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0-未死的沙威 著名作家梁晓声最新随笔新作-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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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对于现实反应的能力和关注了吗？有时
候我觉得我真要说话，但是我一想好多电视台领导都是我的朋友，好多编辑演员也是我的朋友，还有我会质疑自己的心态是不是对的。你是不是以一种老夫子的心态来嫉妒我们青年人娱乐的权力呢？如果这样问自己，觉得自己是太可鄙的一个人了，你看着大家娱乐你自己不高兴吗？但尽管这样，我还是忍不住写了一篇作品叫做“皇帝文化化掉了什么”。在21世纪初年，我们国家集中推出了一批皇帝文化，而且有些皇帝文化完全把皇帝们加以美化和歌颂，尽管他们也有缺点，但我感觉到他们是穿古装的“孔繁森”。我觉得那些剧里所传达的是这么一种意图：看，做一个皇帝，他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你们做老百姓的，身在福中，还想干什么？你们还不感动吗？你们还不做一个更好的百姓吗？所有的天子，变成了那样一些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且我们的歌词中直接写“你把你的身影投在我们的神州大地上”，“你把你的热血洒在什么什么”，真是反进步、反民主、反文明的文化现象。
再就是电视剧中不断出现少爷型的翩翩青年和那些美女们拥有亿万资产的大公司。而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看到那样多的情况。所有这些电视剧在我这里看来也不过是那公司、那女人、那阴谋和那一大笔钱。我们几乎完全放下了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现实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底层民众的生活的关注。当然我们知道文化有一种功能，就是当它走到极端的时候，必然会有调整。那现在确实我会看到，我数了数，有《母亲》、《继母》、《嫂子》、《五妹》等等这样一些剧目出来，我会觉得欣慰。至少我们的视角已经转向了一般百姓的家庭生活。尽管它只不过是亲情主题上的，也比那些玩意要强。我的一个欣喜就是在评奖过程中，所有那些大剧有时候还是得的第二类奖的最末奖项。证明我们的观众、评委们开始萌发起来要求文学文艺反映现实的愿望。那当然，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对于我们的青年是有伤害的。二十六号上课的时候，前三次课我只讲了人文主义，不讲别的。要求我的学生必须在老师上课之前起立。我说这跟师道尊严没有关系。老师不是说在这里面对五十多个学子说我要一点尊严。而意味着，当学子们起立的时候，是一个“场”已经开始了，一个特殊时段开始了。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读书与人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3）
他们通过起立对老师讲课提出一种要求，老师接受这种暗示，我要对得起你们往起一站。再接着，我说因为我们也是有学生刊物的，有三种，一种是校方的，两种是我所支持的，老师经常要写几个毛笔字去卖钱，至少还是名人，是吧？我可以让同学们办刊物。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个老师在开会时说，要不我们有个刊物就暂停吧，不是钱的问题，关键在于质量。我经常看到，我的忧伤啊，我的痛苦啊，我昨夜的梦啊，我幻想中的白马王子啊，我的天哪，交的作业也是这样。老师真想看一下你的父亲啊，你的母亲啊，你曾经遇到过的什么人什么事啊，看不到。因此我觉得，请你们把头抬起来，把目光望向远处，超越大学校园！如果你们还是什么都望不到的话，请转身回头，望你来自的那个地方。我想在座的一定有相当不少的是农村家庭的同学吧？把你所经历的那个小镇、那个农村的生活写给我们看哪！但是怎么说都无济于事，我所面对的那个文化是那么强大。谈到文学写作的文化关怀问题，我的同学们，你的眼睛真的都看不到，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一些比我们大学学子人生更艰难的人生吗？或者你们听到过没有？不要把以为听到的写出来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大多数也是听来的。作家应有一个本能，他的耳朵要特别灵敏。《苔丝》这一部书，是哈代听来的一件事。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不过是报上的一小条新闻。你有情怀，你听到了可以表达。但是我的学生突然说，老师，如果我们自身并未经历那么样的人生苦难，而我们去写那样的人，我们是不是太矫情？这话我当时愣了一下，问：“孩子，你接触了什么？”我想到有些电影里，那些母亲和父亲们，经常看到陌生人要伤害自己孩子的时候会说：“你把我的孩子怎么样了？”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的学生们接触了什么让他们说出那种话？“矫情”两个字在那样的话里，意味着会使五千年文化的全部人文主义都没有意义。我们于是可以说：雨果写《悲惨世界》是很矫情的啊！因为他是贵族。尽管是他虚构出来的。雨果是矫情的；托尔斯泰是矫情的；屠格涅夫是矫情的；左拉是矫情的；巴尔扎克是矫情的。当我们以这样的状态去看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这是极为可怕的。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我会非常严厉地批评他们，我觉得我本来是讲“创作与欣赏”，但我已经不是在讲这个问题，而是讲情怀问题。同学们觉得读到研究生了，然后说：如果某些苦难根本与我们无关，我们又何以能为之感动？