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之谜-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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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弄好了，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现在当务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恶果。　　　　

　　紧接着5月21日，又发生了“马日事变”，即在蒋介石、　汪精卫唆使下，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而陈独秀不贯彻五大的正确决议，不采纳党内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队的正确意见。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攻击，采取了妥协退让的错误办法，致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加疯狂，在短短20多天里，就在长沙及附近各县屠杀了一万多人，革命危机日趋严重，一些不坚定分子消极逃散，有的甚至公开叛党。　　　　

　　随之，冯玉祥也公开反对工农群众及共产党，并下令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　　　　

　　以上这一系列事件的恶果是工农的鲜血流遍大江南北，革命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　　　　

　　之二、党中央改组　李立三当选临时中央常委　　　　

　　在中共召开的五大会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等7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人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5月下旬，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不指名批评了陈独秀，并指示鲍罗廷“动员2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这时，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　继蒋介石叛变之后，由动摇走向反动。各种反革命力量结伙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扑来，党内思想混乱，党的领导“像迷失路途似的”。　　　　

　　6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明那兹同志去武汉接替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的工作。　　　　

　　6月底，共产国际来电，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解除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并调回国。但鲍罗廷扣住了国际的训令，没有及时传达执行。因为他清楚自己和陈独秀的命运的一致性，陈独秀时代的结束就是他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尽力拖延，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不能继续拖了，因国民党已准备公开叛变，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　　　　

　　7月7日（或8日），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传达了国际的训令。陈独秀一言不发，只点了点头。老鲍很伤感，在中国很多问题上，他与中共这位领导人是一致的。他宣布：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政治局职权。　　　　

　　会后，陈独秀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收拾了自己的办公室，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了咧嘴，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　　　　

　　7月1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从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随后不久，共产国际来电，调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因此，7月14日鲍罗廷在瞿秋白陪同下就上庐山去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　　　　

　　7月14日晚，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了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党计划。7月16日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之，汪精卫集团就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2）　

　　之三、　主持第一次九江会议　力主“独立的军事行动”　　　　

　　在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面对汪精卫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大屠杀，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并取得胜利，新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在军事上又决定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把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所在的第11军（叶是11军下属、24师师长）和贺龙的第20军，开回广东，“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图再举。为此，党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与秘书长邓中夏去党的力量较强的第4军、第11军驻地――九江，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　　　　

　　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问题，李立三在1927年10月写的《“八一”　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一文中指出：“我们动身（去九江）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任务。”也就是说，在此以前，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　　　　

　　7月19日李立三和邓中夏奉中央命令抵达九江后，谭平山也到了九江。当天晚上，在九江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召开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会议。　　　　

　　一向敢于冲锋陷阵的李立三在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时指出：“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　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生智）。张发奎态度虽然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精卫）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即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在军事上，4军、11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四岭、涂家埠一带，20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3军移驻樟树，9军移驻临川。程潜之6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发奎）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由于“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3、6、9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　　　　

　　邓中夏也表示了他的同感：“对，我们党内还有相当的人对张发奎抱有幻想，我认为应该抛弃这种想法。”谭平山当即提出：“现在的部队应集中南昌，在此联合贺龙的20军举行暴动。”三人商议“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20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建议就在这天晚上确定下来。”“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　　　　

　　此时，前中央常委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他们研究以后，3人分工：谭平山留在九江，20日，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瞿）秋白听完李立三、邓中夏的分析意见后，情绪激昂地说：“我们早就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冀。”“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李立三）即请秋白代表在浔（九江）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当时，林伯渠的堂叔在庐山英国人开设的饭店——仙岩客寓当大师傅，22日李立三又在他的厨房里召集了一次会议。他们用围裙遮起窗户，点起蜡烛，讨论有关武装起义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林伯渠等10来个人。大家都表示赞同。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对举行南昌起义建议的提出有明确记叙，他写道：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部分力量，重返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　　　　

　　之四、第二次九江会议再议决暴动计划　　　　

　　正当李立三与邓中夏在庐山与瞿秋白商谈时，谭平山在九江得知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等将在庐山开会，要“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　　　　

　　7月23日，恽代英、贺龙到达九江，“黄琪翔、　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同时（谭）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又得叶挺出来说硬话，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由于形势危急，谭平山、恽代英发电报通知仍留在庐山的李立三回到九江开会。　　　　

　　7月23日晚和24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具体研究了南昌暴动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叶、　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　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　　　　

　　第二次九江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　但在讨论要不要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纲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　　　　　

　　7月22日，鲍罗廷与瞿秋白从庐山秘密赶到武汉。25日临时中央常委开会，鲍罗廷又宣布：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秋白把（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决定（建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在）南昌（起义）的决定。”会议同意了瞿秋白由九江带回去的提案。　　　　

　


第三部分武装起义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3）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他（周恩来）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资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作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　　　　

　　鉴于当时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故“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　　　　

　　之五、第三次九江会议再讨论行动方案　　　　

　　中央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奉命于7月25日到了九江，立即召集在九江的李立三等人开会。会上，周恩来“报告（传达了）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会后，周恩来等“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同时，周恩来还对在九江的同志讨论土地纲领时出现的分歧，传达了“中央的意见”，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把没收大地主之土地列入了政纲，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会后，周恩来、李立三、刘伯承、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等“于7月27日齐赴南昌，（在江西大旅社）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后来，张国焘、谭平山也参加了前委会议，但不是前委委员。至此，南昌起义由酝酿、决定转入实施阶段。前委27日同时决定成立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30日晚举行暴动。”　　　　

　　28日，周恩来亲往第20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就起义问题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坚决果断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周恩来当即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的总指挥。”“担任起义军参谋长的刘伯承，与贺龙一道审慎周详地制定了起义的作战计划。”　　　　

　　之六、　张国焘受命阻止起义　　　　

　　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同意在九江的同志关于在南昌举行起义的建议后，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意见，报告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很快回电。“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在（国民革命军）军队中的同志（共产党员）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　　　　

　　7月26日下午4时，汉口一所住宅里走进来了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中常委和中委，除他们之外，还有罗明那兹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名翻译人员若克、家展。这是在罗明那兹的坚持下，中央常委会在此要举行秘密会议。　　　　

　　瞿秋白首先发言说：“当前有一个紧急的情况，需要我们立即讨论。不久前新的中央作出决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目前，暴动正按计划进行准备，我们很需要苏联方面对暴动给予支持。今天在此聚会，　主要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同志以及苏联