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莲的方程式-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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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根本性的错误，是没有利用机器的出现，做到减少多少折磨式的劳动就增加多少交流式的劳动，而这正是机器人的高效率所引起的劳动转移。
回顾一下历史，了解一点在以工业生产和雇佣劳动的普及为标志的上两个世纪中，我们社会所犯下的野蛮行径，是有好处的。在法国，直到1841年法律才禁止让不满8岁的儿童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到1848年才禁止让工厂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即每周超过84小时；1900年工人获准每周工作70小时，1906年每周60小时，1919年每周48小时，1936年每周40小时，1982年每周39小时。今天，尤其多亏了计算机技术，生产力取得了加速的进步，似乎继续以这么快的速度获取自由时间是合情合理的。也许在一个世纪以来取得的持续进步中，就包括了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0甚至25小时的进步。可是，某些决策者的思想中仍然留有过去幻想的烙印，雇主联盟纯粹出于反应，发起了一场反对这种意义上的任何进步的战斗。一个雇主代表竟然把规定每周工作35小时的法规说成是“陈旧过时”的，而这个词清清楚楚地表示，该法规适用于过去的情况，而不再适合今天！
为了让人接受几乎全部用于强制性活动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把劳动神圣化了，把它说成是尊严的根源。按照这种观点，机器的介入被理解为不是一件好事，而是让这条源泉枯竭。
实际上，尊严是在投身到交流网络中获得的。我参与的所有活动的中心主题是，利用每个小家伙与周围人结成的关系，把他转变成一个人类中的人。所以，任何团体的首要目标是疏通这些关系。这不是说给所有人都提供工作，而是让所有人都在别人的帮助下，参与到建构自我这种有着取之不尽资源的活动中。
学校的职责是让孩子们准备好安排自己，并维持这个交流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将主要生产不能买卖的财富：健康、教育、文化、司法等等，因此避开了经济学家们的论证。这项准备工作需要孩子们付出和他们当前参与的竞争至少同样多的努力，而这种竞争是一个没有能力将他们全部接受的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这个准备工作激励每个人都参与到一种竞争中，不是和别人而是和他自己作斗争。
第三部分科学与伪科学
科学的态度基于怀疑和重新质疑，让人吃惊的是，在这种态度传播的同时，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还发展出了一些最粗俗、最幼稚、最不合情理的信仰。在一个占星家与“通灵者”大受欢迎的社会的影响下，孩子们会用和占星家与“通灵者”相同的言辞，证明他们完全理解了太阳系的结构，包括其中绕太阳运转的行星，还能说出他们出世的时刻土星所在的位置对他们智力“天赋”或者对他们以后在爱情或事业上成就的影响。这种前逻辑的思想摧毁了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的根基。科学的态度尊重观察结果，并由严密的推理而得出结论。任凭这种前逻辑的思想自行发展，因为它太可笑就以为它会自动消失，就因为太可笑，这种想法十分危险，这就好比一个征服者，把尚未攻取的敌方城池扔在身后，不去降服，而这些城池的驻军会准备好冲出城墙，去攻击他的后方。
只有在摈弃过去信仰遗留的糟粕的同时，才可能树立一种面对事实的清醒态度。这并不是鄙视那些信仰。它们曾是努力寻求理解的结果，尽管这种努力值得赞赏，但是那些信仰无法把借助更敏锐的观察和更深入的思考而渐渐发现的明显事实考虑进去。最早察看宇宙的先人们仰望着星空，只能把星星划分成星座，并给它们起名字。他们沿用这种方法，用拟人的方式来描述这些星星，从中看到了遥远力量的形象，最终试图通过想像这些无法接近的生命的行为或意志，来解释发生在我们地球上的事件。就这样，以感官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为基础，再加上想像对我们的暗示，关于星星的言论——“星相学”发展起来。
后来，借助更好的观察方法，比如伽利略制造的著名望远镜，我们发现了与我们开始的想像不同的事实。人们不得不承认，地球不是平的，而是一个球状体，天球只是表面现象，星根本不是分布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分散在一片无垠的空间里，它们被划分为星系。那些星座，无论是大熊座还是双子座，一下子就不存在了，它们只是因为视错觉而形成的：表面上接近的两颗星可能相距极其遥远。更好地观察星座，就是别再看它们。彩虹也是这样，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它，它就消失了。理解了这些视觉现象，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弓形根本不存在，它只是阳光在小水滴中折射的结果。