潜台词是说：企图通过这样的作品来感动别人的人是多么的愚蠢！这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理念。我在跟其他国家的人接触中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状况。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提倡读一点人文的作品。如果大家喜欢写的话，就像我对我的学生说的：抬起头，放开目光。写作这一件事，不像小曲之与小女子的关系。小女子悲了也哼歌，婆婆给气受了也哼歌，高兴了也哼歌。写作和人的关系不是这样。写作说到底是把这些人的命运写给更多的人看。当我的命运和这些人同命运的时候，我要写这些人；当我的命运已经超高于这些人，已经从贫苦的层面上升起来的时候，我更有义务这样做。这才是写作和我们热爱写作热爱文学热爱文化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胡老师，我又发现这变得像我的课堂一样，你们因我的话感到了极度的压抑，是不是？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上学期我是大大发了一顿脾气。你们都知道毕业之后要写论文。本科生也罢，研究生也罢。当我和几位老师坐在那里，由我来主持论文答辩的时候，都是谈关于什么什么作品中妓女形象的塑造的问题，什么什么作品中性爱的问题，什么什么作品中乱伦的问题。有同学还直接写到什么关于中年男子对于少女的变态性心理的问题。我就看我旁边的两位中年男子老师。我们的论文都是那样，看某作家的作品时仿佛看的就是，他写了那么多糜烂，多么美丽的糜烂啊！我看完之后，说再请某某老师去看，某某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说：“我看了之后，真想扇她！”我说我也有同感，而且还是女孩子。我们那么单纯的读了大学的女孩子，我们家长出了那么多学费来学的是中文。若把这样的论文寄给家长看，他们会作何想法？这不是我们教的啊！我没有这样教啊！因此，上学期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不能扭转这样的状况，那我走人。这个学期我就开始着力于扭转它。
当然，我下面可以举例分析一些作品中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看《十日谈》。这本书为什么在文学史上说它具有人文色彩？那也不过写了一些风流逸事。如果我们弄不懂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我们就几乎一点儿都没懂文学史。我在课上也讲过这个问题，如果有当代的作者说凭什么《十日谈》你们就说它是经典，凭什么我写了一点性，我还觉得我没写够呢，你们就大加挞罚？我的学生也提出过这个问题。说是：你们都说歌德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写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你们搞文学的大加捧吹，我们今天上了大学好不容易写一点烦恼，你就让我们抬起头来？我们不把人类的人文主义的过程来做梳理的话，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在三万五千年到五千年的这一时期，人类还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那时候连文明史都没有，只不过有一点文明的迹象。到五千年的时候开始有城邦出现，这时我们叫作人类的原始文明时期。但是一直有文明，比如冶金业、制陶业、农业、渔业，到三千二三百年前的时候，才有了楔形文字的出现。那也不过是图形文字、象形文字，但是毕竟可以记录了。
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说人类历史从这里开始。到两千年前的时候，人类的历史最主要是神文化的历史。通过祭祀的历史，表达对神的尊崇、对神的屈服和恐惧。但是在距今两千几百年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伊索——希腊的奴隶。他虽为奴隶，却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我们为什么说人文主义是自由、平等、博爱？在两千二百年前的时候，有个奴隶叫伊索，他表达了这种愿望。他第一个提出了对于奴隶和主人之间的关系的疑问，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化事件。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感受这一点的时候，从三万五千年一直到五千年，一直到两千二百年伊索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历史深深感动。然后到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伊利亚特》，已经出现了《荷马史诗》。我们不能只当《荷马史诗》是神话来看，那里有人文。应该看到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两军作战，一方把另一方的主将打死之后，将他的尸体在沙场上拖了一圈。你们应该看到这个片段，是吧？然后他的老父亲在夜里化装深入敌营，找到对方，说我以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父亲，以一个王的身份，放下了我的尊严，向你这个胜者乞求把我儿子的尸体还给我。而对方还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早期的人文啊，人道主义啊。我们人类的文明心理是这么一点点发育起来的。到了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已经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时整个希腊的文化、艺术、建筑，已经那样的发达了，非常辉煌。而就是在那时的绘画和雕塑中，人类开始表现自己不只是神的奴仆，在绘画时想到把自己，把自己的情人、朋友、父亲，把自己最亲爱者的形象画在天神们之中。人要争取和神平等的地位。小心谨慎地，不被察觉的。再后来，基督出现了。因此我们看西方文化，一直认为西方全部文化的支柱就是基督文化和它的科学，和它的人文哲学。我们习惯了都只不过把基督看作宗教。我对自己的观点还不敢确定，因此我不失时机，直到昨天还和我的朋友、复旦大学的另一位教授探讨这个问题。我说我的观点对不对，因
