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样年华-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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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很闷的人，活了三十多年，居然男人应有的两件本领都没学会：烟，酒。很多人喜欢在如厕时抽烟，以驱除异味。我不能，只好看书。寻常的书，注意力不能十分转移，惟独古文，于我有几分生涩，不十分专注，往往不能读懂，倒是驱臭的良方。
如厕所读之古文，并不是《古文观止》所选一类华章，我是俗人，那类美文于我，更可能的作用是催眠。厕上所读，多是鬼狐怪谈，短，奇，趣。往往如厕的主题已经完成，还兀自蹲在那里继续副业。一部《聊斋志异》，我全是在厕所里看完的，后来不知被谁借去，没了踪影（借书之人大概不知道这本书的遭遇，否则，恐怕放手不迭）。然后便重读《史记》，但除了列传，甚无趣味，厕所便突然臭起来。直到后来搜寻到《搜神记》、《梦溪笔谈》、《阅微草堂笔记》等几本书，厕所才变回原来的厕所。
临睡前也是必须要翻一翻书的，有时困倦之极，实在不能读，翻开书，闻一闻书香，也能酣然入梦。所以枕边书必须是新书，否则没那个味儿。有一段时间，耽于网络，于书的情分日浅，很长时间没进过书店，只好放本旧书在枕边。文章还是那些文章，读起来却怎么也不是那个味儿了。关灯，睡觉，却总不塌实。枕边书喜欢看名家小品，清新雅致，齿颊留香。最爱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淡淡的人生，很适合夜晚的心境。林语堂也不错，但是他幽默得有点油滑，夜晚的平和往往因此破坏，所以我的枕边一般倒不放他的书。
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被我翻得太多，终于由新书变为了旧书。前几天在重庆解放碑精品书店闲逛，翻了两个多小时的书，终于还是只买回了这三人的散文选。内中的文章，绝大部分已经看过，买，大抵便是买那点书香吧。
唉，这种本末倒置的读法，说来，我实在算不上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陋习难改，罢了。
第三部分 茶底书话第32节 消夏最宜裸读书
一想到夏天，心里就难过。难过是因为我是个胖子，胖子怕热。
家里那台破空调早就不断给我脸色看了，先是装病咳嗽，上气不接下气，见我不理它，干脆使小性彻底罢了工。请了修理工来看，到处拨弄了一阵，花了两百大元，好了！谁知，修理工前脚走，后脚它又歇菜，跟政客一样狡猾。天气也恰到好处地配合，来了个井喷行情，一下从三十一度蹿到三十八度。看到大楼里其他人家的空调都转起来，我唯有感叹：“唯空调与女人难养也！”电扇多日不用，早已布满尘土，提不起精神为它净身。于是找了把蒲扇消暑，谁知道这厮是个绝对的功利主义者，它为你付出多少，你就得给它回报多少。虽然得了风，但是出了力，正负相抵，该出的臭汗还照出不误。罢罢罢，既来之，则安之，心静自然凉，我倒要看看你能热出朵什么花来！
我冲了个凉，刚刚穿上内裤，汗就毫不留情地出来了。老婆带孩子回了娘家，难得独守空房，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个一丝不挂，倒也通透。顺手抓了本《阅微草堂笔记》，躺在床上乱翻，卷一便是《滦阳消夏录》。以前不明白这几辑故事为什么叫消夏录，以为是纪昀在滦阳消夏，无聊之极时的胡思乱想。今日一读，果然这是消夏良药——读来，身心早已沉浸在鬼狐世界，神游万里，哪里还识得“热”这个字！正是“偷得浮生半日裸，三十八高温只等闲”。纪昀他老人家功德无量。
曾闻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士刘伶放荡不羁，天气热时，每常在家中裸体作文，有友拜访，亦不避讳。友是正人君子，哂之。刘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心极向往。此时，便觉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精神上“名士”了一把，快哉快哉！可惜不曾有人敲门，否则在以后的文章里写上一句“夏夜裸读，有友入裤”，虽有盗版之嫌，也不啻为一件赏心乐事。
心一静，身便凉，臭汗该出不出，便转换成了尿液。猛觉尿急，急急如厕。打开门，好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与肌肤亲密纠缠，这次第，怎一个爽字了得！心里暗自得意：如不是裸体，怎得如此凉意！尿半，忽听得身后“嘭”的一声，心叫不好。出来一看，老天，卧室竟给锁上了！此时，衣服、钥匙全在卧室，老婆更是远在千里之外，且叫门外一裸男如何是好？
刚才还跟凉风卿卿我我，郎情妾意，此时，便是布什和拉登，势不两立了！
第三部分 茶底书话第33节 你好，汪曾祺先生
1991年10月16日，这个日子还干过其他什么事我记不得了，它留在我生命里的唯一印记就是我在这天邂逅了汪曾祺。