理解了星星组成星座只是迷惑人的表象，那么，所有使用“星座”这个词的言论，所有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发挥的内容都应该立即抛弃。可是，有那么多传说都和星座有关，这些传说又充斥在人们的集体想像中，结果，人们因为害怕面对今天发现的事实时，自己又会感到无所适从，便死抱着过去的那些说法不放。
关于星球的合理论说改换了名称，成为“天文学”。很可惜的是，天文学对星相学听之任之，星相学更加胡言乱语，因为它不再需要与现实有任何联系。科学从来不要求解释一切。各个学科对仍然存在问题的现象作了如实的清点。某些江湖骗子利用这种态度，回答说那是些靠古老传说才能解释的“灵异”现象。几年前，在汝拉省的一个村子里，突然发生了几场似乎原因不明的火灾，结果一大群“专家”说，这是神秘的大地力量或同样神秘的灵魂力量引起的，直到有一天，警察发现纵火者是一个有纵火癖的消防队员。这个神秘事件引发的议论沸沸扬扬，比起最后宣布的结果来，这些议论要广为人知得多。
当遇到一群在所谓“通俗”杂志上占星算命的孩子时，常常很难进行这场与最严重的蒙昧主义的斗争。这些杂志是他们买的，或者是他们父母收到的。他们被不由分说地灌输了那些不容置辩的言论，最后便相信，诺查丹玛斯诺查丹玛斯（1503～1566）：法兰西医学家、占星学家、预言家。——译注预测到了最新选举的结果。
众多媒体在星相或者“灵异现象”方面狂轰滥炸，操纵了人的思想，要力图看清楚这种可怕的操纵行为，可以提出两种类型的论据：对想像中的星辰作用进行真正的科学分析；回顾以前的预测来进行研究。
维护星相学的人及其同党，最常把某些“先知”预见未来事件的能力提出来作为论据。媒体往往强调几个例子，证明预测与现实之间惊人的一致性。这样，一个人突然想起他在远方生活的儿子，而几天后他得知，就在他产生想儿子念头的时候，儿子死于一次意外事故。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似乎必须承认，有一种预知的力量或者心灵感应发挥了作用。其实，这种或然论的推理是错误的。它没有考虑到，人的头脑里得有多少次同样的想法，而后来并没有发生一件事可以证实这个想法，所以，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忘记了。因为那些被证实的巧合情况受到了特别重视，使得只不过是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看起来像是个奇迹。而且，只要回头看看那些最著名的预言家按惯例在年初接受提问时所作的预言，就能发现他们明显的失败。只有那些用模糊字眼表达出来的预言，模糊到任何事件都能与之相符，才能给人以假象。只要预言过，在1997年间，某些王妃将会遭遇很大危险，就可以为自己预言了戴安娜的致命车祸而在事后得意扬扬。
打碎这些幻觉的最有力证据，就是运用逻辑推理。把我们出生时金星的位置与我们下周恋爱的可能性联系起来，这种因果关系是经过什么奇怪的发展过程得以传播开来的？科学尽全力设想这个过程，并验证从所提假设中得出的结果，根本想像不出这种过程来证实那些占星的说法。编造这些说法的人，充其量就是些抄袭古老秘诀的天真汉，最坏的，也更有可能是些不太费力便发了财的滑头。
这些占星术惟一的有利方面，在于它们提供的建议往往很有道理：“三思而后行。不要任性发怒。开车时要格外小心……”因此，它们对不知道怎样确定生活方向的弱者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的确如此，但难道因此就应该让年轻人相信那些蠢话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样的代价是沉重的。这就是接受天意，服从已指明的命运，这种命运不是像古代那样由神灵确定，而是由行星确定的。既然在我出生时火星和木星的相合，从我的人生道路起步时就已经决定我将是个失业者，或者成为总经理，那我为什么还要试图为确定生活方向而努力呢？这就是以新形式重出江湖的宿命论。不过，神学家只是在讲到有关永福时才提到它。与这种蒙昧主义作斗争，就是要投身到组织一个社会的工作中来，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将意识到需要建设明天。这难道不是学校的首要职责吗？
第三部分上帝无处不在？
人们认为，一贯爱提“上帝无处不在吗？”这个问题是记者雅克·尚赛尔雅克·尚赛尔（1928～）：法国著名记者，电视台制片人和主持人，也曾参加了大量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译注的怪癖，他擅长采访形形色色的名人。在我与小学生见面时，当我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当我的科学家身份消失在作为老爷爷的我身后时，他们最后总是用其他字眼提出同一个问题。我长时间都宁愿回避这个问题，认为我的职责并非干涉孩子们的家庭按自己的信仰设置的一个私人领域。
经过考虑，我感到这种逃避与我设法保持并表露出的真诚态度相矛盾。有了这样的经验，我采取大量的预防措施，描述我的亲身经历作为证据来回答他们。我的经历丝毫没有典型性，我也并不力图将之树立为榜样，以免有任何吸收门徒的迹象。以此为代价，便可以建立一种开放式的对话，因为他们为了真正理解我的话，需要了解我现在的态度是怎样的一种个人发展过程的结果。