为第二天我要到清华来讲这个问题。基督教本身是人类相当重要的一次人文文化的体现。在此之前，天主教崇尚上帝，但是基督教之基督耶稣是人间母亲所生。基督还有个名字是“人之子”。因此天主教才要把基督教作为异教类来制止。我们看基督教里传达了一些什么。比如说，提出了如果战争不可避免，获胜一方对于所俘虏的儿童和妇女有责任加以保护。这不是人文吗？获胜一方要以仁慈之心对待俘虏，人不要去虐杀幼兽和怀孕的动物。人要热爱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自然环境。当然圣经教条里是另外的话语。这些不都是今天我们要做的吗？富人要关注穷人的生活状态，要帮助那些患麻风病的人。富人有责任让穷人的孩子也同自己的孩子一样读得起书。因为穷人更穷的话，富人的生活不会更加幸福。这不是人文吗？
在公元以后那么长的时间里，宗教本身又走向它的极端，被王权所利用，因此才变成了另外的样子，这时才出现了《十日谈》，开始嘲讽被王权利用了的变质了的宗教。人类的文化一直在那么漫长的时期里一点点的积累，先是人文的迹象，接着是人文的祈求、思想，人文的思潮潜移默化地在一些绘画、诗歌、史籍中出现，然后经过文化知识分子的提升，变成了十八、十九世纪的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博爱。《悲惨世界》所要张扬的是这些思想。那以后又用了二百年的时间，来夯实它。如果我们对这些不了解，我们就无法判断，在大仲马和雨果之间，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纪念雨果？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之间，为什么《巴黎圣母院》得到的殊荣更高一些？因为《三个火枪手》不过是传奇故事加历史故事，而《巴黎圣母院》张扬的是那么激情的批判精神。又为什么在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之间，我们对后者尤其另眼相看？乃因前者只不过表现了复仇心理，而后者表现的是人道主义信仰。因此我对我的学生说，其他系的学生我不管，你们是中文系的，你要知道这两本书的区别在哪里。《基督山伯爵》所张扬的是欲望，《悲惨世界》所张扬的是信仰。就是这个区别，你没看出来，就愧是中文系的学生。而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什么样的？为富不仁的现象我们见得还少吗？为官不仁的现象，同胞和同胞之间的冷漠我们见得还少吗？许多发生在我们国家里的事情在其他国家里都是极为震惊的。还不说“文革”时期，就是当代发生的，随便只要想听的话，都是极为震惊的。因此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不再想像自己是什么著名的作家，好像应该写出多么了不起的作品。我只是希望以我的笔，以我这样的年龄，以最朴素的方式，能够在传达朴素的人文文化方面，哪怕是一首小诗，一篇散文、随笔，做一点事情。我已经在做了，免得以后说起我们这代人时说“他们无作为”。剩下的时间给大家提问题，我讲得太沉重了，是不是？
《未死的沙威》第一部分读书与人生——在清华大学的演讲（4）
提问：
问：我手上有一本书是您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现在快十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在这里把中国社会阶层分成了七个部分。而现在社会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刚才您提到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信仰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没有传统的普遍的宗教信仰。那么政治信仰呢，有一个功利化和教条化的倾向。那么想问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普遍信仰，人们内心没有共同的价值认同的国家，很多人热衷于通过制度设计来弥补这种社会阶层的分裂，您认为这可行吗？您认为文化在社会的整合方面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答：我在很多场合和一些政治人士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指出过他们思维上的不全面，就是认为通过政治制度可以达到人内心的情怀的培养。这是不实际的，此第一点。第二点，文化对于人性的培养，我们所要经历的时间恐怕不见得会比西方更短。好在我们现在方式很多。电视可以比纸质的传媒更快地来表达。但是电视文化也只不过把一个事件摆在我们面前，
而不能作为一种令我们感动的情怀来细化某事件。影视剧可以，但如果不允许深刻的批判，则没有人文文化的自然空间。说到我那本书，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但是我比较安慰的是，至少我比较早地把黑社会作为一个雏形的社会的现象提出来了。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这期的《读者》上有我的一篇小故事，叫做《箫之韵》，这当然是虚构的。我经常虚构这样的故事，然后经常直接把自己介入，然后别人就说，你总是巧妙地利用这一点塑造了自己是一个好人的形象。我说：“如果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