手头这本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已经很旧了，一是因为我买来的时候，它已经是旧书；二是这么多年来，我翻过它很多次。初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以为是一本散文随笔集，没想到翻开一看，全是小说。小说照例是故事为纲，可是看完了，我满脑子里只有人，没有故事。“正街上有一家豆腐店，有一头牵磨的驴。每天下午，豆腐店的一个孩子总牵驴到侉奶奶的榆树下打滚。驴乏了，一滚，再滚，总是翻不过去。滚了四五回，哎，翻过去了。驴打着响鼻，浑身都轻松了。侉奶奶原来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榆树》）看“驴打滚”，这叫故事吗？不叫。“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
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晚饭花》）一个小小子，看见一个姑娘，后来这个姑娘嫁了，“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原来的王玉英了”。这叫故事吗？不叫。
汪曾祺小说里的人都像屋檐上的瓦楞一样，守着自己的本分，一本正经又无所谓地活着，不以卑微而丧气，也不以替人遮风挡雨而自喜。有时候看着，觉得真是太平淡了，文嫂、李三、陈四……连名字都那么其貌不扬，真气人。可是，合上书，脑子里又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个王玉英、看见侉奶奶的皱纹因为驴翻不过身而哆嗦了那么一下。真是奇怪。
汪曾祺的小说像是没有开封的窖香的酒，那香气总是慢慢地渗出来，若有若无，有意在最后开封时造成冲击。《晚饭花集》里的第一篇小说《鸡毛》，前面用很大篇幅不紧不慢地写了文嫂的日常生活、写西南联大、写西南联大的学生、写他女儿嫁了个好女婿可是女婿后来死了……看了大半，不知道“鸡毛”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文嫂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妇女，有着普通妇女的艰辛与隐忍。小说结尾：“她的笤帚扫到床下，失声尖叫了起来：床底下有三堆鸡毛，一堆笋壳色，一堆黑的，一堆芦花的！文嫂把三堆鸡毛抱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啊呀天哪，这是我呢鸡呀！我呢笋壳鸡呀！我呢黑母鸡呀！我呢芦花鸡呀！……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呢鸡呀！……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呢鸡呀……我的女婿死在贵州十八盘，连尸都还没有收呀，你咋个要偷我呢鸡呀！……”她那么伤心，那么悲痛，仿佛鸡毛便是她一生的委屈、不幸、孤单和无告。
汪曾祺的文字很平淡，但有意无意地，总有一些句子让人觉得奇崛，心里突然那么会心地微笑一下。比如上面举过例子的《晚饭花》：“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前面已经有个“多得不得了”，后面又重复一个，照理是作文的大忌，读着，你却不会突然被“硌”一下，觉得真是“多得不得了”啊！还有，他说“王四海很‘四海’”，这如果选进小学课本，一定会作为病句让老师剔出来，可是，在这里，你还真想不出别的词可以这么恰到好处、不无幽默地说明王四海的豪爽和善于交际。
汪曾祺的小说很宽容，他小说里人物都是一些卑微的小人物，也有着这样那样人性的弱点和劣根，然而他都以一种“有趣”而略带赞赏的笔调写他们。他对自己小说中人物的态度是这样的：“王淡人就是这样，给人看病，看‘男女内外大小方脉’，做傻事，每天钓鱼。一庭春雨，满架秋风。“你好，王淡人先生！”
1991年10月16日，一本《晚饭花集》谦和地挤在一堆旧书里，我不知道晚饭花是什么花，随手把它抽出来，问老板：“这本书多少钱？”老板懒洋洋地回答：“一元。”我看了看定价，才一元四，想讲价，又没有，掏出一块钱买下它，捧在手里，又看了看：汪曾祺，没听说过。那天天气很闷，《晚饭花》绿色的封面让人心里凉丝丝的。
你好，汪曾祺先生！
第三部分 茶底书话第34节 走，弄一千打鸡蛋到道生去！
杰克·伦敦被很多人称为美国第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即使他本人觉得这顶中国帽子戴在他头上不伦不类），于是我在那个书籍并不丰富的年代，有幸看到了他的小说。
杰克·伦敦出生于1876年，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大变革时期，他当过流浪汉，做过水手、洗衣工、淘金者……后来的小说，也大部分以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为主人翁。这一切，似乎很符合“无产阶级作家”的头衔。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小说，是1983年，当时，可供阅读的书籍极度匮乏，我正读初二。学校图书馆第一次开放，大家蜂拥而至，以至于根本无法仔细选择。当轮到我的时候，很多我所熟悉的名著都被一借而空，后面的同学又在不断催促，我只好仓促地指着一本看上去很厚的书，说：“就借这本。”（当时只是想这本书够厚，可以看好几天了。）