我出身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家庭，因而受到的教育是要遵守该宗教的信仰、圣事和习俗。接着就到了存疑和拒绝的年龄，这与其说是因为需要反对而产生，不如说是由思考引起的。于是，不仅在童年里接受的素材而且在生活提供的所有材料的基础上，发生了一次重建自我的缓慢过程。最后，我接近了某种程度的稳定，感到我的天主教成分越来越少，基督教成分越来越多；在基督教意义上，或者成为基督徒，就是要认真对待据说是基督这个人提出的生活箴言，他在两千年前就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在这个时而受到碰撞的发展过程中，因为见面、阅读、思考和感动而引起了分歧，特别是由科学活动及其要求的严密性所引起的分歧。重要的是，要老老实实地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而不要死抱着过去认准的念头一成不变。
了解了这些，听我讲话的那些年轻人，不管其家庭是穆斯林，信基督教、犹太教、万物有灵论还是不可知论，便可以对我的回答作出更好的响应，并发现那些过于受我个人立场左右而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回答。
那些更小的孩子尤其会对生命的意义提出问题，因为生命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死亡。“既然我会死，为什么还要出生呢？”“死亡将多么悲惨啊，我宁可不出生。”“死了以后，会有什么？”中等班二年级的孩子们常常发出这样的评论。我们发现，所有对生命意义的担忧，其根源都是因为死亡是显见的事实。我们大家都曾因某位近亲的亡故受到过难以承受的打击。曾经有过一个人，他再也不存在了，这可能吗？一切都迫使我们无法完全接受这种消亡，这种继存在之后突然来临的空虚。应该有个东西，不是一个“东西”，靠刚刚消失的这个人生活。但会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收集不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因为这种变化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大家只能提出一些假设。不管怎样，没有任何理由为这一点争吵。
也许别太强调这个问题会更好，因为最终也不可能在观察或经验的基础上回答这个问题。面对这个关于我们本身死亡的问题，可以采取一种乍一看不合逻辑但总归有效的态度：我跟你们打赌我不会死，我毫不犹豫地赌上1000法郎；这份赌注我肯定不会输掉，因为到你们明白自己赢了的那天，就太迟而拿不到这笔赌注了。这只是开个玩笑，但可以让我们明白，一旦涉及死后的事，那么触及某些概念是很荒谬的。
我们应该优先考虑与死前，即生命有关的问题。首先要清醒地衡量生命这份了不起的礼物的价值，不是作为生命本身，而是男人或女人的生命。如果仅仅把生命定义为一系列生物过程，这些过程发生、为维持尽可能长的时间而斗争，最后以妥协、消亡而告终，那么生命就太微不足道了。生命只是一连串平凡的事件，几乎不值得惊奇。一个人的生命则多得多，因为他知道他活着。他有存在的意识。他明白，现在的时刻之后便是将来的时刻，虽然尚未存在，但他有办法控制。他是宇宙创造的，有能力改造它，因此他负有责任。
“你们的生命需要构筑，你们很年轻，有很多可能性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你们来学校，是为了打开这些可能性的大门。”
最大的孩子更常用惯常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先生，您相信上帝吗？”我首先提醒他们，据说爱因斯坦对这个问题曾反问道：“告诉我你们所说的上帝指什么，我再回答你们。”我的反应不是问上帝，而是问“相信”这个动词。你们认为这个词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相信，就是相信和你说话的人所说的话。但这种信任是主观的。“我相信你”意思是说，我确信您是真诚的，但和每个人一样，您也可能弄错，您所描述的事情可能与事实不同。
在科学家的语言中，“相信”这个词是没有地位的。任何研究都是以一项观察为出发点，这种观察总是不完全、不精确的。在这项观察的基础上，科学力求提供解释，解释形式是一种总是暂时的、总是可以修改的说法。牛顿并不“相信”万有引力。他并没把物质之间的引力描述为一个事实，而是试图解释落体和行星的运动（说实话，他做得非常成功）。他没有断言“物质相互吸引”，而是说“一切发生得就好像物质在相互吸引”，其吸引力可以用他著名的公式计算出来。此外，他的说法不能解释后来观察水星运动所发现的事实，而必须用爱因斯坦提出的说法——相对论来取代它。这并不是反对牛顿，而是对他的思想进行发展，直到新的理论出现再发展爱因斯坦的思想。科学的态度不在于相信，而在于一步步地提出质疑，并作出修正。每一次进步，都像在与探索同时出现的现实中，获得了一次新的成功。
这种态度并不因此就能解决所有的苦恼。面对这些苦恼，我们也许需要想像出一些逃避任何观察企图的事实。
这种需要，有些人感觉到了，有些人则没有。我不隐瞒自己属于第一种人，但是我无法理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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