丈母娘给他买了一件148元的哗叽上衣。我觉得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应该有相当多的智慧，哪怕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件，我们也会把它化解。但是如果把这也诠释为“斗争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亲人关系中”，那这样的一种文化理念到了“文革”十年，就变成了：我们在看样板戏时，凡是里面出现女主人公，她们没有家庭，没有丈夫。《海港》中方海珍有丈夫吗？甚至也没有家。我们不知道她的家什么样。我们只知道她住在码头的党支部书记的小办公室里。我们只知道她好像是光荣军属。她有儿女吗？有父母吗？有公婆吗？一切都没有。几乎就是党在试管里培养出来的。那《龙江颂》里的女主人公有丈夫吗？也没有。也是家里要挂一个“光荣军属”。还有《杜鹃山》，本来男主人公和党代表之间是有一种情感关系的，但我们一定要把这种情感关系删除得干干净净。然后只剩下一个争取和被争取的阶级的关系。正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文革”时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书可读了。周总理这时才在国家会议上提出“孩子们要读书啊”，给他们读点什么有意思的文学的书？但是在当时连苏联的书我们也全部销毁了。那我们还是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再重印一遍吧。这之前，我们的文化其实早已萎缩了。那时周总理是那么关心文化，对电影工作者提出要求，说：“我们能不能拍一两部不那么中国特色的电影？我们也要和外国有电影方面的交流啊！”正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才拍出了《五朵金花》，然后拍出了《达吉和她的父亲》。　　　　
　　　　《达吉和她的父亲》是那么好的一部电影，我们的革命者在长征的路上遗留下了革命的后代，被彝族老人收养了，革命成功后，新中国建立，生身父亲回去找到女儿，这时女孩长大了，要作出留下或者随走的选择。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电影放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根本不成为问题。但是它出来没多久就受到批判。这个批判，假使我不能从这部电影或者说这个文学本身来提出质疑，我至少可以对作者提出：你有精力，你有时间，你为什么不写一部表现阶级斗争的作品，而去写一部贩卖资产阶级人性的作品！那二十七年之后是什么样子？那时我已经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我们文化部在宽街那里有一个招待所，我有时要奉命去招待所里去见某某人。那都是我少年时候心中特别尊崇的电影编剧、作家。他们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集中到文化部招待所里，等着平反，等着“落实”这样那样人所应有的起码的权力。他们还期待着是不是有什么创作任务。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文学家、戏剧家、电影编剧，“获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因为我能体会到那个感觉。常常是大家一谈起对我们文化的使命都是热泪盈眶，大家都准备做事。但真的做起来是特别理性的，要小心翼翼，谨小慎微，要试探。要一点一点放开自己的创作手脚。真是依然地如履薄冰！如果我们表现“文革”中的极“左”的问题时，那个代表极“左”的人物可以表现到什么级别？村党支部书记行不行？最初是不行的。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党的代表。然后一点点突破。人们甚至可以通过电话传达说，我们现在可以表现到村党支部书记了。又打电话说，某某写到了一个极“左”的人物，已经是处级干部了。这十年就是这样，大家想做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反思工作。这种反思也无非就是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但它是非常艰难的，可能会被指斥为“精神污染”。这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今天我觉得可能有些确实是污染，但是那时候的文化总体上是庄重严肃的，但似乎越严肃的作品越具有“污染性”。那时候作家也不把自己的力量放在用俗恶的爱情去污染我们可爱的大众。那时候作品还探讨一些思想。当然，那时候我们的文化忽略了儿童少年。对于我们的国家终于有机会来传播一下人文的思想，尽管是功亏一篑，但是我们忽略了新一代青少年成长起来了，他们有阅读的渴望，他们的渴望是有特征的，必须是直接反映他们青少年的青春期成长现状。我这一代作家很少提供过这种文学。他们是间接地从我们作品里面得到满足。正如我们间接地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看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一样。我们没有做好，我们顾此失彼，觉得那事可以以后再做。我们要先把反思做好。尽管在反思过程中也不断有人重新翻身落马，但是在这过程中琼瑶来了，她给了我们青年人我们所不曾给予的那部分阅读种类。再接着香港台湾的歌曲也都来了，接着是商业化，到现在我们已看得很分明，我们的文化在娱乐性上和西方的文化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我们也在高兴，“彼乐也，吾亦乐也，天下同乐”。但是仔细看，是不同的。不同就在于人家的青少年的脚下有一块人家的先人们几代文化人，用二百多年时间锤炼出来的一块人文主义的文化基石。在这个基石上，他们可以尽情摇滚，可以唱流行歌曲。当娱乐之声停止的时候，他们又知道他们是站在一块人文主义的基石上。而我们的基石是什么呢？它在哪里呢？我们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今天谁又来想到我们要同心协力来做这样的事呢？这也就是我特别强调人文主义的阅读和写作的前提。可能你们的胡老师正是听了我在评委之间的这段发言，他就希望我到清华来讲一讲。　　　　
　　　　我来之前，自己首先就犯困惑，觉得自己这些话适合在清华讲吗？我讲了以后会不会给胡老师带来不好的牵连呢？这些年以来，我事实上已不太谈这些话了。我甚至也不对我们的文化和文艺提出批评了。以我的眼我看到了应该批评的现象，在我们的电视里，一个时期以来，除了帝王将相就是长袍马褂，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于现实反应的能力和关注了吗？有时　　　　
　　　　候我觉得我真要说话，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