随后的几天，无论我走在路上，坐在教室里，排队打饭，蒙在被窝里……都捧着这本书。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激动得发抖！一会儿走进丛林莽原、漫漫冰雪，一会儿置身激流险滩、寂寞荒原。后来有很多次，我下决心将这本书据为己有，甚至已经策划买一本同等厚的书，把这本书的封面拆下来，沾在上面，蒙混管理员。但我最后终于没有下手，而是在规定的最后期限把书很惋惜地还到了图书馆。这让我在以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屡屡为之后悔。
事隔10年，1993年9月的一天，在街边的一个地摊上，我竟然赫然发现了这本小说。我激动地把它抢在手里。老板大概看出了我的激动，当我问书价的时候，他干脆地说：“3块！”我假装还价：“定价才1。35元呢！”没等老板开口，我掏出3块钱，把书买下，飞也似的逃走，生怕老板变卦——这真是上苍给我的最好的礼物！现在这本书就躺在我的案头：《杰克·伦敦短篇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9月北京第一版，万紫、雨宁译）。
杰克·伦敦的小说很多都以淘金者为题材，这部小说中也不乏像《热爱生命》一类的经典，但我最喜欢的却是那篇《一千打》。一个月薪只有100块的小职员大卫·拉斯蒙森，幻想贩卖一千打鸡蛋到阿拉斯加的道生，以在两个月内赚取4000块的利润，彻底改变自己贫穷刻板的生活。为此，他经过了周密的测算，做了最坏的假定，结果发现颇有利可图。于是大卫·拉斯蒙森孤注一掷，安排妻子回娘家居住，用仅有的财产—— 一间小房子抵押了1000块钱，买了一千打鸡蛋，踏上了从旧金山到道生的漫漫长路。
一个典型的小人物为实现梦想而付出的艰苦的奋斗。
大卫·拉斯蒙森一路上经过了超出预算的艰难：零下六十多度的恶劣天气、恶浪滔天的湖水、无路可寻的茫茫雪原、随时准备逃走的印第安人、吃不饱食物对人虎视眈眈的拉雪橇的狗、饥饿、孤独……任何其中一样，都足以让哪怕是意志坚强的强者被彻底打垮。“至于他自己，那可是搞不垮的。”支持他的仅是“我有一千打鸡蛋”。多次生存与鸡蛋的抉择，他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继续自己的行程。最后，已经半神经质的大卫·拉斯蒙森付出了两个脚趾头和几次差点送命的代价，终于艰难地到达了淘金地道生。看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不停地在心里替大卫·拉斯蒙森做着选择，结果，我发现，至少有九次，我选择了放弃。而大卫·拉斯蒙森却固执地选择前行，直到最后的绝望。
——这个人一定是疯子！
这篇小说的结尾是最大的败笔：大卫·拉斯蒙森来到道生，发现他的鸡蛋可以卖到18000块钱，而不是原来预计的区区5000块钱的时候，我以为命运会眷顾永不言败的人。但命运和大卫·拉斯蒙森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的鸡蛋全部在路上冻坏了！
当一个淘金者提出用两百块钱买下他的所有臭鸡蛋用来喂狗时，“大卫·拉斯蒙森好像变成了一块石头。他一点也不动弹。‘你给我滚开。’他毫无表情地说”。结局是无奈的。同大卫·拉斯蒙森先前付出的不懈努力对比，令人难以接受。
他站在床上，把绳子套过房梁，用眼睛打量着它摆动的距离。这样好像还不称心，他于是搬来一张凳子，放在床上，爬到凳子上面。他在绳子的一头打了个活结，把头伸进去。同时，他把绳子的那一头也拴紧了。接着，他就踢开了下面的凳子。与其说这是杰克·伦敦的败笔，不如说是生活的败笔。看杰克·伦敦的小说，觉得从骨子里浸出一股冷气，即使蒙着厚厚的被子。这种冷，是让人无法直面的。从他的小说中出来，才发现生活是温暖的，明亮的。这时，我会长吁一口气。
由此，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懦弱的人。
由此，也知道了那些虚拟人物同命运抗争的勇气的可贵。
这么多年来，习惯了被安排，习惯了接受，习惯了安分，习惯了沿着惯性生活。
我知道我没有勇气对自己说：“走，弄一千打鸡蛋到道生去！”
所以，我把杰克·伦敦看成一个英雄。
第三部分 茶底书话第35节 从《搜神记·三王墓》看中国侠之大者
应人民网读书论坛绿茶之邀，本准备写个论金庸的帖子。但由金庸的武侠到古典的武侠，终觉得金庸武侠世界里的侠过于浅薄，其间小资情调浓郁。金庸的武侠小说主角多有奇遇，甚至不劳而获。典型如郭靖和韦小宝。前者脑子愚笨，偏偏运气极佳，屡有奇遇，最后稀里糊涂成为绝世高手还赢得美人归；后者不学无术，靠一张三寸不烂之舌，也屡屡化险为夷，不光在黑白红三道吃香喝辣，还严重违反婚育政策，娶了一大堆老婆。这些小资情调对读者，尤其是读者中的小青年的严重错误引导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俺就放弃了鼓吹金庸的念头，以自己浅薄的拙见，自不量力地谈谈中国的侠之大者吧。
侠在古代实际上是一种处于正邪之间的角色。说正，却不拘封建礼教；说邪，却不阴险狡诈。侠者，做事乖张，不循常理，一般不直接与君王抗争，却视统治秩序如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